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朝，万历年间，本有两位同时代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与王士性。前者因科场失利，屡试不中，以至厌学，好在这徐氏有一位思想解放的母亲，有一天他妈说：“娃儿，我看你也不是读书的料，要耍你就给老娘耍个名堂出来。”于是乎，中国科举场上才少了一位皓首穷经的书生，又多了一位不死读书也能自学成材的楷模。而不相伯仲的后者却鲜为人知，名不见经传，进士出身的王士性不仅有官德官绩，且尤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并勤于观察、善于思考。虽然《明史稿》也有传，但就其知名度和美誉度而言，远不能与徐霞客相媲美。后人真该对这种“王士性历史现象”，加以认真探究。
在此仅对王士性在游历百山大川、悉心考证人文地理中，涉及到本地税赋的见闻作一浅显述评。
《广志绎》一书是王士性晚年对昔日游历和考察笔记的理论思维和系统整理，连同此前已撰写的《五岳游草》《广游志》等，足以显示这位400多年前的老先生在中国古代无愧于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之美誉。书中有一段关于当朝税赋比较的记录，兹录于后：
天下赋税，有土地饶瘠不甚相远者，不知当时征派何以差殊。想国初草草，未归一也。其后，遂沿袭之。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姑苏之辖一州七县，毋论所辖，即其地广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零三万八千石，而真定止十一万七千石。然犹江南江北异也。若同一江北也，如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惫，一州七县，相去星渊，而河间止粮六万五千，登州乃粮二十三万六千。然犹别省直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比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至四十八万。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二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共邑，则同一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绠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绠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期，何其悬也？惟是太平之时，民少壮老死，祖孙易代，耳目相安以为固然，虽有贫富轻重不等，不自觉耳。
由于诸多原因，地方文献中一般不可能对这些史料有较为翔实的记载，囿于视野所限及“因国家保密需要而信息不予公开”，也无人能站在如此宏观的角度作一比较。所幸的是当年这位身在朝廷的官员，除了旱涝保收稳拿俸碌，长个脑袋除了吃饭，偏还要勤于观察和思考，从而才留下了这段弥足珍贵的真实记录，以供后人管窥到当年朝廷税赋制度在各地基层实施中是如何被“歪嘴和尚念错了经”的。王士性在这段文字中，列出了五组讨论对象加以比较，试析其中四、五两组而言，不难发现：
一、诚如王士性所言，当时顺庆、保宁均领二州八县（即顺庆府辖南充县、西充县、蓬州、营山县、仪陇县、广安州、岳池县、渠江县、邻水县、大竹县；保宁府辖阆中县、苍溪县、南部县、广元县、昭化县、剑州、梓潼县、巴州、通江县、南江县）。
两府虽天相连、地相接、路相通，但前者的税额却是后者的3.6倍，虽然同属川北道“然犹各道异地”。也许唯一能牵强附会地解释就是不同属于一个府，各地难免大政策下衍生出小政策，但具体发挥作用的往往又是“不大不小，正好管到”的“小政策”（因带有官方色彩，故还不能言之“土政策”）。
二、同一府的不同郡，“负郭”（即府治所在）南充离城10里“田以步计”，赋税也按实际丈量结果征收；离城20里的地方“田以绠量”，象征性地还要用绳子绷一下；离城50里以外，连绳子也懒得用了，“田以约计”，也就是大概加估计，反正“山高皇帝远”，差不多就行了。因而沿袭到当今农村，连地球人都知道“丈量面积”与“习惯面积”的差异。可见，政策和法律的贯彻实施最重要的还是在“可操作性”层面下工夫、做文章。有趣的是，当时这种情况还是依离城市远近而呈渐进性梯次改变的，即使政策走样，也没有简单地搞“一刀切”，多少还是有点技术含量。
三、王士性仅用了几百字，便巧妙地记录下了一篇大题材文章，他既没有明说在政务不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地方官吏（也包含百姓）究竟是否清楚存在的这种巨大差异；更没有剖析府衙与府衙中吃皇粮的人数是否也大致不差，也就是说收入是否平衡，是否搞了赤字预算，有无寅吃卵粮、杀鸡取卵的现象等等，我们均一概不知。但窃以为这王士性点到为止，留下的这段颇具洞察力与思辨性的文字，已够几百年后的后人们认真咀嚼一番，掩卷三思了。
四、王士性提笔便针对“土地绕脊不甚远者”，质疑“征派何以差殊”，接着又自圆其说道：“想国初草草，未归一也。其后，遂沿袭之。”其时王所处的时代已是明朝晚期，若真是创国之初，百废待兴，来不及细划，但后来萧规曹随，陈陈相因，沿袭多年而未能革故鼎新，以致积重难返，终究有了“压垮骡子的最后一根稻草”的那一天。难怪宋朝改革家范仲淹早有预见：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五、这段文字中只针对不同地区的税赋差异作了比较分析，但并未引入其他特殊原因加以全面剖析，而这些因素古往今来都是客观存在的，就像今天的“重点扶贫县”“西部开发区”“强权扩县试点”一样，都能享受到许多的惠民政策。以王士性所处的时代为原点，往前，可追溯到“高祖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取人定三秦。封目为阆中慈凫乡侯，一并复除目所发人卢（罗）、朴、沓（昝）、鄂、庹、夕、龚七姓，不供租赋”（摘自《文选·蜀都赋》注引《风俗通》）；往后看，《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也有载：“顺治七年（1650年）二十七日庚戌（5月27日），四川巡抚李国英奏报：去年朝廷拨济四川牛银五万两，从陕西买牛一千二百余头，籽种四千九百余石，发给保宁、顺庆、龙安、潼川等府州具兵民垦种，司道各官亦领牛只自耕以资养廉。”经考证，“清顺治五年（1648年），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之一”（《苍溪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因此，王士性所云亦只能姑妄听之罢了。
六、不过，从另一角度讲，王士性无意中还是泄露了天机（目前也无从考证他老人家自费出书，是否经过出版部门审查，是否有准印刊号），端了朝廷的碗却偏要为纳税人讨所谓的公道，这实属犯忌。历史翻过去了四五百年，才有人发现一个普通常识：“超前一步者为先进，超前两步者为先锋，超前三步者为先烈”。俗话说：“手快的赢钱，嘴快的惹祸”，事实再次证明了嘴快者终究会沉寂无名。这“智者千虑”的王士性，唉，也算活该！
“相关链接”王士性（1547年-1598年），字恒叔，号太初，宗沐侄，临海城关人。少年好学。喜游历。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授确山知县。历任礼科给事中、广西参议、河南提学、山东参政、右佥都御史，南京鸿胪寺正卿，不入致仕归里。士性一生，游迹几遍全国，凡所到之处，对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证；对地方风物，广事搜访，详加记载，并成著作。有《五岳游草》十二卷、《广游志》二部、《广志绎》五卷及《玉岘集》等。其中《广志绎》凡山川险易、民风物产之类，巨细兼载，眼光独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人文地理学著作，士性被誉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鼻祖。
与徐霞客自助式游历不同，王士性主要是利用在各地做官之便饱览河山，有时也特意走访名胜。后人评说他是“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穷幽极险，凡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无不精订。”有趣的是，徐霞客游览十四省，独缺四川；王士性宦游十四省，单少福建。
明人的游历考察多注重自然山水，而王士性同时还注重人文现象；那时地理研究者的一个通病，是偏重文献考证，口耳相传的多，实地考察的少。王士性却亲历亲为，他的记述“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阙如焉”。和徐霞客日记式的旅游实录不同，他对于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理论探索，还将记行文字专门辑为《王岳游草》，精练而富文采。
王士性自万历五年考取进士后，先后当过县令，礼科给事中，吏科右给事中，兵备副使，提学，参政，太仆少卿等官职，敢于言事，任事，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明史稿·王士性传》中对他的官德、才华、见识有相当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