1941年3月，萨特结束了9个月的战俘生活回到巴黎。复活节之后，重新回巴斯德中学任教。
大家发现，萨特回到巴黎后，他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变得严峻，甚至有些僵硬，就连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的波伏娃也为他的巨大变化而惊讶。
萨特曾经多次对朋友们说：“我回巴黎不是为了享受自由的甜蜜，不是为了单纯地活着，而是为了采取实际行动。”
波伏娃既有些担心，又有些疑惑：“在德国势力如此嚣张的巴黎，能采取什么行动呢？”
萨特回答说：“人们之所以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彼此闭塞，而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我要做的正是打破这种闭塞的局面，把人们团结起来，组织强有力的抵抗运动。”
萨特立即找到了他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坚定的反德分子。此外，他还与高等师范学院时的同学墨里奥·彭迪来往密切。
经过几次聚会后，在萨特的倡议下，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抗德的知识分子组织。萨特和小组成员们决定把这个组织取名为“社会主义和自由”。这既是他们的行动纲领，也是组织的基本目标，同时也是他们为解放后的新政府设想的名字。
“社会主义和自由”组织很快开展活动了，第一次会议就在米斯特拉尔旅馆波伏娃的房间内举行，成员们就活动的具体方式展开了讨论。一些人倾向于使用暴力，但被大多数人否定了。最后会议决定：在短期内，组织应以吸收新成员、收集情报、散发传单、设法与其他抵抗者取得联系为主要任务。
“社会主义和自由”秘密行事，小组的成员们投入了紧张的斗争中。他们常常在旅馆里或某一位成员的家里碰头。萨特在短时间内撰写一些鼓动性的文章，然后在小组创办的地下小报上刊登出来，其他人则马上把这些简报以及其他宣传小册子散发出去。
从未写过政治论文的萨特惊讶于自己一开始写就驾轻就熟，而那种首次融入斗争团体的感受又让他兴奋不已，他不时地叫道：“是的，早该行动了！”
但是，法西斯势力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胜利。萨特和他的小组开始感到必须准备面对盟国彻底失败、法国无法收复的可怕前景。
过了不久，萨特发现，其实法国早就存在许多与他们相类似的抵抗组织，而其中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还是他的一个少年伙伴阿尔弗雷德·佩隆。萨特立即与这个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常常在丁香花小园圃或卢森堡公园里举行“组织”联合会议。
更多的人走到了一起。
萨特一边认真地履行着自己所担负的任务，一边对巴黎乃至国内的局势进行全面的观察了解和冷静的分析思考。他发现，抵抗运动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虽然抵抗组织遍地皆是，但它们几乎都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力量有限，缺乏必要的谨慎，没有一个具有极强号召力和极高威信的领导者。
萨特在苦苦地思索：如何使“社会主义和自由”小组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抵抗运动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呢？
作为作家，萨特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他的同行们。
暑假的时候，萨特和波伏娃决定骑自行车离开巴黎，旅游各地，去同一些眼下逃避在自由地区的知名作家取得联系，以争取赢得他们对“社会主义和自由”组织的支持。
在一名妇女的带领下，他俩艰难地穿过了田野和森林，终于抵达自由地带。白天，他们骑车赶路，晚上，他们就露宿于田野、草地中。
第一站是瓦利尔斯，这里隐居着曾经十分赏识萨特的文坛元老吉特。然而他们很快大失所望地离开了，因为吉特对他们的组织和计划不感兴趣，他甚至没有邀请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到家中小憩。
萨特和波伏娃没有泄气，又向第二个目标出发了。马尔罗也是当时法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而且是一位领导政治活动已经10年的斗士。在西班牙内战中，他显示了一个作家在革命事变中所能起到的干预作用。
人们常常赞扬说：“马尔罗简直胜于一个营的兵力。”因此，当萨特和波伏娃奔往马丹角马尔罗的府第时，他们满怀信心。
这次，他们受到了马尔罗热情的接待，在豪华舒适的别墅内，马尔罗让仆人特意为萨特和波伏娃烹制了美味的马里兰小鸡。
然而一谈到正题，这位曾经斗志昂扬的作家却情绪低落下来，马尔罗说：“由于最后法西斯还是统治了西班牙，我已经感到累了，我有意隐退。现代战争的结局完全在于哪一方拥有技术上的优势，就你们的抵抗组织来看，在这个时候有所行动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荒谬的。重要的是，你有武器吗？”
萨特和波伏娃被问得哑口无言，他们受到了第二次沉重打击。
一无所获的萨特和波伏娃回到了巴黎。这次出访他们行程2000多千米，风餐露宿，历尽艰险。
然而回到巴黎之后，他们失望地发现，巴黎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没有政党领导的组织难免会因为散漫而显得薄弱，开创阶段曾经蓬蓬勃勃的各种组织都已经陆续散伙了，仅剩的几个也正处于解体阶段。
当时，法国共产党非常强大，它有严明的纪律、严密的管理机构，然而他们不信任这些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组织。他们甚至怀疑萨特之所以被德国人释放，是因为他同意当奸细。
萨特感到日渐孤立。
巴黎的气氛愈加阴郁，墙壁上处决法国人的布告与日俱增，人们过着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日子。萨特开始苦苦思索马尔罗的话。
风声越来越紧，萨特的那个儿时伙伴被捕，紧接着，波伏娃以前的一个学生也遭到了逮捕。
形势不容再三考虑，萨特痛下决心：立即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因为它已经势单力薄，它的继续存在只会给其成员带来危险。
“社会主义和自由”组织就这样夭折了。组织的解散令萨特痛心不已。他在战俘集中营就开始筹划建立这样一个抵抗组织；被释放之后，又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想使它逐步壮大。尽管人人都觉得殊可惋惜，然而冒险与达到目的是完全不相同的两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