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
——《鬼谷子·内楗第三》
如何得到君主的重用，这是古代士人大夫最关心的事。在古代郡主专制下，士人要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要得到君主的认可，而要取得认可的关键途径还是要善于向君主进谏。
要想合理的进谏君主，便要学会与君主相处。君臣相处自古就难，想得到君主的重用更是不易。鬼谷子说：“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
这又是为何呢？鬼谷子认为是“事皆有内揵，素结本始”，意即君臣的心灵之间，已经紧紧联结着一条绳子。这固然也是在说进谏的过程，却也说明，如果能把握好形势，并付之行动，即使一时不被接受，总有一天还是会被接受的。只是，若是总不被认可和接受，势必坏了大事，因而，如何让君主接纳自己的观点、甚至听从自己，就成了古代士大夫们仕途前程的关键了。
所以很多士大夫为了得到君主的重用，都千方百计地投其所好，出谋献策，不管于国于民是利还是害，只要君主认可他的主张，就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从而仕途飞黄腾达。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西汉时期的贡禹在士人中算是幸运的一个了。他跟汉元帝的君臣关系如鱼得水般融洽。元帝很崇尚儒家思想，很欣赏贡禹的学问和儒家士大夫的风格。汉元帝一即位，就请贡禹出山辅佐，并任命为谏大夫，数次虚心求教。贡禹任御史大夫刚六个月，上书已达数十次，内容非常丰富而具体。
贡禹的进谏不是那种笼统的大道理，而是操作性很强的具体方案。从皇宫的普通用品到特供的贡品，都建议裁减三分之二；后宫的宫女和陵园的守墓人，也是大量裁员，下令放他们归家；暂停装修那些不常去的宫殿馆阁。管理者都知道，那些看似正确却没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建议，说了等于没说。而贡禹的建议，只要皇帝愿意听，执行起来是非常方便的。这正是贡禹高明之处。他的这些建议，果然深得元帝欢心，并付诸实施了。
这些举措，似乎皆大欢喜，皇帝节俭爱民的名声也远近皆知，贡禹辅国有功受到称赞，裁员放归故里，缩减开支，百姓也因此得到了实惠，贡禹也很快被提升为光禄大夫，后来一直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这样说来，贡禹似乎是国家的栋梁，人民的福音，但司马光却对贡禹的做法持批评态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忠臣事君，要责其所难，而不是顺其所易；要补其所短，而不是劝其所长。”臣子能帮君主把难事做好，让其取长补短，那么，易事就不必劳烦了，长处也不需规劝。汉元帝本人，恰恰一直以节俭见长，而以优柔寡断见短。进谏有缓急轻重之分。汉元帝即位时的燃眉之急和头等要务是处理谗佞用权，当时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两个小人操持国政，外戚许氏、史氏叫横跋扈。元帝本人患得患失，优柔寡断，对大臣之间的争论也往往是各打五十大板，以调和矛盾。贡禹若是不了解这种局势，那就不算人才；而如果清楚这种局势，却知而不言，避重就轻，则是狡猾之臣，不但于国家无利，更是罪过。从相关资料来看，贡禹显然属于知而不言者。因此，司马光认为，贡禹其实不是忠臣。
尽管历史上司马光曾经对贡禹有撰文批评之举，但是历史上贡禹类似进谏的事例却不绝于书，每个朝代都有类似贡禹的进谏之士，封建帝王们与大臣皆大欢喜，一片祥和。直到清王朝，英国军舰的隆隆炮声打破了天朝的宁静，而朝中的大臣依然在赞美道光皇帝的节俭，甚至打了补丁的朝服反倒比崭新的朝服更流行、更昂贵。所以，“贡禹进谏”这个案例很值得当今的管理者深思。
对于下属的进谏，尤其是那些具有参谋咨询职能的部下的进谏，上级管理者怎样才能真正鉴别出部下进谏的利弊，是对组织有真正的价值还是避重就轻，这都都大有值得推敲的地方。特别要看清楚进谏者是着眼于个人和组织的发展，还是只是用于揣摩领导人的意图，讨取领导的欢心。
一般来说，真正有能力而且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做的人，会根据自己具体负责的工作，提出对组织真正有价值的建议，即使某些建议可能违背领导的意志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对于上级来说，更为看重谏言的质量和公司的前景，而不是自己的面子；对部下出于工作需要做出的顶撞或抢白，予以理解和同情，鼓励部下直谏，这是一种管理者的气度和雅量。否则，下面会形成阿谀奉承之风，上面会形成专横跋扈之势，最后还是以牺牲组织机构的发展为代价。
再进一步说，经营管理涉及的大量事务，总有轻重缓急之分。如果领导人总是回避棘手问题，部下总是消极地操作和应对，那么就有可能使组织利益受损，延宕了组织的重大决断，使组织发展偏离正轨，日积月累，就有可能断送组织的发展前程。当年汉宣帝就对尚未即位的元帝表现出的“柔仁好儒”十分担心，称“乱我家者，太子也”。果然，元帝乐于以身作则搞节俭，贡禹乐于投其所好提建议，朝政紊乱，社会矛盾加深，等到西汉王朝不得不面临重大危机想补救时，一切都已为之晚矣。
因此，管理者一定要会明辨下级的进谏，这些建议是以组织的利益和发展为重，还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这是决定着管理策略是避难就易，还是能抓住关键和核心。管理者在纳谏之时单纯考虑建议、策略的操作性是远远不够的，更要注重其效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