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世智慧：
英国学者贝尔的天赋极高，人们都说若他研究晶体和生物化学，一定会获得多次诺贝尔奖。但他却自甘默默奉献，将一个个开拓性的课题提出来，并指引别人登上了科学的高峰。在与人相处中，我们也应该有贝尔的精神，甘当人梯，善当伯乐，“慧眼识珠”为他人创造机会，不仅可以让有才干的人得以发挥他们的才干，同时于“伯乐”而言，这是一笔非常重要的人际财富。
自从“伯乐”一词由善相马转为善相人以来，就有了无数识人、用人的故事，把“伯乐”一词填充了丰满的血肉。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期间的用人故事，是这其中最动人的一个。
蔡元培先生是在军阀混战的1917年1月出任北大校长的。当时的北大，人才奇缺。从就职那天起，他就当起了伯乐。当他认准年轻的陈独秀是匹“千里马”时，就力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他亲自登门去请，没想到却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但蔡先生毫不气馁，仍然天天去。有一天，由于去得太早，陈独秀还没起床，蔡先生就搬了个凳子坐在屋门口等候。茶房看不过去，几次欲进去叫醒，为了不影响陈独秀休息，都被蔡先生阻止了。要知道，当时两人的身份地位，在现在看来也是极其悬殊的，蔡先生是鼎鼎大名的北大校长、国学大师、学界泰斗，而陈独秀仅仅是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进步青年，正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
陈独秀果然没让蔡先生看走眼，他把个北大文科办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一眼就认准了作者胡适是匹“千里马”，立即向蔡元培推荐。这样，刚刚从美国回来正愁找工作难的26岁的胡适成了北大教授。
蔡元培先生当“伯乐”当得最出神入化的是他发现和起用梁漱溟的事。当时，中学毕业的梁漱溟想到北大当个旁听生，于是通过中间人找到了蔡先生。梁漱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怀揣着他刚写的论文《穷元决疑论》拜访了蔡先生。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本来想当旁听生，却被当场邀请当教授，讲授“印度哲学”。蔡先生当伯乐的故事一时间成了绝版的神话。若遇不见蔡先生，梁漱溟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正是这历史性的一见，使梁漱溟成长为一代哲学大师。
正是由于蔡元培先生的这种“伯乐”精神，他在北大的十年，吸引了辜鸿铭、刘师培等许多鸿儒，聚首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巨星。蔡元培先生这样当了一次一次的“伯乐”，才吸引到大批的人才去北大工作，从而成就了北大的辉煌，也成就了蔡元培先生的一世英名。
宋朝时的太尉王旦，曾经推荐寇准为宰相，但寇准多次在皇帝面前说王旦的缺点，而王旦却专门夸赞准的长处。有一天皇帝对王旦说：“你虽然夸赞寇准的优点，可是他经常说你的坏话。”
王旦说：“本来应该这样。我在宰相的位子上时间很久，在处理政事时失误一定很多。寇准对陛下不隐瞒我的缺点，愈发显示出他的忠诚，这就是我看重他的原因。”
有一次，王旦主持的中书省送寇准主持的枢密院一份文件，违反了规格，寇准马上将此事向汇报给皇帝，使王旦因此受到责备，连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人也受到处分。事隔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文件送中书省，也违背了规格，办事人员很高兴地把这份文件送交王旦，王旦不但未告发寇准，还把文件退还给枢密院，请他们主动改正。
对这件事，寇准十分惭愧，见到王旦，恭维王旦度量大，王旦默不作声。后来，寇准升任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感谢皇帝道：“不是陛下了解我，如何能得到如此重用。”皇帝对他说：“这是王旦推荐你的啊！”寇准更加敬服王旦。
王旦不计个人恩怨，举贤任能，最终也得到了寇准的尊敬。王旦当大臣十八年，其中当宰相十二年，经过推荐的大臣十几个，其中未当上宰相的仅李及、凌策二人。在他的身上所反映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贝尔法则。王旦因此在朝中备受尊敬与推崇。
处世中，当一次“伯乐”，就是给别人创造了一次机遇，他人可能因为这样的一次机遇，命运就此发生转变。而“伯乐”将会换来他人长久的尊重与敬爱，这便成为“伯乐”重要的人脉资源。举手之劳，帮人惠己，何乐而不为呢？！
感悟箴言：
在于他人交往中，当一次“伯乐”或许对每个人来说或许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对“千里马”来说，意味着命运的转变。甘当一次人梯，可能换来的是别人一辈子的感激，何乐而不为呢。尤其是做领导的人，对待有才干的人，不仅是帮了他一把，更是为自己的管理工作锦上添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