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有头脑，不缺乏智慧，但行为有些机械，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一点从北京人的称谓中就可以看出，北京人喜欢叫大爷、大妈、婶、大哥、大姐、兄弟、小妹，这些称谓直接亲切，一点都不拐弯。另一个用得较普遍的就是同志，这就是说除了关系比较亲近以外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单纯，南方人除了用同事与同志称呼还喜欢称先生、小姐、同事。厂长、经理、老板喜欢称职务，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或私下里都是如此。在北京人眼中，处长、局长，也许算不得是什么官。但如果简单地把人际关系处理成领导、同事、哥们，对理解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太多的好处，同样是领导，北京人如果不能把他当作哥们，那就是比较生硬的上级了，其它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除了亲如兄弟外，还可以划分出几个层次，关系可以比较近也可以比较远，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自然且富于变化。即使跟上级的关系达不到哥们那种亲密的程度，也可以是比较密切的关系，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帮上级树立威信，尊重上级，明确表明上下级关系。用不同的方法与上级沟通感情，既能圆融人际关系又能让上级自觉自愿地理解上下级之间的感情亲疏，对各方都有好处。
人际关系如此处理，各种问题也是如此，不能生硬地理解为非此即彼，要看到非此非彼的另外一面，还有一个问题可以说明北京人处理事情的生硬机械。北京的公交车百分之七十在乘客迟到站点车门已关时，即使是车子没有驶出站去也不开门。这可能是公交制度使然，然而很显然是未能理解乘客的迟到。全国人到北京都感觉到这一点与所在地的不同。北京公交系统出了个李素丽，全国闻名，北京公交车的整洁，按章行事，热情服务，也是全国闻名，但售票员的服务方式，还是非常机械，如报站点有自动报站点的车，也有靠售票员报站点的车。售票员在报站时，基本上是不管人多人少，嗓门一样高一样大。这不是北京人嗓门大的原因。长春人哈尔滨人和湖南湖北四川人一样，会因为乘客的多少，具体的对象，嗓子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有起有伏。其次是售票员不看乘客是否已买票以及出示了月票。一到站都叫嚷，有没有那位没买票的赶快买票。这虽然是售票员尽职，但给乘车人制造了太多的躁音，在总是享受各种方便服务的南方人看来这是一种折磨，比如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合肥的售票员，也喊叫，但是针对性比较强，大多只是对没有买票的乘客叫。而湖南、四川的售票员的叫，给乘客一种提供服务的感觉，总是尽量使声音感人，入耳。湖北武汉的售票员总是能很准确地问到没买票的人，那些使用月票的乘客不出示月票，他们也都猜个八九不离十，所以他们就问，是月票？使用假月票或别人的月票的乘客，他们也都能一眼看出，这真是一种本领，叫人钦佩。所以有人说湖北人聪明，应该不假。
北京的公交车，在离终点站还有二三站时，售票员会离开座位去验票，这好像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即使车尾仅有二三个人，其中有的人是刚刚上车时已买票，售票员都要检查票。他们基本是只看票不看人，而在其他地方，售票员似乎都是看看乘客的样子，以确信最后的几位是否都已买票，在北京公交车上，你乘坐一趟车，售票员查看你三次那仅值一元的车票也不稀奇。这并非是北京的乘客逃票现象多，而是北京人的做事态度和性格如此这般，就像南京，上海等地的公交车，车上从来不验票。而是公交公司经常派人守点，对下车的乘客突击查票罚款。
北京人喜爱跳舞，而且大多是一些舞蹈老师教出来的国标舞，那些在街头广场传授舞蹈的老师往往具有专业的水平，对每一个动作都有具体的要求，而学者也是亦步亦趋，结果每一位学出来的人都给人十分生硬的模仿老师的印象，那怕是在跳现代交际舞和非常随意的现代舞厅舞时也是如此。所以在南方人看来，北京人的舞姿很机械，一点都不自然，因为南方人跳舞随便，自然舞姿讲究个性。如果一个人身材肥胖或个头太矮却一本正经地去跳国标就会显得不伦不类。而北京在跳舞时总是正经八百的，好象是在完成一项工作，很少见到南方那种亲切，自然，边跳舞边开心说笑的舞客。南方人跳舞动作细腻有韵味，适时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感受，这正是现代舞厅舞表现自我，塑造“小人物形象”的特点，而非传统的交际舞，塑造绅士或骑士一样的高大，完美风度翩翩的舞者形象。
正因为如此，多年来北京街头的舞蹈老师教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交际舞爱好者，街头跳舞的人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但舞姿，舞风一直没有变化。而在南方的那些小市民们凑热闹的舞厅里，舞姿总是随着潮流的变化不停地演变着。以北京人的方式去理解舞、学舞、跳舞，在南方就没法下舞池，在交际舞已经市俗化了的跳了二十年的武汉市，那些忠实的舞迷们会告诉你，交际舞是“学不会的”，它是玩会的，因为舞姿舞风总在变化之中。学者总觉得似是而非，只有爱上交际舞，经常去舞厅，才知道这舞该怎么跳，跳出现代交际舞现代舞厅舞的滋味，领会现代舞的精神，百分之二百地享受现代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