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一）
二年春正月，诏曰：“《书》云‘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称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与士大夫厉精更始。”
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赐丞相以下至郎从官钱帛各有差。
三月，以凤皇甘露降集，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夏五月，诏曰：“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或擅兴繇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又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
（二）
秋八月，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译文”
二年春天正月，下诏说：“《书》说：‘文王做刑法，对于乱常违教的人不得赦免。’当今有些法吏虽然修身奉法，仍不称他们的责任，还不能使我感到满意，我也为这些法吏感到难过。现决定不追究他们的责任，望他们与各级官员聚精会神，重新开始。”
二月二十六日，立王氏为皇后，赏赐丞相以下至郎从官钱帛各有差等。
三月，因为凤凰、甘露屡呈祥瑞，特赐天下吏爵级二级，庶民爵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牛肉及酒若干，鳏寡孤独高年赐帛若干。
夏天五月，下诏说：“刑狱关系到千万人的命运，是用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的。要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这才可以担任文吏。现在却不然。有的执法量刑持机巧之心，分析律条，妄生端绪，与律法的原意深浅不一，出入很大，无限上纲或有意开脱，来定罪名。将案情不如实上报，朝廷也无法了解真情，我不能明察，吏不能称职，这样下去，四方黎民就无所仰仗了！二千石各自检察他们的下属，不得用这种徇私枉法的人主管刑狱。官吏的首要任务是依法办事，而有的为了让来往客使称心如意，就任意派遣听差役夫，提高客使食饮标准，僭越职权和无视法规，来博取客使对他的好评，这好比踏着薄冰而等待烈日，难道还不危险吗？当今天下部分地区疾疫流行，我深为同情。现令郡国受灾疫严重的地方，免除今年租税。”
诏书上又说：听说古代的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现在百姓中有不少因上书触讳而犯罪的，我十分同情。朕将原名“病已”改为“询”。凡是在此诏之前触讳（病已）而蒙罪的，一律赦免。
（二）
秋天八月，下诏说：“官吏贪赃枉法则治道衰。现在小吏都勤在民事，而俸禄很少，想叫他们不侵鱼百姓，那是难以做到的。现在增加百石以下俸禄十五。”
“点评”
刘询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刘询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宣帝时期，是官吏“久任”制发展到较为完备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把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由中央大臣扩大到高级地方官员。不仅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其二，上述官员即便积有功劳、或有优异表现应该升迁，也不轻易提升调动，而是另外寻求对策，给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对于亲信近臣，“至于子孙，终不改易”。结果是“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对于郡太守，汉宣帝坦言他们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汉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是：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如胶东相王成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并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另外一位名臣黄霸，曾经因为有过失而被贬，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颍川太守，任职八年，郡中大治。宣帝下诏称扬，并给予“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按照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政绩得到肯定，待遇得以改善，利益得到保障。这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或激励作用，而且可以给后来人树立榜样，结果是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这些循吏（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懂政策的官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故而得到时人好评。史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刘询来自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汉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三千万而被告发。有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刘询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
刘询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起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痛绝，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公元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公元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公元前54年，他派二十四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
昭宣时期，以“轮台诏己令”为基本依据，昭帝、霍光和宣帝认真总结了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公元前73年，他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一算减三十钱。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四百万斛，每年就需用六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