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后的德语文坛）
正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言：重视或轻视同是“异”的两种 倾 向。①作为异于西方 的“他者”，“中国”形象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确经历了西方人眼中或钦羡仰慕或鄙夷菲薄的荣辱浮沉。而所有的这些沧桑流变，我们在德语文坛“中国观”的起落变迁中均能找到绝佳的印证。
东方文化的巡礼
经过19 世纪“对中国的否定和摒弃”，德语文坛迎来了世纪之交直到一战以后的“中国热潮”。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作家们关注的目光，大多仅踯躅在中国古老文化的空灵超脱里———老庄哲学、唐诗词赋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等。其时欧洲旅游事业已蓬勃发展，到东方旅行开始成为时尚。作家们再不必像从前一样，坐在书斋里单凭书本知识用想像建构“中国”形象了。许多出版社还应读者要求，纷纷支持作家们参加旅行社组织的各种东方之旅，以激发其创作灵感，摹写出具有东方趣味的畅销书籍。道滕代、黑塞等作家就都曾参加过这样的东方旅行。真实的中国已越来越清晰地进入作家们的视野。尽管如此，除了少数游记文学家外，当时极少有纯文学作家越雷池一步，去创作涉及现实中国的文学作品。究其缘由，这一现象同当时欧洲普遍的文人心态不无关联。其时正值欧洲文化的彷徨期，在一片“西方已没落”的悲观情绪笼罩下，作家们纷纷逃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希求在那里摆脱物质世界的喧嚣扰攘，找到人与自然和睦相亲的理想境界，并重新拾回那早已异化了的自我本真。然而，他们从书本世界里认识到的中国与现实景象却是大相径庭。对乌托邦的渴望必然地导致了他们宁愿关注古代中国，用想像建构起一个非我的神话，以便从中找寻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卡夫卡笔端出现了荒诞却寓意多元的《在流放地》与《万里长城建造时》；德布林以《王伦三跳》当了回老子哲学的现代传道人；黑塞则驰骋于东方精神的神秘王国里，《德米安》、《荒原狼》、《东方之旅》、《玻璃珠游戏》，生花之笔写就的这些传世之作无不浸润着中国精神的睿智与哲思；更有哈特、霍尔茨、德默尔、霍夫曼斯塔尔、克拉邦德、埃伦施泰因等一大批文坛新锐对中国古典文学一见倾心，由此引发了文坛“中国热”的蓬勃之势。
在这派热闹非凡的东方文化巡礼中，印象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道滕代（Max Dauthendey，1867~1918）略显与众不同。和同时代作家热衷改编中国古诗相异，道腾代对东方哲学与宗教情有独钟。不惟如此，他还以两部描摹“现实中国”的“中国小说”为现代中德文学交流史留下了颇值得探讨的一页。
道滕代曾于1905 至1906 年间做过一次环球旅行，在游历了埃及、印度、中国、日本及美国后，他创作了两部有关中国的童话体小说———《未埋葬的父亲》和《在官吏俱乐部》。前一部作品以中国的广州城为背景，描写了某一清贫之家的五个儿女，为筹措替父亲下葬的钱款而愁肠百结，多方努力不成，最终却以孝心感动了上天，一场神奇的地震终于使老父安然入土的故事。这部作品极具印象派追求唯美的风格特征，作家以诗意的语言渲染中国气氛，描摹中国人心灵的纯洁和高尚，表现他们继承传统、仁爱守孝又虔诚执著的道德风尚。作家声称这是一部纯粹摹写现实中国的“中国小说”。粗看之下，我们确实从中找到了几分形似，但细加推敲却发现，用童话演绎出来的现实故事实在缺少足够的说服力。而且读罢作品，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18 世纪启蒙文坛上曾流行一时的“道德小品”。作家在小说中极力赞美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似乎更像是启蒙思想家早就为“东方”下好了的定义：人类的童年时代。在欧洲人饱尝了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苦果与恶果后，他们亟待寻求的正是一方尚未被西方文化侵蚀和同化了的纯洁净土。因此，作家笔下的所谓“现实中国”实际上掺杂了太多想像的成分，它似乎已经成了欧洲知识分子寻求精神解脱与心灵慰籍的理想家园。而这也许正是作家此番创作的潜在意旨吧。
小说《在官吏俱乐部》同样充满童话色彩，故事发生在中国的上海，讲述了一个促狭鬼预言他人死亡、最终却应验到自己身上的奇异故事。相比《未埋葬的父亲》，这部作品更像是道滕代中国知识的拼合之作。尽管他在小说中以极尽华美的词藻，加上占星术、星象学等别具中国特色的花饰点缀，极力渲染所谓的中国气氛，但读来却始终给人一种不中不西的杂烩之感。这样的效果显然是作家对现实中国缺少深入的了解和体悟才导致的。作家对中国的描摹似乎还只停留在书本知识夹杂想像的水平上。走马观花似的中国之行看来并未对其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或者，作家去中国的目的本身就只是去寻找他思维理念中早已成型了的中国或中国文化。
尽管这两部所谓的“中国小说”十分名不副实，但作家尝试描摹现实中国的努力在当时的文坛背景下却也算相当难得，从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处理中国题材的另类手法，也看到了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世纪之交的作家对中国所抱持的态度。
关注现实中国———基希《秘密的中国》
一战带给欧洲人的精神创痛还未平复，由纳粹德国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烽烟又起。欧洲文化才露端倪的复苏景象也再度遭到了严酷的扼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的思想家、文学家们又一次踏上了“逃向东方”寻求精神拯救的心路历程。
身处战争策源地本土的德国文坛，此时遭遇的也正是史无前例的冲击与动荡。法西斯的暴行迫使大批作家，尤其是犹太裔的作家愤然踏上了流亡之路。这正是德国文学史上“流亡文学”产生的悲哀缘起。而另一批身在德国的作家，同样饱受了两难处境的煎熬，他们既不愿同纳粹合流，又慑于其淫威，最终不得不走上寄情山水、怀古遁世的“内心流亡”之路。在两条不同的流亡路上，作家们却在同一道“古老东方”的绮丽风景前驻足留连，乐而忘返。于是，便出现了卡奈蒂《迷惘》中对孔孟之道的重新演绎；勒尔克精到地评点中国古典诗歌；卡罗萨在《引导与同伴》中借长城意象表达和平渴望；更有布莱希特《四川一好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孔子生平》等众多作品对中国儒道哲学的全面阐扬与生发，布氏的“史诗剧”也正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戏曲艺术这块它山之石上的现代戏剧理论丰碑。
由是观之，现代德语文坛对待“中国”的态度显然是“厚古薄今”。纵观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上不乏轰轰烈烈、可圈可点的时代大事：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正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然而，德语文坛却似乎“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地沉浸在对古老中国文化的执著探求中。这也恰好印证了美国学者史景迁的观点：“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是不受中国的历史现实所左右的。”① 不过，这一论断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左翼作家对现实中国的真诚关注便是一个大大的反例。
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以西格斯（Anna Seghers，1900~1983）、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沃尔夫（Friedrich Wolf，1888~1953）、基希（Egon Erwin Kisch，1885~1948）、贝歇尔（Johannes Robert Bercher，1891~1958）等人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群，历史地走到了德语文坛的最前沿，以其如椽之笔，揭露社会弊端，鞭挞阶级压迫，控诉帝国主义暴行，讴歌无产阶级革命。其时中国也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尽管中德两国相距遥远，但这批左翼作家却以昂扬的热情，对中国革命投以了深切的关注，并写下许多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及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在这之中尤以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最具可读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基希是著名的捷克德语作家，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最初他是以记者身份登上文坛的，而这部反映20 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现实的《秘密的中国》（“China geheim”，1933）正是一本纪实报告文学集。此书译者周立波在译后附记中这样写道：“基希是著名的德国报告文学者。他的在轻快的笑谈间夹着逼人的严肃的风格，他的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正义感，使他不负他的盛名，使他可以成为新起的中国报告文学者的良好的模范。”①
基希于1932 年从苏联经西伯利亚大铁道秘密来到中国。他以惊人的工作效率，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遍访上海、北京、南京等城市，以局外人的冷静眼光，深入细致地观察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写成这本洋洋洒洒十几万字的报告文学集。通观全书，基希很少有激昂慷慨的议论，但在冷峻、平静的白描之中，读者感到的却是作家那深具记者素质的敏锐、透彻与犀利。作品以二十四个独立成篇的纪实故事连缀而成，分别以“外国势力侵略带给中国的灾难”、“中国人自身的落后”、“人民生活的苦难”、“外国人在中国”以及“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态度”等主题反映了当时中国现实的方方面面，让西方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在作品第一篇《吴淞废墟》中，作家描写了日本侵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上海遭遇轰炸后的凄惨景象：
现在，我们靠在栏杆上，把眼睛或望远镜集中于吴淞。那就是它本身，无可置辩的。顶甲板上的日本太太和绅士们在互相的指示那些掩蔽着人的尸体的房屋的尸体，快乐地指出破坏工作中比较奇异的佳作。不到几天以前，这沿海的许多炮台，并不是这么无遮无蔽的显露的：它们还有水门汀和混凝土的障壁。①
河岸上没有被毁坏的建筑物，只是那些有外国旗在风里鼓胀着的屋宇。壳牌油，美孚油，德士古的银色油池，没有被炸毁；Nordisk 电报机公司的红砖建筑物，在那屋顶上，丹麦人很有思虑的系了他的十字架的，没有被炸毁；电力站，因为它是捷克斯拉夫的Skoda 工厂的建筑物，它的角楼上，有一个蓝色的圆锥横在红白相间的条纹中的标记，没有被炸毁。此外，到处没有一样东西没被毁坏。没有一样东西。②
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大学也被炸毁了。校舍独立在广漠的郊野上：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炸弹所能触到的。日军瞄准了这里，日军没有顾及黑—红—金色的旗子，因为这大学里的学生是中国人。③
有着红色太阳和红色太阳光线的日本国旗，……旗子上的太阳像是一个圆的创伤，从那上面，鲜血向四围流出。①
这里没有评论，只有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但从作家娓娓的叙述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到他视角的独特与文字背后含而未露的敏锐机锋。在《纱厂童工》、《堆栈》、《黄包车！黄包车！》、《疯人院》以及《死刑》等多篇作品中，作家同样从一个西方记者的敏锐视角出发，以娴熟的文笔展现了中国老百姓那不尽相同却都充满苦难的生活实景。他从纱厂童工、码头工人、黄包车夫、精神病人甚至死刑犯等小人物入笔，以对他们个人命运的描摹反衬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揭露外国殖民侵略势力在中国犯下的罪恶。
在《黄包车！黄包车！》一文中，作家便以他那独特的、看似平白却暗含深刻与激情的写作手法描述了黄包车夫的悲惨生活际遇：
白天和晚上，这里和那里，慢步和急跑，这边和那边，在酷热之下，在雨中，他们从公共租界到法租界，从虹口到南市来回的奔跑；奔跑到坐客所要去的任何地方，在任何地方他们永远要蹲着等顾客———在晚上，也是这样；在战时，也是这样；顾不得戒严令，顾不得和这相反的规则，要不然，他们就连他们所过的生活一样的生活，也不能得到了。②
在《堆栈》中，作家以凝练的语言、透彻的分析将批评的矛头直指西方：
比最廉价的机械还要廉价得多的，是中国人：他的手是升降机，他的手臂是链条，他的肩是运输小车，他的腿是铁路———这些机械不需要机械师，不需要燃料，而且即使这些机械有了什么故障，也并不花费雇主什么。
混乱代替了规则，武装代替了机械，鸦片代替了食物，传教师代替了教师，巡捕代替了工会———这是欧洲人给中国的赠与。①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描摹中不经意间还穿插进了一些对中西方人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差异所作的评论。这些评论给这部记录中国现实的报告文学打上了深深的“西方”烙印。而且，阅读这部作品，中国读者常常能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这种寒意来自基希作为旁观者那冷峻、不留情面的深刻，也来自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痛切认识。
基希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在于他不随波逐流，而是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判断观察、记录、评说中国。在西方殖民主义情绪仍甚嚣尘上的时代，单枪匹马地对抗西方主流文化是需要勇气与力量的。《秘密的中国》揭开了20 世纪30 年代初中国现实社会的秘密，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它都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究和反思。
基希之外，西格斯、沃尔夫等左翼代表作家也都曾创作过多部反映和歌颂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基本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及文学作品无甚关联，但在文坛盛行以想像描摹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左翼作家的另类眼光尤显弥足珍贵，现代德语文坛中的“中国形象”也正因此多了几分真实的现代感。
1945 年，二战的烽火终于以法西斯的全面投降而告止息。炮声已渐远去，而摆在德国人面前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却是灾难性的。战争蹂躏过的土地自是千疮百孔，废墟一片。而更可怕的是人们心灵上的荒芜与精神的无所归依。身负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德语文学在废墟之上迈向了“从零开始”的历史新纪元。
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肇事国和战败国，这一点给德国人心灵上造成的痛苦和负累是可想而知的。而文学家的使命也许正在于为那些饱受痛苦煎熬的心灵找到解脱和拯救的出路。同一战结束后的情形极为相似，在二战肆虐之后作家们再度把目光投向了东方，祈望在“中国精神”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卡萨克以一部荒诞却充满东方理性哲思的《大河后面的城市》（“Die Stadt hinter dem Strom”，1947）探讨了战争、罪责、生命、死亡、以及此岸彼岸等严肃深刻的人生命题，试图在东方精神中为德国人找到一条新生之路。瑞士德语作家弗里施（Max Frisch，1911~1991）写成《中国长城》（“Die chinesiche Mauer”，1946），以荒诞派的艺术表现手法，演绎了一个发生在古代中国的现代荒诞剧。作家意在以沉重的历史唤起人们对战争、灾难的反思与警醒。他的另一部小说《彬或北京之旅》（“Bin oder die Reise nach Peking”，1944）则意在表现一种向往中国、追求原始东方精神的主题。作品同样具有情节错杂迷离的荒诞意味。小说的题目便是一个文字游戏，彬是人名，此乃音译，但其德语原文Bin 本身的含义是“我是”中的“是”（此德汉翻译之两难境地，顾此失彼似乎在所难免）。作家作此文字游戏自有其深意。原来，作品中有两个人物“我”（Ich）和“彬（Bin）”相依并存。顾彬在《关于“异”的研究》中曾从欧洲人自身的角度为我们释疑：“欧洲人的精神和肉体是分裂的，就是说，他们有两个自我。其中，每个人都有一个抽象的我，这就是ich，每个人还有一个具体的我，这就是Bin。弗里施的意思是说，抽象的我留在了欧洲，具体的我则到了北京。”① 北京在小说中是一个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美丽意象。作家是这样描摹北京城的：“那闪光的塔楼、屋顶、桥梁和水波荡漾的海湾、风帆、在空中盘旋的蓝鸟。”② 我们知道，此书成稿于二战行将结束的1944 年。在战争的背景下摹写这样一处令人怡然心动的浪漫所在，必然激发起人们对幸福与和平的渴望。而“北京”这一意象的象征意义似乎也不言自明。而且，作品中对蓝色的渲染，如“蓝色的幸福”、“蓝色的水手”、“浅蓝色的清凉”等更增加了“北京”浪漫而又略带忧伤的神秘色彩。这种神秘早在世纪之初作家对中国的描摹中便已频频现出，经过了近半个世纪，“中国”换成了更有现代感的“北京”，仍然是欧洲人心中那个美好、神秘、未被西方文明侵蚀过的原始天堂。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回纯洁的、精神与肉体相统一的自我。而这也许正是作家让“彬”（Bin）———那个“具体之我”到北京旅行的真正动机吧。
除卡萨克和弗里施外，此间文坛上还有一位集文学家、汉学家于一身的双料才子艾希。他早年学过汉学，还曾作《欧洲对抗中国》一文以批评当时文坛上正如日中天的“中国热”。然而及至中年，艾希一反少年时代叛逆之锐气，全心投入了弘扬中国古代文化的事业之中。他不仅翻译汉诗，还创作中国题材的作品，阐扬中国哲学理念。尽管艾希一生都未到过中国，但因其卓越的汉学功绩，他被世人公认为当代中德文学交流的友好使者。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德语作家在二战结束之初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倾心渴慕其情甚浓。“中国精神”一度在德语文坛彰显复兴之态。然而事易时移，随着人们心中战争阴霾及精神创伤的消失与平复，中国古代文化那抱朴守拙、乐天知命、超然物外的精神品质在现代技术文明一路高奏凯歌的恢宏气势下再度显出了尴尬与无奈。德语文坛上喧嚣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热”也终于渐次消褪了它原有的乌托邦光晕。代之而起的是当代作家对现实中国的关注与探究。对此笔者以后有机会将另文详述。
德语文坛中国文化之回声（一）
中 国古代哲学典籍在西方世界初露头角，那是300 多年以前的事情。1662 年，代表儒学道统的《四书》之一的《大学》，有了第一个印行出版的拉丁文译本；1673 年，同属《四书》的《中庸》也经由拉丁文的译介进入了西方的视野。① 此后，中国文化的支柱儒家经典在欧洲频频亮相，孔子的理论在18 世纪的西方受到了高度揄扬。然而，19 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概念却发生了激剧的转变。中国对于西方来说，已经失去了精神上的价值，转而成了后者牟取商业利益的巨大市场。西方与中国文化一度密切的关系在欧洲自身工业文明行进的过程中逐渐被淡忘了。直至19、20 世纪之交，西方才重又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亲密接触的迫切愿望。这一回，中国文化的另一支柱道家学说大放异彩。道家开宗典籍《老子》一书中的天道观以及清净无为、阴柔谦退的思想在近代欧洲被奉若至宝，各种《道德经》的译本层出不穷。在西方两番大力推崇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德国思想界积极参与了面向东方的行而上的探索，德语文坛也录下了时代潮流的涛声。
伴随着中国古代哲学在西方的流播，中国的古典文学也在两百多年前开始了洲际之旅。1735~1737 年间，由法国著名教士杜·哈尔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出版。该书载有部分中国文学作品的法译，包括一本元曲《赵氏孤儿》、四篇采自《今古奇观》的短篇小说以及十数首源自《诗经》的作品，是欧洲译介中国古典文学的权舆之著。这些译作尽管质量粗拙，却为中国文学在欧洲的传流建下了筚路蓝缕的功勋。1747~1749 年间，随着《中华帝国全志》德译本的问世，德国也开始引入中国古代文学。此后，大都通过英译、法译的中介，德国人陆续了解到了其他一些中国作品。其中良莠参差，既有《诗经》、《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以及唐诗等中国古典文学长河中的精品，又有《百美新咏》、《好逑传》、《灰阑记》等不入流的庸常之作。大概是因为物以稀为贵，这些为数不多的译作，尽管品质未必佳妙，却都有广泛的流传，对德语文坛均有过或深或浅的濡染。
自18 世纪中叶始，中国古典文学渐渐对德语文学发生影响。德国文坛泰斗歌德虽然不是处理中国文学题材的第一人，却率先对中国文学的价值以及中国文化的特质达到了深刻的认识。在以下的篇幅中，我们将从歌德谈起，来看一下部分德语作家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的接受情况。
在搦管行文的过程中，笔者不无尴尬地发现，有些作品似乎很难归入本章，因为，它们既未探讨中国哲学，也未借鉴中国文学。不过，由于这些作品全都出自德语名家之手，且其中不乏中国的因素，故此，不忍割舍，权作本章的旁支。
1 Goethes variierende Haltung gegen über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早年对“中国风格”的掊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