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俄国社会颇不平静。热闹了一阵子的民粹运动表面上似乎已经平息，但是又出现了“土地与自由社”，出现了“民意党人”，出现了暴乱、罢工、示威和“大街上的开枪者”……如今，政治犯越来越多，审判年轻的革命者的案件层出不穷。陀思妥耶夫斯基密切注视着时态的发展。
随着他的声誉日高，政府更多地对他采取笼络的手段，设法把他拉进宫廷的圈子，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却很明白，社会这么黑暗，他不可能站在与人民对立的一边。他看到了青年们以大无畏精神寻找真理这一事实，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赞赏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他是那么希望年轻人接受人民的“根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解放农奴以来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可是结果如何呢？乡政府无法无天，社会风气腐败，伏特加泛滥成灾，赤贫现象和富农，亦即欧洲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应运而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是这两年人民培养了自己的政治觉悟……青年正以俄国人的大无畏精神寻找真理，他们只是失去了领袖……”他在一封写给大学生的信中说得更明白：大多数青年“还未像现在这样真诚、心地纯洁、渴望真理，为了真理而不惜牺牲一切，包括生命，这是俄国真正的伟大希望”！但是“真诚、纯朴、渴望真理的青年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刚要去接近人民……人民把他们赶走了……原因是这些青年没有认清人民的真实面貌，憎恶并蔑视他们的根基，给他们送去的药方在人民看来是不合病情的……”“在腐朽的社会里，到处都是谎言……只有人民才是坚定而强大的”，青年们应该到“人民中间”去“寻找自己所渴望的真理”。
1878年3月，彼得堡地方法院公开审理薇拉？扎苏利奇案件。70年代初期，17岁的扎苏利奇就曾作为涅恰耶夫一案的嫌疑犯而入狱，两年后释放，不久又投身于民粹运动。这次她因暗杀彼得堡市市长特列波夫（致其重伤）而被捕。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去年7月，特列波夫在巡视监狱时，被囚禁的大学生鲍戈留波夫拒绝向他脱帽行礼，恼羞成怒的特列波夫竟下令对其当众鞭打。消息传开后，并不认识鲍戈留波夫的扎苏利奇出于义愤，从外省来到京城，找到了机会，向特列波夫开了枪。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关心这一事件，亲自去法庭旁听了审理的全过程。
这个站在被告席上的神情严肃的姑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扎苏利奇在谈到鞭打犯人一事时说：“这一切在我看来并不是惩罚，而是出于私愤施加的侮辱。我觉得，绝不能也不应该让这件事无声无息地过去。我等待着，可是人们都保持缄默，特列波夫依旧有恃无恐地一次又一次滥施淫威。当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改变这种状况时，便下定决心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向世人证明：绝不能让这个残酷凌辱人类个性的人逍遥法外……我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其他办法来引起人们对这件事的注意。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令人痛苦的，但我意识到必须这样做。”
对于这样的充满正义感和献身精神的年轻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颇有几分敬意。他从内心深处感到为被欺凌者所遭受的苦难进行报复是公正的。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对坐在身边的一位朋友说道：“不能判罪！惩罚在这里是不适当的，多余的。但又怎能这样对她说：‘去吧，以后不要再这样干了！’我们这里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法律条文。嗯，说不定人们现在会把她尊奉为女英雄……”当首席法官柯尼代表法庭宣布扎苏利奇无罪时，他既感到有些意外，也感到由衷地高兴。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又在激动着他。青年一代的行为引起了他的思考，他把扎苏利奇的那句话“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令人痛苦的”写在了笔记上。“这种动摇要比流血本身在道德上更高尚，”他很想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想法写进正在构思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去，这将是一部关于革命和宗教的史诗。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终生遗憾的事情：他竟与列夫？托尔斯泰失之交臂。那天他与安娜一起去听索洛维约夫的讲演，发现斯特拉霍夫有意在回避他们。几天后，斯特拉霍夫来了，安娜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不愿答理他们？
“哪能呢，那一次是特殊情况，”斯特拉霍夫笑得不大自然。“我那天是陪着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听讲演……”
“什么！跟您在一起的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惋惜地惊叫起来。“我没注意他，真太遗憾了！自然，我不会强求跟他结识，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不过，您为什么不悄悄跟我说一声，跟您在一起的是谁？我就是瞧他一眼也好啊！”
“您可以看看他的照片嘛，”斯特拉霍夫说。
“照片有什么用，难道它们能够表现一个人吗？亲眼见到就完全不同啊。有时候，只要瞧上一眼，就可以把一个人的印象终生留在自己的心中。为了这事，我永远也不能原谅您！”
这真太让他遗憾了！托尔斯泰是同时代作家中最令他仰慕的，可是两人却从来没有见过面。前不久，他还这样说过：“在我国，据我的看法，只有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一个人在了解现实方面是出众的。”他在读了《安娜？卡列尼娜》后，把托尔斯泰称为“艺术之神”。托尔斯泰的许多思想令他感到亲切，尽管并非全部赞成。当然，为此感到遗憾的并不仅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托尔斯泰事后听到这一消息时也极感惋惜：“我真感到遗憾！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珍贵的人，也许还是唯一我能够向之讨教许多问题，而他能在许多方面给予我回答的人！”
这一年年初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断地在拟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提纲和阅读有关的书籍。不知怎的，这些年来他老是想起服苦役时的难友伊林斯基，这个退伍少尉是因弑父罪被判入狱的，据说是看中了父亲的财产，犯罪的事实似乎也确凿无疑。可是直到十年后，真正的罪犯落网，这个不幸的人才得以获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在《死屋手记》中写到过这件事，不过这里面似乎还有更值得开掘的东西。四年前他就想利用这一素材了，当时还写过一份挺详细的提纲，人物已经变成了兄弟俩，弟弟杀了父亲，哥哥却成了替罪羊，最后弟弟受良心谴责，说出真相，并被判服苦役。后来，人物又增为兄弟三个，有无神论者、宗教狂和新人。小说的框架一点点在形成，这部作品已“不知不觉地”在他的“头脑中酝酿成熟了”。
5月里，正当他准备动笔时，家里却发生了一件极为不幸的事情：夫妇俩十分疼爱的小儿子阿辽沙突然死去，孩子死于癫痫病。阿辽沙的夭折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遭受命运的沉重打击，而这个才3岁的孩子的病是从他那里遗传来的。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内心痛苦不堪。心情同样沉重的安娜又开始为丈夫的健康担惊受怕，正好这时友人索洛维约夫来看他们，安娜劝丈夫与准备走访修道院的友人一起出去走走。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了。6月下旬，两人去了奥普季纳修道院，并在那里住了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终生难忘的两天。与修道院长老阿姆夫罗西的两次单独会见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阿姆夫罗西成了他的文学主人公佐西马长老的原型。从那里回来后，恢复了平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着手创作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意识到这部作品将是他全部创作的“终曲”，将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总结，因此在写作时显得格外用心：“我并不急着赶完，也不草率从事，不断修改润色，我想认认真真地把它写完，我对待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从来都没有像这一部那么认真”；“我很忙很忙，日日夜夜地工作……为了金钱而仓促从事我已不可理解”；“我整个身心扑在写作上，服苦役一般地工作”。
在他的构思中，这将是由前后两部构成的大型作品。主人公阿辽沙在前一部作品中已经出场，但只是在后一部作品中这个人物才真正居于小说的中心。为此，他把小说情节开始的时间放在13年前，也就是说开始于60年代中后期，那个时候阿辽沙刚满20岁。这样，到了后一部作品时，阿辽沙将进入成熟的年龄阶段（33岁），他将受到种种诱惑和考验，在备尝精神痛苦后，主人公最终将找到真理。
关于把阿辽沙作为中心主人公的设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好几个人谈起过。譬如有一次，他对一个名叫苏沃林的文人说过，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叫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他打算让他进一进修道院，再成为革命者。他会犯下政治罪行。他会被处死。他会寻找真理，在寻找中，他自然会成为一个革命者……”而在成书后的第一部作品的前面，作者又明确交待：主角是阿辽沙，“写的传记虽然只是一个，而小说却是两部。第二部小说是主要的，写的是我的主角在我们的时代，即我们目前的活动……”遗憾的是，作家的总体构思因为他过早地去世而未能实现。所以，在他留下的那部宏伟史诗的前面一部中，中心主人公不是阿辽沙，而是伊凡。已完成的部分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它都已不同凡响。
成书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本身卷帙浩繁，它还内分4部12卷，另有一个尾声。小说头上两卷完稿于1878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它寄给了卡特科夫。《俄国导报》从1879年第一期始连载，1880年底载完，历时两年。
作家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外省的一个小县城，而情节主要在卡拉马佐夫一家中展开。这个“偶合家庭”由五个成员组成：父亲老卡拉马佐夫原是一个小地主，是“既恶劣又荒唐，同时又头脑糊涂的人的典型”，他好色淫虐，冷酷狠毒，在积攒钱财方面“聪明和狡猾”，而对几个儿子均弃之不顾。长子德米特里是个退伍军官，生活放荡，性情暴烈，为与父亲争夺母亲的遗产和一个风流女人而闹得不可开交，但他又是个集善恶于一身的人物，后来成了被道德唤醒的殉教者。次子伊凡是大学生，无神论者，同情人类的苦难，力求理解生活的意义，可另一方面他又对世界持悲观态度，摒弃道德原则，鼓吹“为所欲为”，他出于利己的目的，对父兄的矛盾听之任之。小儿子阿辽沙纯洁善良，为了摆脱“世俗仇恨”和寻求“爱的理想”而当了见习修士，他是大家信任和喜爱的人物。另外，老卡拉马佐夫还有一个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他依据伊凡“人可以为所欲为”的原则，杀害了父亲，抢走了3000卢布。弑父事件发生后，德米特里被当做凶手被判服苦役，而斯麦尔佳科夫畏罪自杀，伊凡发疯。阿辽沙也离开修道院，走向尘世生活，开始新的人生探索。
卡拉马佐夫一家的悲剧是“偶合家庭”的极端表现，除阿辽沙外的上述人物身上的“卡拉马佐夫气质”是腐败堕落的俄国社会的精神产物，而构成整部小说基调的则是人类的苦难。德米特里的梦境是这种苦难的最具象征性的画面：一个被大火焚毁了的村庄，村口站着的干瘦的农妇，她怀里抱着的吸不到乳汁的啼哭的婴儿……“为什么那些受了火灾的母亲站在这里？为什么人们这样贫困？为什么婴儿没吃没穿？为什么田野光秃秃的？为什么他们不拥抱接吻？为什么不唱快乐的歌儿？为什么他们遭受重灾而变得浑身发黑？为什么他们不给婴儿食物吃？”这是作品中的人物，同时也是作者本人对人类苦难的痛心疾首的思虑和令人揪心的发问。
作者在小说中提出了一系列社会的和哲学的问题，诸如人生的意义、人性的善恶、改造社会的途径、无神论与宗教信仰等等，而其中不少问题是通过阿辽沙、伊凡和佐西马长老的形象得以体现的。作者特别重视第五卷“赞成和反对”和第六卷“俄罗斯教士”，把它们称为全书的高潮。他在致《俄国导报》编辑柳比莫夫的信中曾表示：要通过这些章节使大家意识到，“基督教是俄罗斯大地摆脱一切罪恶的避难所”。在这些章节中，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唯物主义与个人主义等概念常常没有明确的界线，作者最终让否定上帝及其所创造的世界的伊凡投入“魔鬼”的怀抱，而让没有丧失对上帝的信仰的德米特里精神“复活”。但是，也正是这部作品里，作者又常常违背自己的信念，表现出对他所主张的那些东西的怀疑和动摇。
《叛逆》一章就是很典型的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要证明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人要获得未来的和谐与幸福，就必须主动去受苦以赎罪。可是，作家无法面对主人公伊凡列举的人民受压迫，特别是无辜的儿童受欺凌的事实，也无法回避伊凡提出的问题：“如果人人都必须受苦，以便用痛苦来赎买永久的和谐，那么请告诉我，这和孩子何干？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来换得和谐？”作家甚至不得不承认并且真实地写出了这一点，受欺压的人民不可能宽恕迫害者，不可能与罪恶的现实和解。小说中，伊凡对阿辽沙激动地说道：“如果用孩子的痛苦来补足那个为补偿真理所必不可少的痛苦的总和，那么我不愿意看见母亲拥抱那个叫狗窜上去撕碎他儿子的迫害者！她不应该宽恕他！如果要宽恕，那么，让她为自己而去宽恕，为做母亲的无限痛苦而去宽恕迫害者吧；可是，她却没有权利为被撕碎的孩子的痛苦而去宽恕迫害者，即使孩子为此而宽恕了迫害者，她也不应该宽恕他！”虔诚的阿辽沙尽管认为这是“反叛”之言，但却又不由自主地站在了伊凡的一边，主张把那个用猎狗把农奴的孩子撕成碎片的地主“枪毙”。
显然，这里正反映出了作家深刻的思想矛盾。作品的某些局限根本无法掩盖和抵消遵循生活真实创作的这部巨著本身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那一时代俄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思想冲突，作家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对未来和谐生活的追求，以及大量的关于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思考，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无怪乎一个顽固的教会人士亚历克赛在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后，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个作家有害！所以有害是因为他在生活中颂扬生活的迷人，千方百计要把所有的人吸引到生活中去。这是生活上的教师，肉体上的教师，不是灵魂的教师……这位作家有深厚的生活知识，尤其熟知生活的最阴暗面……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他的全部深刻仅仅是一副怀疑主义和不信神的假面具。”
《卡拉马佐夫兄弟》同时充分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风格。就小说结构而言，它围绕着“偶合家庭”的命运展开了多条情节线索，并继续运用了独特的“对位法”原则。构成结构中心的是伊凡及其尖锐交锋的两重人格。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中，伊凡比他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和哥哥德米特里更全面地反映了“卡拉马佐夫气质”，正如他本人对弟弟阿辽沙所表示的，支撑他生活的精神支柱就是卡拉马佐夫式的卑鄙；同时，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伊凡又比阿辽沙更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小说中纯洁的阿辽沙和无耻的斯麦尔佳科夫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伊凡分裂的人格中善恶两极的外化。而小说的情节发展和哲理内涵均受到伊凡两重人格冲突的内在制约。弑父事件的真正核心人物是伊凡，一系列涉及重要的社会和哲学问题的思想线索也源于伊凡。伊凡的灵魂搏斗制约着整部小说的发展。作家正是用独特的对位法结构形态深刻和真实地反映了导致人格分裂和精神变态的时代悲剧。
这部巨著的发表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读者极为踊跃。许多人认为，俄国文学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深刻的作品。不过，评论界也有持反对意见的，而且观点截然不同。自由派批评他信仰保守，而保守派则指责他歪曲了宗教教义。还有人不满他老写病态的东西，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这个社会骨子里就有毛病，存在着病态”，为什么要回避呢？只要本身不缺乏公民的良心，又怎么能视而不见呢？好在读者欢迎他，如今到处都有人邀请他出席文学晚会，场面的热烈令他感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卷首深情地写下了一行字：“献给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他衷心地感谢妻子为他所做的一切，这部作品中同样包含着她的心血。小说获得了预期的效果，长期压在他肩上的债务也眼看就要卸掉。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有感到轻松。近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了”，“肺气肿发作得很厉害”，“我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他对妻儿的未来忧心忡忡：他们今后靠什么生活呢？他在给弟弟安德烈的信中痛苦地说：“我死后孩子们尚未成年，一想到这一点，心里便感到十分难过。”
1880年6月上旬，在莫斯科举行了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陀思妥耶夫斯基应邀参加了。6月8日，他出席了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举办的纪念会。那天，宏伟宽敞的演讲大厅里坐满了来自各个阶层的社会名流，在前排就坐的有普希金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有除列夫？托尔斯泰以外的几乎所有享誉俄国文坛的最著名的作家。而“大厅周围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宛如活动的花边，大多数是青年学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发表演讲。在如雷的掌声中，他缓步登上了讲台。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那么消瘦的身材，燕尾服穿在他的身上像挂在衣架上似的，不过几乎人人都从他那缓缓的步伐和瘦弱的外形中感受到了一种精神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摊开稿纸，似乎在寻找什么，可是他又把它放在了一边。等掌声稍停，大厅里立即响起了他那低沉而有力的声音：
“果戈理说过，普希金是个特殊现象，也许是唯一的俄国精神现象。我再加上一句：还是一个带有预言性的现象……普希金恰好诞生于彼得大帝改革一百年之后，当我们正确的自我意识的萌芽在我们社会中刚刚开始和发生的时候。他的出现好像一道新的、指引前进方向的光芒，有力地照亮了我们黑暗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普希金是先知和启示者……普希金在阿乐哥身上已经找到并天才地指出了，在我们脱离了人民的社会中历史地必然产生的那种不幸的、在祖国大地上流浪的人，历史性的俄国受难者……这些俄国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至今还继续在流浪……‘骄傲的人，你谦让吧！首先打掉自己的傲气；无所事事的人，你顺从吧！首先你要在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上劳动’，这是根据人民的真理和人民的智慧解决问题的办法……达吉雅娜是牢牢地立足于自己基础上的一个坚强的人。她比奥涅金深刻，当然也比他更聪明。她只凭自己高尚的本能就已经预感到真理在哪里和它的本质……俄国妇女如此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文学中几乎不再有了……”
“普希金是伟大的人民诗人，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诗人。他一下子就十分准确和敏锐地指出了我们最深刻的本质，居于人民之上的我们上层社会的最深刻的本质。普希金指出了俄国流浪者的典型，以前的和我们今天的流浪者的典型，第一个以天才的敏感理解了他，理解了他的历史命运和他在我们未来命运中的意义；普希金还塑造了一个正面的和完美的俄国妇女的典型来与这个俄国流浪者的典型并列。与此同时，他当然也是第一个在自己的作品中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完美的取自人民的典型的俄国作家。这些典型主要的美在于他们的真实，绝对的和可以感知的真实，因而他们已经无法否定了……从来没有一个俄国作家，无论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都没有像普希金那样和人民结合得如此真诚和亲切……如果没有普希金，我们对俄国独立性的意识，对人民力量的自觉的希望，以及对在欧洲民族大家庭中的未来的独立作用的信念，可能不会以如此不可动摇的力量确立起来……”
“普希金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与世长辞了，无疑把某种伟大的秘密带入了坟墓。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来猜度这个秘密。”
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了他的长篇演讲，在全场死一般的寂静中他匆匆离开讲台。
突然，有人高声喊了起来：“您猜着了！”整个大厅猝然一振，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大厅里出现了难以想象的场面，当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描述道：“素昧平生的听众在流泪，在痛哭，他们互相拥抱，并且彼此发誓做最好的人，今后不再互相仇视，而要相亲相爱。会场的秩序大乱，大家全都挤向舞台，朝我涌来：贵夫人、女大学生、国务秘书、男大学生人人都来拥抱我，吻我。那些在舞台上的我们协会的会员们也个个拥抱我，吻我。大家的确都高兴得哭了……‘先知！先知！’人群里这样喊道。屠格涅夫（我在演说中为他说了几句好话），噙着眼泪扑过来拥抱我。安宁可夫跑过来握我的手，吻我的肩膀……我赶忙躲到后台，可是大家又从大厅挤到那儿，主要是妇女。他们吻我的手，折磨我。大学生也来了，其中一个泪流满面，因歇斯底里发作而跌倒在我面前的地板上，失去了知觉……他们买来了一个很大的、直径两俄尺的桂冠。会议结束时，为数众多的女士（一百多人）拥上舞台并当着全体听众的面将桂冠戴到我的头上……”
夜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激动得难以入眠。他起身拿起那个满是鲜花的桂冠，走出了旅馆的房间，坐着马车来到了特维尔广场，如今普希金将永远伫立在那里。夜静静的，很暖和，街上空无一人。他吃力地举起那个很大的月桂花冠，把它放在了普希金纪念碑的碑座前，并向自己最敬爱的诗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1880年12月，《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单行本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稍稍休息后继续写这部小说的续篇。当然，《作家日记》也要继续写下去，他十分喜欢这种形式，这些日子他在赶写明年《作家日记》第一期的文章。
1881年1月25日是星期天，午后家里来了好几位客人。其中米勒教授是来请作家参加29日为资助大学生而举办的文学晚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了教授的邀请。看得出，那天他的心情不错。当夜，他照例又在书房里干了个通宵。
次日中午，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安娜，昨天晚上他为了拾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笔插时，移动了一下书架，在使劲时吐血了，不过量不多，大概问题不大。安娜一听，十分着急，因为医生曾告诫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肺动脉有破裂的危险。她立即派人去找常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看病的布列特采尔医生，可医生出诊去了，要到5点钟以后才能来。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上去倒很平静，仍与孩子们有说有笑。
妹妹薇拉从莫斯科来了，她是专程前来谈亚历山德拉姨妈的遗产问题的。这个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了姨妈在梁赞省留下的一块田产。根据遗嘱，他要付给没有得到田产的妹妹们一笔钱。这笔款子他还没有完全落实，不过他已写信给了《俄国导报》编辑部，请求尽快支付《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稿费。可是，薇拉却希望他为了妹妹的利益而放弃这块田产。他拒绝了。回想起来，他这一辈子为了亲友们的利益从来没有吝啬过自己的财产，但这次不行了，因为他明白他在世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他得为妻子和儿女们留下点什么。薇拉软缠硬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生气，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喉咙里又涌出了鲜血，安娜一见惊叫起来，幸亏血很快止住了。一小时后，布列特采尔医生来了。在医生叩胸检查时，他又开始吐血，这次吐得很多，他昏过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苏醒过来后，让安娜请来神甫，做了临终忏悔，并领了圣餐。
27日那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很平静，没有吐血，神态安详，还与孩子们轻声交谈。印刷厂送来了这一年《作家日记》第一期的清样，他在安娜的帮助下校看了一遍。前来会诊的一位医学教授甚至认为，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期。28日清晨，累了一夜的安娜迷迷糊糊地睡了一阵后睁开眼，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扭头瞧着她。
“嗳，你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安娜向他俯下身去，问道。
“你知道，安尼娅，我醒了好久了，刚才已清楚地意识到，我今天就要死了。”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知道，你的病有了好转，不再吐血。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多疑。你会活下去，请相信我的话！”
“不，我知道，我今天一定会死的。点上蜡烛，安尼娅，把《福音书》拿给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平静地说道。
安娜明白，丈夫在遇到疑难时总要打开那本当年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送给他的《福音书》，随手翻开一页，读一下头上几行，然后再判断自己的疑惑是否有根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珍惜地抚摸着安娜递过来的《福音书》，翻开了一页，上面写着：“约翰拦住他……耶稣回答说，不要拦我……”
“你听见没有，‘不要拦我’，那就是说，我要死了。”他合上了书。
安娜的眼泪夺眶而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握着她的手，轻声安慰她，感谢妻子给予他的幸福。他亲切地对安娜说道：
“记住，安尼娅，我一直热烈地爱着你，从来没有背叛过你，连这样的念头也没有过……”
安娜的眼泪又止不住流了下来。她强忍着，没有失声痛哭，她生怕自己的激动会给丈夫带来危害。她央求他不要想到死，陀思妥耶夫斯基顺从了，不再说话。
白天来了很多人，都聚集在客厅和餐室里，只有少数亲友被允许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边，与他轻轻地说几句话。一整天，安娜一直守在丈夫边上，一刻也没有离开。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握着安娜的手轻声说道：
“亲爱的……我有什么留给你啊……真可怜，你今后的生活会多么艰难……”
他与孩子们吻别，并用忧伤的目光看着他们离去。晚上8点38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两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安葬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齐赫文斯基公墓，他的墓地与著名的俄国诗人茹可夫斯基的墓毗邻。在他的墓碑上铭刻在这么一行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掉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段话语出《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曾被作家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卷首语。在这朴素的词句中蕴涵着深刻的来自人民的哲理。送葬的队伍绵延不绝，人行道上也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墓地里更是人山人海，堆满了人们送来的花圈。“他的葬礼成了社会性的大事件……无论在彼得堡还是在俄国任何其他城市，更加壮丽、更加动人的景象还从来不曾见过……这不是葬礼，不是死的胜利；这是生的胜利，生的复活。”一位目击者由衷地感叹道。
是的，这确实是“生的复活”，伟大的作家和他的优秀的作品是不朽的。就在万人空巷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送行的时候，最后一期《作家日记》出版了。在这一期《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希望人们能不带偏见地理解我，知道我首先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像相信最神圣的事物那样相信他们的心地、他们的伟大力量……”而在他不久前发表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荒唐人的梦》中，他生动地描绘了人类未来的“黄金时代”的梦境，这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向往的。作家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的口热烈地写道：“我看到了真理，我看到并且懂得，人是能够变得美好幸福的，而且绝不会失掉在世上生存的能力。我不肯也不能相信，邪恶是人类的正常状态……我看到的生动形象会始终和我同在，不断纠正我的错误，为我指引方向。啊，我精神焕发，朝气勃勃，我要向前走，向前走，哪怕走上一千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于最后岁月里的那些话，成了这位伟大的作家对自己人生探索的坦诚自白，成了他留给世人的弥足珍贵的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