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现代作家不同，写小说散文的张爱玲很少写文学理论文章，即使写，也大多是篇幅简短，东拉西扯，或是在谈别人的创作时顺带几句而已。但也有特殊的例外，那就是1944年的《论写作》和为回应傅雷先生以迅雨为笔名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而写出的《自己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在张爱玲文论中算得上是长篇大论了，尤其是《自己的文章》一文，不但观点鲜明，掷地有声，充分彰显了张爱玲独具一格的文学主张，同时，因为是张爱玲谈自己的创作，文如其题，故为我们了解张爱玲小说之题材、人物刻画及美学意蕴提供了另一可行的理论视角。
一、无情无望的时代梦魇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希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
Michelangelo（米开朗基罗）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倘若现在也有那样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若将张爱玲的小说大概归类，题材可集中于两大方面：沦陷前后之香港上海见闻和没落之中的旧式家庭生活。或者说，大多以沦陷前后的香港上海为背景，以没落的旧式家庭为舞台，演出了一出出平庸琐碎的“男女间的小事情”。正因为小说的背景是如此的清晰，故事的底色是如此的接近，故张爱玲的绝大部分小说，我们几乎都可以清楚地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可见其鲜明的时代印记。
虽然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张爱玲小说却并非“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张爱玲自认：“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
有无“时代的纪念碑”这样的客观题材另当别论，但以一个年仅二十出头、阅历有限的女学生，要想写出“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的确是勉为其难。但这“男女间的小事情”却不可小觑，她不仅与一般通俗小说的卿卿我我有所区别，同时还与一些同样是描写旧式家庭题材的作品形成了区别。因为这个22岁的小女子心有宏愿，她要通过男女间的小事情“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要“有更深长的回味”。
于是，以沦陷前后的香港上海为背景，以没落的旧式家庭生活为底色，张爱玲笔下的男女便尽显其平庸普通的一面，更表现出他们无情、无奈、无望的一面。
（一）冷漠无情的情感状态
无论是哪一类题材，张爱玲的小说所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便是她小说中那人与人之间无爱情、无亲情、无友情、无真情的种种描写，那人与人交往中或自私、虚伪，或扭曲、变态的行径作为，以及由此滋生的萦绕心头且挥之不去的苍凉之感。
以爱情描写为例，不能说张爱玲的小说没写到爱情，仅题目而言，《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年轻的时候》、《留情》、《半生缘》、《多少恨》、《鸿鸾禧》等就大多与爱恋情缘相关。
但那都是些怎样的爱情故事呵！
香港沦陷所成就的范柳原、白流苏无爱的姻缘（《倾城之恋》）；本将结婚视为“适当的出路”，哪知后来却演变成“卖淫养夫”的葛薇龙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初涉爱河便遭遇挫折的匡潆珠的短暂情史（《创世纪》）……
即使真心相爱也无一例外地遭受挫折：《年轻的时候》中单纯的大男孩汝良爱恋少女沁西亚，结果是恋人他嫁，汝良从此不再在书上画小人；《十八春》中曼桢、世钧被自私的姐姐曼璐设计陷害，半世分离，令人欷歔……更多的夫妇情感淡漠甚至同床异梦：《鸿鸾禧》中娄嚣伯对妻子百般挑剔；《留情》中老夫少妻的米先生与郭凤平淡如水；《心经》中小寒父母貌合神离；《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宝与烟鹂相互背叛。“哪个男人不喜欢姨太太！哪个男人是喜欢太太的！我是男人我还不知道么？”“娶了白玫瑰，红玫瑰就是心头的一点红痣，而白玫瑰成了嘴角的一粒白饭；娶了红玫瑰，白玫瑰就是床前明月光，而红玫瑰则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这些都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名言，另人反省男权文化中的爱情范式。
“梦里的时间总觉得长的，其实不过一刹那，却以为天长地久，彼此已经认识了多少年了。原来都是不算数的。”“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孔百疮。”张爱玲借叙述人之口在作品中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喟叹。这显然是张爱玲阅尽世态红尘后，最为真实深刻的人生观察。
作品中的亲情描写更令人沮丧。
姑妈答应帮助因经济困窘前来求助的葛薇龙，并非出自亲情的考虑，而是出于自私的算计，想借年轻可爱的薇龙留住相好的老情人。（《沉香屑·第一炉香》）
离婚的流苏被自私的哥嫂榨干了所有的钱财，在娘家备受白眼，为生存计只好设法再嫁。（《倾城之恋》）
川嫦患了肺病，一病两年，父母将她视作拖累，不肯出钱买药，不愿将钱扔到水里。父亲说的是：“现在是什么时世，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无望的川嫦想自杀却无钱买安眠药！（《花凋》）
娄家就要娶新媳妇，小姑子二乔和四美似乎热心地为哥嫂婚礼挑选着行头，嘴上说出的却是对嫂子玉清刻薄无情的挖苦讽刺。（《鸿鸾禧》）
家茵的父亲口口声声为女儿着想，却一次次利用夏宗豫对家茵的爱索要钱财，一次次地伤害家茵对夏宗豫纯洁的爱，万般无奈的家茵只得逃离上海，转向他地谋生。（《多少恨》）
……
但凡优秀的小说家，莫不以深刻真实的人性刻画取胜，张爱玲、沈从文均在此列。但同样重人性刻画，张爱玲却与沈从文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差别，突出表现在：沈从文鲜见时代印痕，张爱玲好写时代梦魇；沈从文擅写人性之美，张爱玲则侧重揭露人性之丑。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除了《长河》、《小訾》等个别作品外，因为意在表现人性之美，以唤起人们对美好品德的重建，而现实中这种美大多已经消失，故《阿黑小史》、《三三》、《丈夫》、《边城》等故事发生的年代就有意隐去而令读者较费揣测，有的甚至如梦里情景。
张爱玲则与他大相径庭。也许是在她生活的家庭和时代，或者事实上无论是在哪一时代，人性的恶与善原本就无处不在，她所需要做的，只是真实地将时代生活记录，从而“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而以她的亲身经历，人性的恶显然更令她深恶痛绝，更能激发她诉说的愿望。因此，人与人之间无爱情、无亲情、无友情、无真情的情感方式，人与人交往中或自私、虚伪，或扭曲、变态的行径作为，便常常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并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二）旧式家庭中男男女女们无奈无望的生命状态
现代小说中，对旧式家庭的描绘，张爱玲并非开风气者，也非最著名者。最著名者应属巴金，其次是梅娘、师陀等。但是，同样是描写旧式封建大家庭，由于年代不同，作家们关注的层面也有所不同。在这方面，张爱玲留下了她对旧式家庭命运的极其独特的观察和思考。
在《家》、《春》、《秋》中，巴金侧重描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年青一代的反抗、时代情势下经济的窘迫等因素所造成的封建大家庭的必然崩溃，以及作为身处时代激流中的一分子，作家巴金在作品中所抒发出来的时代激情、向往和希望。
相比之下，张爱玲的旧式家庭生活则表现出一种20世纪4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战争环境下人们对生活深感彷徨无助、空虚绝望的“荒原”色彩。这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她笔下所常常出现的旧式家庭中男男女女们那种特有的无奈无望的生命状态的描写中。
无奈，即人的命运总是处于被动无助之中。这方面尤以描写旧式家庭生活的小说《创世纪》、《金锁记》最为突出。《创世纪》中的匡潆珠，无论是谋职还是恋爱，都偷偷摸摸地瞒着家里人，不能光明正大地进行。在当代人看来本是独立谋生、接济家庭，理应获得赞许的行为，却被其家人视为丢人现眼的举措。其祖母则不得不无奈地变卖嫁妆以维持一大家子的苟活生存。《金锁记》中的七巧被哥嫂做主嫁到姜家，一生在无爱的婚姻中苦度岁月；女儿长安求学的愿望和爱的火花则被变态的母亲无情掐灭。总之，生活在旧式家庭中的成员，无论是长辈还是后代，其一切行为包括择偶、求学、谋职、交友乃至家庭生活、精神世界，一切均处于被动无助的状态之中，一切似都被一双无形的手所掌控。
无望，即旧式家庭中人的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空虚绝望的情景。在张爱玲的笔下，其描写旧式家庭作品中的人物，要么沉湎于烟枪鸦片，要么热衷于嫖妓招娼，要么聚集厅里家长里短。不但女性有依附意识，男人也大多靠祖业度日，无德无能、死气沉沉、毫无建树。像《十八春》中沈世钧那样愿意并能够靠个人能力生存的世家弟子少之又少。不但见不到巴金《家》里描写年轻一辈齐聚花园高谈阔论、吟诗作赋，充满激情的场面，甚至连《家》中封建家长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景象也很少见到。似乎随着经济的解体，旧式家庭中的男女老少的希望、激情和斗志也一道消失。
二、参差对照的人物刻画
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无人细数过张爱玲的小说到底塑造了多少人物形象，但就其有名有姓者，想来没有上千也有数百。而在这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中，除了极个别如曹七巧、顾曼璐、祝鸿才属极端病态者外，其余的绝大部分，我们可以一语而概之：不是英雄，亦非妖魔，凡庸寻常，不好不坏。张爱玲谈《传奇》时就曾说过：“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张爱玲所说的“不彻底”，是指不过分的阴险歹毒，也无满腔的壮怀激烈；有的还算正直正派或纯真可爱，却有着这样那样的令人扼腕之处，或者在特定的环境中被引诱同化；更多的是些俗气自私、无为无知的庸常之辈，有的可能猥琐鄙俗，甚至人格病态，但还不至于阴险歹毒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其所用刻画方法，便是张爱玲自己所讲的“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这些人物形象中，最能体现张爱玲“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的现代人特征，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要数那些还算正直正派或纯真可爱，却有着这样那样的令人扼腕之处，或者在特定的环境中被引诱同化的人物形象。男性有《心经》中的许峰仪、《多少恨》中的夏宗豫、《十八春》中的沈世钧，甚至还可以包括《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等。女性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金锁记》中的姜长安、《十八春》中的顾曼桢等。这些作品及人物形象，大多已常为研究者所论及，但少为人提及的是《心经》、《多少恨》、《创世纪》。
《多少恨》的故事，其实并未超出通俗小说所常见的成功男人与心仪女子婚外恋的模式。张爱玲也在小说的序中自称是“最接近通俗小说了”。这篇小说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小说充分表现了张爱玲所独有的“俗而求雅”的艺术追求外，或许还因为男女主人公夏宗豫和虞家茵是张爱玲小说中少有的较有亮色的人物。
家道中落的虞家茵经好友介绍到夏家当上了7岁女孩夏小蛮的家庭教师。小蛮母亲因有病常年居住在乡下，其父母之间因个性与学识的悬殊，从未有过真情，只是徒有夫妻名分。勤勉、谦和、善良的虞家茵很快就获得小蛮的喜欢，男主人夏宗豫也在与家茵的接触中对她萌发了恋情。夏宗豫的成熟、稳重、深情让虞家茵无法抗拒，但多方原因加上善良本性又令她一直处于一种想爱又不敢爱，不爱却已心生爱意的彷徨和犹豫之中。夏宗豫在小说中一直都是一个成熟、稳重、深情的男人形象，最后却只因家茵一句“我预备要去跟我表哥结婚”的善意谎言，原本“天长地久”的打算顷刻变成了“一个昏暗的梦”。看来，成熟稳重、处事有方、一往情深的成功男人夏宗豫也逃避不了猜忌小气、缺乏自信的一面；而谦和善良的家茵又缺乏对爱的果敢追求，于是就此酿就了说不完道不尽的“多少恨”，就此引发了下面的一幕：
宗豫道：“明天就要走么？”家茵道：“嗳。”宗豫在茶碟子里把烟灭了，见到桌上陈列着的一盒碗匙，便用原来的包纸把它盖没了，纸张嗦嗦有声。
他又道：“我送你上船。”家茵道：“不用了。”他突然剪裁地说：“好，那么——”立刻出去了，带上了门。
家茵伏在桌上哭。桌上一堆卷曲的绒线，“剪不断，理还乱。”
《心经》中许峰仪刚出场时，也是一个事业成功、仪表堂堂、疼爱女儿的慈父形象——至少在女儿许小寒几位要好同学的眼中是这样。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其隐在的一面却令读者瞠目，其形象内涵也逐渐清晰：夫妻情感不和，畸形的父女恋由此发生。为摆脱异常的父女关系，许峰仪转从女儿同学中相貌与女儿相像的段绫卿那里寻求安慰。受伤害者固然是小寒，其母也是直接的受害者，许峰仪游走于女儿、情人与妻子之间，情感的苦涩想必不会太少。成功男人与病态男人许峰仪的两面，显现了婚姻人生的百态和人性的复杂。
较有亮色的人物都如此，其他俗气自私、无为无知、猥琐鄙俗的庸常之辈就更不用说了。张爱玲就说过：“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我的书里多的是这等人。”可见，“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参差对照的手法，确实是张爱玲小说人物刻画的一大特色。
为何张爱玲不写“圣贤豪杰恶魔妖妇之类”极端的人物？
首先与张爱玲对文学特点的了解有关。在有了一定的创作经验后，她曾这样表达她对小说人物刻画的理解：
从前人说“画鬼怪易，画人物难”，似乎倒是圣贤豪杰恶魔妖妇之类的奇迹比较普通人容易表现，但那是写实功夫深浅的问题。写实功夫进步到托尔斯泰那样的程度，他的小说里却是一班小人物写得最成功，伟大的中心人物总来得模糊，隐隐地有不足的感觉。次一等的作家更不必说了，总把他们的好人写得最坏。
他们（指普通的小人物）最能代表社会的空气，同时也比较容易写。
这也许只是张爱玲个人对于创作的理解，但不能不说这种理解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某一角度来看，生活中的人原本就有多面性、复杂性，作为生活的折射，文学必然要表现其人性的善与恶，而“圣贤豪杰恶魔妖妇”之极端的好与坏也只是相对而言。如果一味地写其好或坏，往往得不偿失。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不但“次一等的作家……总把他们的好人写得最坏”，就连托尔斯泰那样伟大的作家，张爱玲都觉得其“小人物写得最成功，伟大的中心人物总来得模糊，隐隐地有不足的感觉”。至于有的作品如沈从文的《边城》之所以将人物刻画得美好无比，其实已加入了浪漫主义的理想化描绘，目的就在于通过美来批判丑，来表达其“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的文化意蕴。
除了文学见解使然外，张爱玲对她所生活的家庭环境以及世道人心的清醒的观察，更是她不写极端人物的重要原因。
王安忆认为：“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若仅从文本某一具体人物的角度看，张爱玲的确如此，而且当时《小团圆》尚未公开出版。然而细心的读者却不难发现，无论是小说中常常出现的因夫妻感情不和而导致的离婚、婚外恋、畸形恋描写，或是作品中希望自食其力的虞家茵、匡潆珠等女性形象的刻画，甚至潆珠祖母以嫁妆维持生计的艰难情景，无不闪烁着张爱玲身世记忆的碎片，跃动着张爱玲独具个性的身影，我们往往无法将她的小说与她的人生分离。而恰恰是这人生，令张爱玲明白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我写到那些人的时候，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当她“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之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
正因为既有“憎恶”又有“哀矜”，因此，张爱玲的小说尽管以描写黯淡的生活为主，但她的人物却大多是不好不坏，不壮怀激烈，也不过分歹毒的庸常之辈。这其实是一个有着特殊生活阅历的写实主义作家对社会人生所作出的“较近事实的”清醒判断。
三、苍凉回味的美学意蕴
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
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作品常出现“苍凉”的字眼，其小说的“苍凉”意味亦早成公论，但直至今天，其小说意蕴的“回味”却少人关注。正因为如此，对张爱玲多写暗淡丑陋的人性表示不能理解者仍大有人在。因此，怎样理解张爱玲作品苍凉人生的书写及其独具的“回味”价值，依然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笔者认为，“苍凉”是张爱玲生命的渲染，是张爱玲小说的人生底色，但“回味”更是她创作的目标追求，为达成“回味”的目标她作出了自己一定的努力。
首先，“喜欢苍凉”，与张爱玲特殊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经历有关，也与她生逢乱世有关。她不止一次说过：“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沉浮，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这种乱世感、被抛弃感、失落感，奠定了张爱玲小说的人生底色，而“苍凉”亦成为张爱玲生命的渲染。试想想，一个从问世到长成，目光所及都是这种颓唐暗淡的生活；一个从童年起，所看到的都是千疮百孔的人生，并在19岁便能发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慨叹的作家，怎么可能在作品中另有所绘？
然而，张爱玲并不仅仅因为自己人生的“苍凉”才“喜欢苍凉”，在创作方面，她有着自己的美学追求。她坦言：
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
她认为，“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苍凉比壮烈“有更深长的回味”，能“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
虽然这是张爱玲个人的美学追求，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创作的客观规律，一种优秀作家所独具的由己度人的广大关怀。就张爱玲的创作而言，其作品苍凉的“回味”和“启示”就来自她由己度人的广大关怀。张爱玲在比较自己与好友苏青的创作时曾说：“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遍总是自怜自伤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她认为，在“广大的解释”这一点上，好友苏青可能都无法与自己心灵相通。她甚至想象着“我把这些话来对苏青说，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里看我，一面听，一面想，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这种苏青有可能缺乏的“广大的解释”，正是夏志清所指出的张爱玲所具有的“大悲”、“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和沈启无所说的“对人间的广大的爱悦”、“广大的慈悲”，而非一己的自怜自伤。
这种“广大的解释”表现在许多方面。
一是张爱玲所写的虽多是暗淡丑陋的人生，但她并不同情这种生活，相反，她以一种不同于“五四”新文学作家的现代女性的眼光，透视了那一时代她所经历过的特有的生活情状，写出了旧式家庭在没落过程中冷漠、自私、扭曲的情感形态和旧式家庭中男男女女们无奈无望的生命状态，从中表现了她对这种人生的否定。
与巴金笔下封建家庭生活的背景有所区别，张爱玲笔下旧式家庭中无奈无望的生命状态的描写与封建经济的解体事实以及战争环境密切相关。张爱玲的小说似无一字涉及政治、经济，但她所描写的旧式家庭生活，却分明带有她所生活年代封建经济的时空特色。不但时间已跨移至三四十年代为主，空间也大多从巴金笔下的庭院深深转为狭窄公寓，即使是《金锁记》中三代同堂的独立洋房，也一样拥挤不堪。许多官宦人家已经济窘迫或早已家道中落，封建经济解体已成事实。《创世纪》中匡家青壮年成群却靠年迈的祖母变卖嫁妆勉强度日；《花凋》中父亲竟然将重病的女儿视作拖累；《多少恨》中虞老先生的小人作为正是经济困窘的折射，也是人性在面对经济变故时丑陋之表演。
人的情感形态和生命状态其实是社会状态的缩影，张爱玲对这种无亲情、无爱情、无真情的情感形态和无奈无助、空虚绝望的生命状态的描写，表面上虽不具有巴金式的张扬希望、呼唤反抗的美学效果，但能够从另一角度让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到旧式大家庭以及其归属的社会制度确已毫无希望的基本事实，并从人性角度表达了“即使经济困窘、身处乱世，人也不该如此作为”的美学意蕴，她对这种暗淡人生的否定意蕴也就不言而喻了。或者说，“她是用了否定思维引导读者去寻求思索真正有价值的情与爱与人生（这一点倒是颇与鲁迅相似）”。
二是张爱玲的小说虽描写暗淡丑陋的人生，但并不止于这种人生的描写。作为暗淡丑陋人生的比衬，她还塑造了一批稍有亮色的少女形象，如葛薇龙、匡滢珠、姜长安、顾曼祯、虞家茵等。虽然这些稍有亮色的少女形象无一例外地最后都屈服于家庭和环境，但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独立、纯真、向往新生活，都曾是这些女性的共同特征。纯真的性情被扭曲，美好的向往被断送，纯洁的爱情被破坏，正常的欲望被压抑，其作品的悲剧意蕴就足以令人思索，发人深省。
此外，她还经常在作品中以有意无意的议论、比喻和作品中某些人物对这种生命状态的厌恶等方式表示其对暗淡人生的否定。如《茉莉香片》中聂传庆对父亲与继母整日沉浸于鸦片之中的厌恶；《倾城之恋》中以“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和《金锁记》中“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来比喻没落的旧式家庭生活等。
总之，张爱玲尽管多写一些来自其“身世之感”的暗淡的人生，但其作品表达的却是“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读张爱玲“有时是我们透过阅读张爱玲在阅读自己”。因为她笔下的人性描写既是旧式家庭的男男女女所特有的，也是人类所共有的。张爱玲只是以她伤痕累累的心，以她的早熟和敏慧，在她熟悉的生活领域，为我们天才地揭示了这种种普遍的人性之丑，从而予世人以警示。她不仅通过许多平庸人物的刻画，让我们看到了旧式家庭在没落过程中冷漠、自私、扭曲的情感形态，看到了旧式家庭的男男女女在无奈无望中，正“一级一级地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使我们从某一侧面理解了一个旧的时代之所以走向终结的原委。同时，她还以较有亮色人物的比衬和有意无意的议论、比喻，表达了她对这种暗淡人生和丑陋人性的否定。有意于通过创作“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的张爱玲，其小说显然具备了“广大的解释”的内涵，因而，读之能有“深长的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