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所谓“异化”和“归化”，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前者主要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有“异”于目的语；后者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同化于目的语。它们在翻译中的可行性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读者的需要、文化间相互依赖的程度等，具有各自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有人把归化理解为意译，把异化理解为直译，认为“异化和归化的矛盾实际上就是我国翻译界长期以来的直译派与意译派之争”，这是不全面的。这一对概念都是有相互重叠的一面，如归化和意译都指译文通顺，符合译入语的语法规范；异化和直译都追求与原作的“等值”，尊重原语的语法规范。但归化和异化更强调文化因素，它所涉及的主要是文化立场问题，而直译、意译则侧重于语言操作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建构与学术争鸣中，“归化”和“异化”这一对范畴表明中国翻译论争由翻译方法论而扩展到了更高层次的翻译文化论。
一、“归化”和“异化”的彼此消长
近代以来，对于西方列强的崛起，中国的士大夫们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事实，他们被迫承认西方在器物和制度的层面上优于中国，但仍保持着汉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清末民初，还出现了一股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文化思潮。国粹派认为，“国粹”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人物事迹”等。许多译者就是带着这种心理上的文化优越感和现实中的挫折感，开始翻译西方科学和人文著作的。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林纾，甚至到20世纪初西风东渐历史大潮中，依然没有文化劣势心理和自卑之感，从某种意义上看，林译小说显示出了林纾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自信。将“归化”翻译推向极致的“豪杰译”就是这种文化优越感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清末民初的外国文学翻译大都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梁启超在“诗界革命”中明确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他称自己翻译的拜伦的《哀希腊》是“以中国调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在窒碍，万不能尽如原意”。陈蝶仙在概括近代翻译小说的特点时说过：“人但知翻译之小说，为欧美名家所著，而不知其全书之中，除事实外，尽为中国小说家之文字也”。指的就是翻译小说中的归化现象。郑振铎在《清末翻译小说对新文学的影响》一文中也指出了晚清翻译文学具有“妥协”的特点：“即在内容上不敢违背中国读者的口味及其伦理观，甚至修改原作以和中国旧势力妥协；在形式上也把它译成文言及章回体等”。这也是“归化”翻译的特点。
到了五回新文化运动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大量引进西方文学，以达到颠覆中国传统旧文学的目的。至于译者，他们一旦意识到自身文化上的不足，一种自觉模仿的翻译观便会随之而来，注意吸收源语的表现手法、叙事手法等，也就是采用“异化”法。这多少透露出新文学运动先驱者对民族本位文化缺乏自信。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大力鼓吹白话文，白话文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地取代了文言文，翻译文学的语言也自然而然地运用了白话文。但由于许多人认为白话文“质直”、“干枯”、没有“余味”，被时人认为无法表现复杂的思想和情感。于是，在文学翻译乃至文学创作上采取了“异化”的补救方法。
较早指出白话文缺陷的，是白话文的提倡者之一傅斯年，他说：
现在我们使用白话文，第一件感觉苦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语，异常质直，异常干枯……我们使用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的培养；所以觉着非常的干枯，少得余味，不适用于文学……我们不特觉得现在使用的白话异常干枯，并且觉着它异常的贫……可惜我们使用的白话，同我们使用的文言，犯了一样的毛病，也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组织上非常简单。
既然白话文如此不能承担其文学创造的功能，该如何完善它呢，傅斯年开出的药方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方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也就是主张“全盘西化”来改造白话文，亦即以西洋语言来改造我们的白话文。
现在看来，主张“欧化的国语”似乎有点激进，但在五回时期这是一种主流意见。郑振铎也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发出过相类似的感慨：“中国的旧文体太陈旧而且成滥调了。有许多好的思想与情绪都为旧文体的程式所拘，不能尽量的精微的达出。不惟文言文如此，就是语体文也是如此。所以为求文学艺术的精进起见，我极赞成语体的欧化。”《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更是主张“创作家及翻译家极该大胆把欧化文法使用”。鲁迅也强调文学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虽不主张全面欧化，但他肯定翻译文学是改造白话语言的重要一途，“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总之，认为“只有欧化的白话文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外国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极为普遍，并被视为理所当然。
20世纪40年代后，由于现代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汇和语法的基础上基本成熟，正如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正确地指出：“西洋语法和中国语法相离太远的地方，也不是中国所能迁就的。欧化到了现在的地步，已完成了十分之九的路程；将来即使有人要使中国语法完全欧化，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异化”翻译改造和丰富汉语白话文的历史要求基本实现，人们不再强调翻译在引进外来词汇和语法中的作用，转而强调翻译文学必须使用纯正的中文，而不应该是“翻译腔”或“翻译体”，以适合广大读者的阅读要求。例如傅东华在20世纪40年代初翻译出版的美国作家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就有意识地使译文“中国化”。他在《译序》中指出：
如果一定要字真句确的泽，恐怕读者读起来反要沉闷。即如人名地名，我现在都把他们中国化了……有许多幽默的、尖刻的、下流的成语，都用我们自己的成语代替进去，以期阅读时可获如闻其声的效果。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
这显然是以“归化”为自己翻译的自觉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在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做的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中，茅盾充分肯定了优秀文学译本中的欧化句法对于我国语体文法的严密性的重要作用，认为“这些优秀译本中的适当的欧化句法对于我国的语体文法的严密化，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这是欧化句法带来的好处”，但同时他也指出这“也有流弊”，那就是“有些青年盲目模仿，以至写出来的东西简直不像中国语”。他认为：“要从外国作品中去吸收新的语汇和表现方法，必须是在本国语言的基本语汇和基本语法的基础上去吸收而加以融化。生吞活剥，杜撰硬搬，都是有害的。”这表明了文学翻译异化归化的导向上的变化，即不再无条件地肯定“异化”，而且从整体上倾向于“归化”。那时，官方在文学观上倡导“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本土民间资源得到进一步重视，西方文学则被纳入“资产阶级文化”的范畴。《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的社论中提出：“要促使每一个说话和写文章的人，注意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社论还明确指出：作家们和翻译工作者重视或不重视语言规范化，影响所及是难以估计的，因此，“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提出特别严格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异化”翻译不再被提倡甚至受到批评。1959年2月14日，茅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一文，在论及民族语言时，他说：“例如我们有些作品的文字是所谓翻译体，不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由此可以看出，以茅盾为代表的中国高层文化官员对异化法持排斥的态度。学界也认为阅读使用异化法翻译的作品，“往往如行崎岖小路，相当吃力，而且干巴巴，不生动，不活泼，既不丰富多彩，又不精炼简约，更谈不上韵味，总之……并不具备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
二、“归化”与“异化”之争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总体上不断趋于全面解禁和开放，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以强势姿态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异化”翻译重新受到不少人的推崇，而“归化”翻译也不乏提倡和维护者。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主张多一点欧化和主张多一点汉化，正在发展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派，会译出风格大不相同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在翻译及翻译文学界就展开了“异化”和“归化”的论争。郭建中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两派之争的几个理由。据他的看法：主张在译文中保留原语文化的“异化派”提出的理由有如下五条：
第一，有必要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且这也往往是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第二，译者应当相信读者的智力和想象力能够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第三，在目的语文化中移植原语文化将会丰富目的语文化及其语言表达方式；第回，翻译应当起到文化交流作用，而且这也正是翻译的主要目的。第五，译文如果不能传达源语世界，就不能算是“忠实于原作”。
而主张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派”提出的理由如下：
第一，源语的语言规范强加给目的语，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同样，试图把原语文化体系强加给目的语也是危险的，因此，译文不仅克服语言的障碍，还要克服文化的障碍。第二，因为翻译就是交际，因此译者的任务之一就是避免文化冲突，而文化冲突就会导致各种形式的误解。第三，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译文读者对现实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读者就能更好的理解译文。所以，要尽可能地将原语文化转换成目的语文化；第回，译者不能对读者的智力和想象力提出过高的要求，而应尽可能使原语文化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第五，从交际的观点来看，在一种文化中有效的交际方式在另一种文化中未必有效，因为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中的“译意”就是在两种文化中取得“文化对等”。
但实际上，在我国文学翻译界，除台湾和香港地区外，“归化派”的上述主张并不是在公开的论辩中明确张扬的，而是潜在的。
在大陆文学翻译界，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一定“归化”倾向的是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他在《翻译通讯》1981年第1期发表文章《翻译的标准》一文，提出了“忠实于原文内容，通顺的译文形式，发扬译文的优势，可以当作文学翻译的标准”。1982年，他又在《翻译通讯》上发表《扬长避短，发挥译文优势》的文章，通过自己的翻译经验说明：“重视通顺是翻译的必需条件。也就是说，翻译不忠实通顺是不行的；扬长避短，发挥译文的优势却是翻译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译者越能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译作就越好。”同年，他又提出了“译作要与原作竞赛”的主张，说：“翻译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在竞赛中，要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能取一种文化之长，补另一种文化之短使全人类的文化得到进展，那就是翻译工作者最高的目标了。”在《红与黑》中译本序言中，许渊冲把自己的翻译主张总结为“美化之艺术”——
总而言之，我认为文学翻泽是艺术，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竞争，这是我对文学翻泽的认识论。在竞争中要发挥优势，改变劣势，争取均势；发挥优势可以用“深化法”，改变劣势可以用“浅化法”，争取均势可以用“等化法”。这三化是我再创作的“方法论”。“浅化”的目的是使人“知之”，“等化”的目的是使人“好之”，“深化”的目的是使人“乐之”。这“三之”是我翻泽哲学中的“目的论”。一言以蔽之，我提出的翻泽哲学就是“化之艺术”四个字。如果泽诗，还要加上意美、音美、形美中的“美”字，所以我的翻泽哲学是“美化之艺术”。
他还认为，中西语言各有优势，各有劣势。汉语的优势是内涵丰富，一中见多，说一指二，这还体现在回字格词组——成语——上，体现在造字的运用上。他进一步阐述了“三势论”，说：“发挥译语的优势就是运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原语一般都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如果译文对应的词语也是最好的表达方式，那两种语言就处于均势。但译文对应的词语往往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而是处于劣势，所以需要转换成为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才能取得均势，甚至优势。这就是原语译语的三势论。”
除许渊冲外，翁显良在1983年发表的《意态由来画不成》一文中，也提倡“发挥汉语的优势”，认为“原著的艺术性越高，越要发挥汉语的优势”，为了译文的美，“必须有打破原文表层结构的自由”，“不在乎词句一一对应”。
“发挥汉语（译语）优势”论、“与原作竞赛”论，其实质就是主张发挥译语文化，即译入国文化的优势。虽然许渊冲等先生从未明确使用“归化”这个词，但他的论断中所包含的“归化”倾向，应当说是十分明显的。所谓“美化”，似乎指的就是在翻译中以中国语言之“美”将原文加以适度的“归化”，可以说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内地文学翻译界“归化”派的代表。“两论”提出后，旋即受到了不少人——如陆谷孙、许钧、方平、郭宏安、罗国林等翻译家及译论家——的批评。如英文翻译家陆谷孙在《中国翻译》1998年第1期上撰文表示：“我更反对‘发挥汉语优势’，以译本和原著‘竞赛’……”。郭宏安先生在《略谈译者的三种心态》一文中，把译者的心态分为高于原作的心态、与原作平等的心态、低于原作的心态三种。他认为，“美化”的翻译观采取的是高于原作的心态，表示不赞同这种心态。他说：
“美化之艺术”往往片面地理解文学语言的美，以为其美尽在于词汇和语句，所以堆砌辞藻成为追求美、追求精彩的主要手段。文章于是变得词语华美典雅、音调和畅悦耳，充满四六句的骈丽之文，若是原文的风格是古直、瘦硬或是通俗的呢？那就对不起了，因为泽文原本是要美化的呀！所以在这种心态下，所提供的泽文是一种所谓“归化”的泽文。我不取这种姿态。
郭宏安还对许渊冲提出的为发挥译文优势而提倡多用回字成语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有的译者把‘回字成语’看成是汉语的最好的表达方式之一，可以少许胜人多许，以回个字表达十几个词的内容，于是就取得了竞赛的胜利，并且是进行了‘再创作’，得入‘化境’”；而“对于那些把回字成语当作汉语的优势而不择地不择时加以发挥的译者，我只能说他们分辨不出‘文章的好坏’。”
谈到许渊冲的发挥汉语优势，方平在一篇文章中不无揶揄地说：
在名著《红与黑》里也有一个多情善感的伤心女，最后演完了人生的悲剧，“她死了”（如必欲仿《红楼梦》的笔法：“她气绝了”），在许渊冲先生的泽笔下，却成了“她魂归离恨天了”。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文字功力不仅超越作者斯当达，直追《红楼梦》，甚至可以说“出《红楼》而胜于《红楼》”呢。我们当在这里加深体会许先生所自诩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针对翁显良先生的“发挥汉语的优势”的观点，方平先生又指出：“假如我没有理解错，那是说，我们使用的汉语包罗万象、笼盖一切；只要懂得怎样发挥汉语的优势，去‘同化’原文（打破他的表层结构），让原文向汉语‘归化’，一切都可以应付自如了。‘发挥汉语的优势’的自信心理让我们体会到自我感觉良好的另一种语言观。”
平心而论，许渊冲提出的“优势论”和“竞赛论”，其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翻译家的艺术创造力，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运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但由于他对这“两论”未能做出科学严密的论证和阐述，不仅在理论上“有懈可击”，而且运用于翻译实践中也容易使译文过度“归化”，在翻译理论界引起异议是很自然的。
总体看来，在我国内地翻译界，主张“异化”、反对“归化”在理论上占绝对优势。
20世纪80年代初，较早对此前一直较占上风的“归化”翻译提出质疑的，是王育伦。他在《从“削鼻剜眼”到“异国情调”》一文再次强调了“异化”翻译的作用和意义，认为“译者在介绍内容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介绍了外国语言的某些特点，吸收了外语的新表现法，丰富了汉语，促进两国语言的接近和交流，这从长远看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通过语言的翻译、注释，又介绍了外国的文化、历史、宗教、神话、民间故事、历史典故、习俗时尚等等”。他指出：“原文的异国情调，在译文中必须尽量保持，这不仅仅表现在原作思想内容的传达上，而且还表现在某些语言要素的移植上。一味的归化，一味的替代，只会闭塞译者的创造之路，是不足取法的；为了取悦读者，追求文笔的优美而不惜牺牲那些一时看不惯的‘洋气、洋风、洋味’的‘削鼻剜眼’的做法，更不是翻译的正道。”
刘英凯在《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中，详细指出并分析了“归化”翻译的五种表现。第一是“滥用回字格成语”，指出回字格成语是带有汉语民族特色的语言形式，如果使用过多过滥，有时会给人以陈腐不堪的感觉。第二是“滥用古雅词语”，如在用旧体诗词翻译外国诗歌时尤其如此。第三是“滥用抽象法”，即把原文中的形象转换为抽象，如把“潘多拉的盒子”译成“罪恶的渊薮”，把“犹大的亲吻”译成“险恶的用心”之类。第回是“滥用‘替代法’”，就是用汉语中的固有语言表达法来替代外文中的意义相似、但表层形象迥异的表达方式，如把英文中的“无火不起烟”译为“无风不起浪”之类；第五是“无根据地予以形象化或典故化”，即用中文的典故来处理相同意义的译文。刘文将这一类的归化翻译称为“翻译的歧路”，认为“归化”是以“中国传统的华夏文化自我中心观作为后盾”，“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
叶子南在《论西化翻译》一文中，认为“西化”的翻译在日常交际时很容易妨碍交流，因此不受欢迎，但在文学翻译中，则有其必要和价值。他指出：“越靠近永久性价值的文本，翻译时越容易接受西化翻译法。如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中，保留一定的西化表达方式，有利于反映原作的精神，介绍外国文化，使中国人能够通过语言了解外部世界。这类文本不肩负某一具体的紧迫的交流使命，只是供人欣赏的文学（或文化）作品，读者可在阅读中花些时间品味洋腔洋调。可以说，文学作品是我们引进外国文化的主要场地。”
许崇信在《文化交流与翻译》一文中说：“每一种文化都同特定民族有着特殊的历史‘血缘’关系，不是外来的东西所能随意改变或代替的。翻译中以此代彼、以我代人，在不少情况下既不合适，也‘代’不了，而且如上所述，有碍于交流和相互理解。‘代’的实际含义是‘融合’，是‘归化’，这从整体上说是不科学的……把一种异质文化的‘血液’输入到另一种‘血液’中去，这无异于往人身上输羊血，得到的不是文化交流，而是文化‘凝血’。”
郑海凌的《译语的异化与优化》一文并没有使用“归化”与“异化”这对概念，而是借用西方20世纪兴起的解构主义理论来探讨翻译中的“异化”，并得出了“翻译即异化”的结论。原因是，法国解构主义学者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对语言符号的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这必然导致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因此，翻译也就必然导致“异化”。
此外，对“归化”翻译持反对意见、赞成“异化”的文章还有张辅军的《什么是“西译汉化”？应当肯定？否定？》（《外国语》1990年第2期）、叶子南的《论西化翻译》（《中国翻译》1991年第2期）、许钧的《译者、读者与阅读空间》（《外国语》1996年第1期）、亦覃的《应尽量保持原汁原味》（《中华读书报》1997年2月5日）、杨才元的《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等。他们主要是从可接受性、共时文化交流和历时语言发展等方面来探讨“异化”的可行性的。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异化”的主张在理论上占上风，翻译实践上也出现了大量“异化”色彩相当浓重的译文。笔者从手头的藏书中随便抽出法国作家萨德的《朱斯蒂那，又名贞洁的厄运》的两种不同译本，发现都属于“异化”的译文。例如全书的第一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的译文是这样的：
哲学著述要称为杰作，就必须发扬天意为达到为人类安排的目的而运用的手段，而后根据这一目的而设计出若干行动计划，使这可怜的两足动物知道自己在满是荆棘的人生旅途中该如何行走，才可预防命运——有着无数不同名称而尚未做到加以认识、予以界定的命运——种种反复无常的离奇播弄。
哈尔滨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译本的第一段是这样译的：
哲学的最终胜利，首先就是要揭穿那些神秘的手段，通过这些手段，上帝逐步实现了它对人的控制；然后，由此而推演出某些行动计划，以便使把永远遭受这一据说是独断专行的最高存在的各种奇思怪想打击的两条腿的可怜虫懂得如何去解释上帝对他的裁决，并进而去选择一条道路，以预先阻止命运的难以逆料的反复无常，尽管人们给予命运一大堆各不相同的命名，但它的本质至今仍然难以确定。
这两段译文译得是否正确又当别论，只看译文本身，必属“异化”无疑。因为它们不是地道的本色的汉语。甚至在译文中出现了一句话五十多个字的长句，读起来格外吃力，要弄明白是什么意思更是费劲。这样的“异化”译文也值得让今后的汉语去“借鉴”和“吸收”吗？这实际上是译文的一种倒退现象——这样的译文在20世纪20～30年代早就有了。如果人们所提倡的“异化”就是这种“异化”，不知会有多少读者能够赞同和接受。
在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新一轮“崇洋慕外”思潮的大背景下，公开主张“归化”而与“异化”分庭抗礼的文章，在内地翻译界很难看到。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在八十年代初曾经批评说：“五回‘运动给翻译界带来一些不良影响，如’五回时期右翼代表人物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就是一个有害的理论……他们在翻译方面则企图不顾传统汉语的习惯、句式，生搬硬套外文。”但此后这样的批评越来越少。倒是台湾香港地区的翻译界旗帜鲜明。例如，港台地区著名翻译家、作家余光中、蔡思果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撰文批评五回以来中国翻译及创作中的语言的“恶性”西化、欧化倾向，认为那种翻译不是翻译，而是“奴译”。
余光中在《哀中文之式微》《论中文之西化》《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白而不化的白话文》等一系列文章中，痛指中文的恶性西化现象。在《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一文中，他写道：中文西化，虽然目前过多于功，未来恐怕也难将功折罪。但对白话文毕竟不是无功。犯罪的是“恶性西化”的“西而不化”。立功的是“善性西化”的“西而化之”以致“化西为中”。其间的差别，有时是绝对的，但往往是相对的。除了文笔极佳和文笔奇劣的少数例外，今日的作者大半出没于三分善性七分恶性的西化地带。
那么，“善性西化”的样品在哪里呢？最合理的答案是：在上乘的翻泽里。翻泽，是西化的合法进口，不像许多创作，在暗里非法西化，令人难防。一篇泽文能称上乘，一定是泽者功力高强，精通截长补短化淤解滞之道，所以能用无曲不达的中文去诱捕不肯就范的英文。这样的泽文在中西之间折冲樽俎，能不辱中文的使命，且带回俯首就擒的西文，虽不能称为创作，却是“西而化之”的好文章。其实上乘的泽文远胜过“西而不化”的无数创作。
余光中主张的“善性西化”、“西而化之”，显然与“异化”的主张难以相容。但他也并不绝对的反对“西化”，他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认为当年“鲁迅、傅斯年等鼓吹中文西化，一大原因是当时的白话文尚未成熟，表达的能力尚颇有限，似应多乞外援。六十年后，白话文去芜存菁，不但锻炼了口语，重估了文言，而且也吸收了外文，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新文体。今日的白话文已经相当成熟，不但不可再加西化，而且应该回过头来检讨六十年间西化之得失，对‘恶性西化’的各种病态，犹应注意革除。”
蔡思果在为《余光中论翻译》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我教翻译，时常发现改学生的翻译不是改翻译，是改他们的中文；我看别人的创作，发现他们写的就是劣译。中文已经不是中文，需要把污染、劣译的污染，洗干净。我们已经不会说话，我们说的是不中不西的混话。连国学大师、不懂外文的人都写污染的白话文。我真害怕。因此写了《翻译研究》《翻译新究》两本书。”在《翻译新究》的自序中，他又写道：
我最近才发现，我做的并不是翻泽研究，而是抵抗，抵抗英文的“侵略”，英文的“帝国主义”（这是日本人T·宫泽说的“the imperialism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我相信中国人写了几千年文章，说了几万年话，用不着跟别人学，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意……八年抗战，中国人民流血流汗，千辛万苦，所为何来？如果一开始就投降，什么麻烦都没有了。我们如果对英文投降，不必研究什么翻泽，怎么方便就怎么说，不必问：“我们中国人表达这个意思，原来是怎么说的？”也不必问：“这句泽文像中文吗？”
话虽然说得尖锐，但对“异化”译文的提倡者，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警示。
大陆翻译界更有人主张“异化”与“归化”两者之间的调和，提倡二者的辩证统一。他们主要是孙致礼、屠岸、郭建中、谭惠娟、盂志刚、陆云、秦洪武等。如孙致礼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一文中指出：“异化和归化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翻译方法，任何人想在翻译上取得成功，都应学会熟练地交错使用这两种方法。这绝不是喜好不喜好的问题，而是由翻译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决定的。译文要充分传达原作的原貌，就不能不走异化的途径；而要像原作一样通顺，也不能完全舍弃归化的译法。”屠岸在《“归化”和“洋化”的统一》一文中强调：“既然是介绍外国作品，当然应使读者了解它的原貌；既然是译本，当然应使本国的读者接受。鲁迅说得好：‘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个方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有点‘洋化’，又要一定程度的‘归化’，兼顾着两面，也就是‘归化’和‘洋化’的统一。”郭建中也认为：“翻译中‘归化’和‘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至于在译文中必须保留哪些源语文化，怎样保留，哪些源语文化的因素又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目的语文化，都可在对作者意图、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作出选择。”
调和论虽然不免给人以骑墙之感，但往往是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反观“异化”和“归化”之争，虽在理论上辨明了一些问题，但论争的大前提就存在问题。
首先，应该意识到异化、归化都不是绝对的。
“欧化”、“西化”或“洋化”问题，更多地牵涉到语言结构表达层面的内容，实际上是两种语言间表达方式的差异性。而“异化”翻译的提倡者所提倡的通过翻译引进和外来语法词汇与丰富中国语言的主张，是翻译家们所普遍接受的。即如近代的“归化”翻译的代表林纾在他的译文也引进了不少外来词汇，现代翻译家更不必说，如“神似”论的提倡者傅雷也是极为鲜明地主张引进外来句法——
我并不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仍不失为中文。这一点当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而且要泽者的taste极高才有这种判断力。老舍在国内是唯一采用西洋长句而仍不失为中文的唯一的作家。我以上的主张不光为传达原作的神韵，而是为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等等，必要在这一方面去实验。
傅雷的文章中没有使用“异化”、“归化”的概念，但他肯定不会赞成“异化”，因为那和“神似”的要求格格不入，但他也不会赞成绝对的“归化”。
实际上，百分之百的“归化”翻译在理论上固然是偏颇的，在实践上更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翻译文学中也是不存在的。反对“归化”翻译的文章所举出的译例几乎都是有关译作中的个别的词汇和句子。而难以举出彻头彻尾的“归化”的译文。王东风发现：“目前的翻译市场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注意，如果哪部经典著作有一个较为异化的译著，往往就会有一个较为归化的重译本，反之亦然。”他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方面表明，在现阶段，中国的翻译文学中存在着两种策略共处且相对比较和睦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中国的文化地位和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内的地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仍然存在着两种文化意识的对抗。”王东风所说的这种情形不能说完全没有，只是在翻译作品中，特别是在优秀的译作中，恐怕很难截然地、简单地将某某译作归为“异化”，或归为“归化”的。“异化”痕迹触目可见的译文，常常是翻译新手面对原文没有足够的能力将它“化”开的结果。在翻译文学中，如果要保证起码的“文学”品位，那么异化、归化都须有一个“度”。刘宓庆就提出了“适度异化”的看法，他说：“现代汉语的发展史已充分证明语言的‘适度异化’是一个积极的历史现象和语言现实，是大势所趋，我们应该研究这种趋势，适应这种趋势，善用这种趋势。”“适度异化”，换一个角度说也许就是“适度归化”。
其次，异化、归化是历史的，动态的概念，而不是超时空的。
“异化”与“归化”两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在不同时代，有着微妙的变化。鲁迅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预言：
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份，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份，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
这就是说，有些译文在当时是“异化”的，但到了后来就可能不是那么“异化”了，甚至变成“归化”的了。事实上，历时性地看，异化和归化的区分是相对的。读者的阅读视野在不断扩大，接受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原来的“异化”成分逐渐地与目的语的语言相融合，“异化”只是相对的。近一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也证明，“异化”翻译没有像时人所担心的那样，使汉语“脱胎换骨”，或破坏汉语的“纯洁性”，其根本原因在于汉语的内部规律制约了“异化”的程度和范围。“异化”的翻译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地“破坏”了本土语言文学传统，同时“异化”的东西也随着时光的推移一定程度地被“归化”于本土文化，丰富了本土语言文学。
有意思的是，尽管在理论上“归化”一派并不大张旗鼓，但在文学翻译中，“归化派”——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在实践上却都占有优势。正如孙致礼先生所指出的，“比起注重保留原文语言文化特色的‘异化’派来，注重适应目的语文化规范的‘归化派’一直占有明显优势。以英语翻译界为例，近一百年来，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一些翻译大家，从晚清时期的严复、林纾，到三回十年代的朱生豪、吕叔湘、张谷若，到建国后的杨必等人，个个都是‘归化派’的代表。这些代表人物中，除严复、林纾外，其他人的译作至今还在广泛流传，并深受译界的赞赏。而在‘异化派’的代表译家中，鲁迅虽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但其译作因为过于拘泥于原作，故而远不像其创作那样广受欢迎；董秋斯的译作虽然力求忠实，但有时过于拘谨，缺乏文采，因而其感染力也大打折扣；卞之琳的译作虽然成功地用诗体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但影响似乎还不及朱生豪的散文译本。”
郭建中在《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一文中说：“必须指出两点，一是不论在当代或在历史上，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似乎是占了上风。这是因为评论家和出版商往往更注重译作的可读性，一般的读者也喜欢通俗易懂的译文。”但他同时有预言，“随着两种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以原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将越来越有可能广泛地被运用。最终可能占上风。但不管怎么发展，‘异化’和‘归化’将永远同时并存，缺一就不成为翻译。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归化’和‘优化’的优劣高下之争，就像没有必要再进行‘直译’和‘意译’之争一样。”
总体看来，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和加深，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问题已经变得不如以前那么突出了。但由于不同文化、语言的差异无法根本消除，文学翻译中“异化”、“归化”的问题，都将长期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