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在界定庐隐笔下的女性关系究竟是一般意义上的女性情谊还是更进一步的女同性恋时，出现了微妙的分歧。在《或人的悲哀》、《海滨故人》、《丽石的日记》、《她》、《漂泊的女儿》、《流星》等一系列小说中，庐隐描写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关系，有同性恋爱，也有普通朋友，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同性关系。以“女性情谊”加以概括，恰能涵括各种程度和层面的女性关系。对于尝试建立女同性恋文学传统的批评家而言，女同性恋书写和批评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内涵。为了加强女同性恋身份对抗父权文化的力量，激进女性主义者把女同性恋概念发展为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是指一个贯穿每个妇女的生活、贯穿整个历史的女性生活范畴，而不是简单地指一名妇女与另一名妇女有性的体验或自觉地希望跟她有性往来这样一个事实。”这就大大拓展了女同性恋批评的适用范围。在这一节中，笔者先以女同性恋批评解读庐隐的作品，再以女性情谊的概念分析庐隐和石评梅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
一、女同性恋题材的越界书写
历史学家高彦颐在《闺塾师》一书中，还原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指出女性一旦获得读书、写作、出版和旅行的机会，就会形成一个女性文化群体，延伸甚至改变妻子和母亲的传统性别角色。和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相比，“五四”时代的知识女性因为时代的际遇，享有了更多自由和权利。妇女解放所带来的第一个直接变化就是女性可以离开家庭，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有机会认识和结交来自各地的妇女。在闺阁以外的生存空间所形成的新型女性关系，极大地丰富了知识女性的生命体验，影响着她们对男女关系的认识和思考。庐隐就读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于1919年设立，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在新式的校园里，女学生们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甚至发生了不少同性恋爱的故事。
“学生同伴间的发生同性爱，几乎可说是各学校——无论是男学校或女学校——普遍的状态，凡是我们曾有过学校生活的人，大概都可以见到，并不只是一校如此，其间只有多少的差异罢了。”正因为如此，不少新文学作家都曾写过同性恋题材的作品，如谢冰莹的《同性爱的纠纷》、杨振声的《她为什么发疯了》、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丁玲的《暑假中》等。这些作品描写了在现实生活中被遮蔽的边缘群体，丰富了读者对女性关系的想象，同时也挑战了父权文化体系中的异性恋霸权。庐隐最为人瞩目的那些作品，都以不同方式涉及了女同性恋的主题。而且，和同时期作家相比，庐隐的态度更加大胆、直接和彻底。
庐隐笔下极少正面男性形象，他们或以花言巧语欺骗女性，或妄图以强势占有女性。《沦落》中的赵海能是有妇之夫，松文为报救命之恩以身相许后，他便视其为自己的战利品和专属品，不准她和别的男子结交。少年追求者殷勤亲切，却在松文坦白自己并非处女后迅速变心，将爱情转移到相片中青春而美丽的贞女身上。《或人的悲哀》中，亚侠痛恨男性追求者的利己心和占有欲，她自比为“被钓的鱼”，男性则是“抢着钓我的渔夫”，“他们要是欢喜什么东西，便要据那件东西为已有”。正如王德威所言：“男性主导的世界既是如此荒芜凉薄，女性之间的感情牵引成了重要寄托。”女性之间的相互安慰和支持，成为彼此力量的源泉。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所有时代及文化背景中都出现过女同性恋者。然而，在男权文化中，这个群体始终处于边缘位置，不断受到诽谤。消除对她们的诽谤的方式之一是“把女同性主义爱同积极、可取的品质毗连，把妇女的注意力从男性价值转向一个排除他的女性群落”。庐隐正是这样做的，她的系列作品以互文的方式，生动地再现了一个铭刻着无数欢乐与忧愁的女性团体——“海滨故人”群。这个女性群落固然和男性有各种交集，却能自成一个世界。她们相互倾谈，彼此安慰；共享朝霞和夕阳；一起读书、旅行、唱歌、跳舞、谈情；相约十年后同退隐于西子湖畔。在这个世界里，男权文化价值观被搁置：她们不以嫁人为最大胜利和唯一目标，反而质疑婚姻的意义，赞赏独立自主之女性。露沙在给云青的信中写到：“海边修一座精致的房子，我和宗莹开了对海的窗户，写伟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临海的村里，教那天真的孩子念书，晚上回来，便在海边的草地上吃饭，谈故事，多少快乐。”故事的尾声，露沙果然在海边购买了一所精致的房子，门额上写着“海滨故人”四个字。与同性朋友避居一隅，亲近自然，读书写作，是庐隐一直向往的理想生活。在《丽石的日记》、《女人的心》、《父亲》等多部作品中，庐隐一再重申了这个近乎梦幻的理想。
庐隐小说中的人物往往重心灵轻身体，无论是《海滨故人》中的露沙，还是《象牙戒指》中的沁珠，她们都曾试图与异性保持柏拉图式的恋爱关系。在她们的世界里，更多的是情智矛盾，而非理欲冲突。庐隐对男性身体相貌的描述多以魁梧或不魁梧简单带过，描写女性容貌身体的词汇明显更为丰富。《海滨故人》中露沙和玲玉一起乘车，“玲玉脸向车窗坐着，早晨艳阳射在她那淡紫色的衣裙上，娇美无比，衬着她那似笑非笑的双靥好像浓绿丛中的紫罗兰。露沙对她怔怔望着，好像在那里猜谜似的。”露沙既迷惑玲玉之美，也迷惑这种美对自己的吸引。《象牙戒指》描写女子学校的栉沐室：“走进去只闻到一股喷人鼻子的香粉花露的气息。一个个的女孩，对着一面菱花镜装扮着。那一种少女的娇艳，和温柔的姿态，真是别有风味……有时沁珠头也不梳，只是站在那里出神。有时她悄悄站在同学的身后，看人家对着镜子梳头，她在后面向人点头微笑。”抱持独身主义，并有鲜明女权意识的沁珠，沉醉在这个弥漫着女性的娇艳、温柔与自在的黄金世界里，竟有刹那的恍惚，仿佛进入纯净的女儿国。庐隐描写自己对日本女汤池的感受：“那些浴罢微带娇慵的女人们，她们是多么自然，对着亮晶晶的壁镜理发擦脸，抹粉涂脂，这时候她们依然是一丝不挂，并且她们忽而起立，忽而坐下，忽而一条腿竖起来半跪着，各式各样的姿势，无不运用自如。我在旁边竟得饱览无余。这时我觉得人体美有时候真值得歌颂，——那细腻的皮肤，丰美的曲线，圆润的足趾，无处不表现着天然的艺术……我的神经似乎有些兴奋。”在异国文化所提供的宽松空间中，庐隐对女性身体进行了热情的赞美。这和她笔下人物对男性及其身体的冷淡态度，形成了很有意味的对比。
《丽石的日记》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小说中第一篇以女同性恋者角度正面呈现女同性恋情、性别越界及批判传统异性恋婚姻的作品”。简瑛瑛分析指出，这篇小说的头尾设置次文本，引入丽石的朋友“我”的声音。作为小说的叙述者，“我”相信丽石死于心病，而非医生所说的身病——心脏病。“这种以反讽手法，巧妙点出叙述者、甚至作者，对传统卫道（恐同症）人士及所谓父权权威专家诊断意见之不满的抗拒（resisting），抵中心（de-centering）姿态，正是庐隐作品中的真正叛逆精神所在。”丽石在日记中宣称“我从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因为和他们——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沅青她极和我表同情，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这篇小说从叙述者到主人公，都认为女同性恋关系能够带给女性幸福和快乐。
只可惜这样的关系无法被社会和家庭所接受。沅青和表兄结婚，不肯向异性恋霸权妥协的丽石怨愤地谴责上帝造人：“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分什么男和女，因此不知把这个安静的世界，搅乱到什么地步？”庐隐建构了女同性恋的乌托邦，又不无悲痛地解构了其现实可能性。亚侠投水自尽，丽石抑郁而亡，海滨故人风流云散。《漂泊的女儿》中的星若和畏如无视社会舆论，过着相依相偎的同居生活。无奈男女不平等的职场现实，使得她们无法维持生计，只能各自回家另谋出路——依附男人。仿佛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所说的蜂子或蝇子，飞了一圈，又回来停在原点。她们逃到女同性恋的关系里，以为从此可以享受自在和美的理想生活。最终，她们发现自己就像逃不出如来手掌的孙悟空，始终处在男权文化势力的包围之下。“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间游戏了我！”这是亚侠的感叹，也是庐隐和石评梅的感叹，更是一代试图反抗男权的女性的感叹。
虽然逃脱之后再次陷落，反抗以失败告终，但逃脱和反抗仍是有意义的。至少，她们领略了逃脱后的美丽新世界，体验了反抗过程中的意气风发。更何况她们还可以用手中的笔记录过程中的欢喜和悲伤，见证坎坷艰辛中的相互安慰与支持。她们的努力、挣扎、痛苦和温暖，为女性赋权提供了勇气和力量。
二、女性情谊的现实篇章
庐隐在自传中描写中学时代的生活，自言常有调皮、捣乱之举，因为在孩子们心里，那是“一种绝大的欢喜，因为只有这时候她们是表现了个性，她们才领受了自由的快乐”。一旦获得“五四”运动所提供的理论资源和话语支持，庐隐的叛逆精神便由孩子气的调皮捣乱，发展为对不平等的阶级秩序和性别关系的反叛。在文本中书写具有重要政治内涵的女同性恋，在现实中发展感人至深的女性情谊，在历史与文本、现实与虚构之间，庐隐为女性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和维度。
早在女子师范学校，庐隐便和五个朋友自命为六君子，组成关系亲密的小团体。进入北京女高师后，庐隐很快与王世瑛、陈定秀及程俊英成为好友，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四公子”自命，庐隐自称孟尝君。程俊英回忆道：“我们四人无论是上课、自修、寝食、外出，都形影不离。又自制一套衣裙，上面是浅灰布的罩衫，下面是黑绸裙，裙的中间横镶一道二寸宽的彩色缎花边。每逢假日，便穿它到中央公园或北海、陶然亭等地去玩。不仅班上的同学叫我们为‘四公子’，就连他校的人也这样称呼我们。”她们以相同的衣裙作为小团体的标志和象征，此种情形类似于《海滨故人》中的兰香和孤云：“她们好的时候，手挽着手，头偎着头，低低地谈笑。或商量两个人作一样衣服，用什么样花边，或者作一样的鞋，打一样的别针，使无论什么人一见她们，就知道她们是顶要好的朋友。”这种衣着打扮上的同一，也见于《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和沅青：“人们看见我们一样的衣裙，联袂着由公园的马路上走过，如何的注目呵！”她们通过同样的服饰指认相互之间的感情，并积极主动地向世人昭告这种私密亲近的关系。
“四公子”相继走入成人世界，海滨故人各奔东西，庐隐也进入家庭，成为妻子和母亲。郭梦良病逝后，庐隐辗转来到石评梅任教的女师大附中，此时的石评梅也处在高君宇病逝的伤痛中。两人同病相怜，相互扶持，结下了生死不渝的情谊。她们一起狂笑高歌，长啸低泣，酒杯伴着诗集，相约相依以终，不幸石评梅在1928年猝然病逝。庐隐强忍伤痛，帮忙操办石评梅的后事，与陆晶清一起整理出版石评梅的遗稿，还撰写了《石评梅传略》、《祭献之辞》等多篇传记和祭悼之文。1930年出版的《归雁》中，纫菁和星痕的原型就是庐隐和石评梅，纫菁宣称“除了我没有人了解她，除了她也没有人了解我”。以石评梅和高君宇的爱情故事为原型的小说《象牙戒指》，实为庐隐撰写的另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
石评梅生前和庐隐之间有密切的书信往来。仅公开发表的就有庐隐的《寄天涯一孤鸿》、《灵海潮汐致梅姊》、《愁情一缕付征鸿》、《寄波微》、《寄梅窠旧主人》、《寄燕北故人》和石评梅的《露沙》、《寄海滨故人》、《给庐隐》等。天各一方时的书信，既是以文唱和，也是在舔舐彼此的伤痛，更是在传递生活的力量。在这些信件中，我们看到两颗高度契合的心灵，她们彼此是那样熟悉和了解。石评梅嘱托庐隐为她作记述，庐隐于是写了《寄天涯一孤鸿》：“我诚知人到伤心时，往往不可理喻，不过我总希望你明白世界本来不是完全的，人生不如意事也自难免，便是你所认为同调的某君不死，并且很顺当的达到完满的目的；但是胜利以后，又何尝没有苦痛？”庐隐以自己过来人的经历，劝慰石评梅走出失去高君宇的悲痛，努力振作。石评梅在回信中描述自己收信的经过和心情：在一个黯淡的阴天，有人告诉她《小说月报》上有庐隐寄给她的信，“我问什么题目，她告诉我后我已知道内容了”。庐隐懂她，她也懂庐隐，仅仅听到文章题目，已经知道内容，那是因为她们早已熟悉彼此的一切。即便知道内容，石评梅依然渴望读到友人寄给她的字字句句，仿佛靠近和触碰一颗滚烫的心。“那时已近黄昏，雇了车在一种恍惚迷惘中到了商务印书馆。我一只手按着搏跳的心，一只手抖颤着接过那本书，我翻见了寄天涯一孤鸿六字后，才抱着怆痛的心走出来。这时天幕上罩了黑的影，一重一重的迫近象一个黑色的巨兽；我不能在车上读，只好把你这纸上的心情，握在我抖颤的手中温存着。车过顺治门桥梁时，我看着护城河两堤的枯柳，一口一口把我的凄哀咽下去。到了家在灯光下含着泪看完，我又欣慰又伤感，欣慰的是我在这冷酷的人间居然能找到这样热烈的同情，伤感的是我不幸我何幸也能劳你濡泪滴血的笔锋，来替我宣泄积闷。”不幸遭遇悲惨的人生，何幸遇到彼此相知的友人。这种建立在心灵高度契合基础上的情谊，是过渡时代在情与智的矛盾中左冲右突，因不合流俗而常常被流言中伤的知识女性仅有的安慰和温存，是她们支撑着振作起来，建立自我价值的心理基石。
她们不仅互相安慰，而且时时相互鼓舞，相互鞭策。她们并没有沉溺在自己的伤痛与哀愁之中不能自拔，而是把个人的命运与不幸者的命运，把现在的困境和将来的成就联系起来，真心诚意地期许并鼓励对方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和更辉煌的未来。庐隐在《寄雁北故人》中与石评梅分享自己振作向前的体会，她劝告正处在萎靡之中的石评梅：“我希望梅姊把自己的价值看重些，把自己的责任看大些，像我们这种个人的失意，应该把它稍为靠后些。”“我们只有推广这悲哀的意味，与一切不幸者同运命，我们的悲哀岂不更觉有意义些吗？”而石评梅也希望庐隐“在锦帷绣帏中，较量柴米油盐之外，要承继着从前的希望，努力作未竟的事业；因之，不惮烦嚣在香梦朦胧时，我常督促你的警醒”。“一想到中国妇女界的消沉，我们懦弱的肩上，不得不负一种先觉觉人的精神，指导奋斗的责任，那末，露沙呵！我愿你为了大多数的同胞努力创造未来的光荣，不要为了私情而抛弃一切。”在母亲和郭梦良相继去世的打击下，庐隐一度消沉，石评梅虽然盼望“握住你的手，由你饱经忧患的面容上，细认你逝去的生命和啼痕”，但她清醒地意识到庐隐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悲哀中爆发生命的火焰。当庐隐重燃信念时，石评梅感到欣喜，“如今的你可以和我携手了，我们偕行着去走完这生的路程，希望在沿途把我们心胸中的热血烈火尽量的挥洒，尽量的燃烧，焚毁世界一切不幸者的手铐足镣，扫尽人间一切愁惨的阴霾’；假使不能如意，也愿让热血烈火淹沉烧枯了我们自己。这才不辜负我们认识一场，和这几年我所鼓励你希望你的心”。石评梅希望庐隐能把人生的挫折和伤痛视为一种历练，最终成就一个不可限量的女作家。她们之间的相互警醒和鼓舞，对她们的人生和写作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