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代理成本理论认为公司的股权结构（内部股东和外部股东持股比例）和负债行为具有相关性。Du and Dai（2004）从终极产权的角度，认为金字塔所有权结构下，公司现金流权同控制权分离可能对公司杠杆产生三种效应：即非稀释堑壕效应、负债的承诺效应（Friedman et al，2003）和恐惧财务危机的堑壕效应。
由于所有权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目前关于所有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之间相关性的研究普遍采用单年度样本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或者面板数据的混合回归，而未能进行模型设定的检验，这很可能导致估计系数的偏误和不一致。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作为一次大规模的自然实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检验模型设定的机会。由于股权分置改革中大部分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发生了变化，所有权结构的时变特征使其可以包括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中。我们可以根据数据自身特征考虑潜在的非观测效应来选择合适的模型探索所有权结构和资本结构的关系，以得到较为可靠的结论。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部分是通过IPO上市，而部分通过并购重组而民营化。由于我国严格的上市制度，导致上市公司的壳资源价值，绝大部分并购重组民营化的公司民营化前都陷入了财务困境。通过并购重组民营化的公司和通过IPO上市的民营公司之间各方面特征都存在着显著差异。
本章从终极产权的视角，利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对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现金流权同控制权分离程度与公司杠杆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进行经验验证。考虑IPO上市民营公司和并购重组民营化公司之间的特征差异，本章也将民营上市公司分为IPO上市和并购重组民营化两个子样进行研究以探寻制度环境对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
与目前大部分此类研究利用横截面数据进行简单二乘回归或多年度数据混合回归不同，本章抓住股权分置改革客观导致公司所有权结构的时变特征信息，利用平衡面板数据，用Hausman检验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选择，避免了由于模型可能的错误设定而导致谬误性的研究结论。本章的新发现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与公司负债正相关，现金流权同控制权分离程度与公司负债负相关，此发现支持外部股权和负债是替代性的融资方式，而不支持目前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的金字塔结构下终极控制人资本结构选择过程中的代理成本效应。第二是公司风险在IPO类公司样本回归模型中系数显著为正，而在非IPO类公司样本回归中系数不显著异于0，此结果从另一个视角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