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卡萨克《大河后面的城 市》发 表 的1947 年，德国成立了著名的文学 团 体“四 七社”。在这个藏龙卧虎的社团中，有一个成员引起了我们莫大的兴趣，他便是君特·艾希（Günter Eich，1907~1972）。艾希之所以令人瞩目，不仅因为他是首届“四七社奖”的得主，而且还在于他集文学家和汉学家于一身的双重身份。
底蕴深厚的汉学家
1925 年，中学毕业的艾希前往柏林大学攻读汉学。他的这一选择，显然有表现主义时期中国热的因素在内。况且，艾希就曾自视为“迟到的表现主义作家”①。然而，随着20 年代中期德国上空一战阴影的渐次消散，德国经济的起死回生，中国热在重又喧腾的机器声浪中已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态势。由此看来，艾希选择汉学似乎有些不识时务。而这不合时宜恰恰体现了他的另类。当被问及为何选中了汉学这门冷僻艰深的专业时，艾希的回答是：“做一些对别人不怎么有用的事。”② 这种逆流而行的少年意气还体现在他日后研治汉学的过程当中。
1927 年，已在汉学领域徜徉一载有余的艾希针对此前学界的中国热，写下了《欧洲对抗中国》一文。这一篇以“反对”中国为初衷的文章，似乎与他当年选择汉学的举措格格不入。殊不知，这一论战性质的檄文，正是艾希之另类的表现。《欧洲对抗中国》一文是这样开始的：
若干年前，中国人辜鸿铭写了一本书，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的辩护》。然而，很久以来，一些居心叵测的欧洲人却试图把自己和我们大家都变成中国人。为了保卫欧洲，从而也对中国观念进行一番抵制，这难道不重要？①
艾希文中所提辜鸿铭之著作，由卫礼贤译成德语，于1911 年在耶拿出版，引起较大反响。辜鸿铭在其著作中捍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欧洲的殖民政策比作现代的十字军东征，并指出，就像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最终导致了欧洲僧侣文化的覆灭一样，现代欧洲的殖民主义也必然会对欧洲自身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辜鸿铭一书曾令著名作家黑塞深有感触，他还就此写下了评论文章。当然，唱反调的自有人在。年轻的艾希就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殖民战争的罪责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欧洲，中国自身的僵化和保守也是不容否定的因素。艾希写下《欧洲对抗中国》一文，正是为了表明自己并非人云亦云的盲从之徒。
然而，面对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道家哲学，艾希似乎收敛了论战的锋芒，转而详尽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总结了中国精神的特征：“它（中国精神）它那多样的枝杈中蕴涵着一种令人难忘的统一。作为最终和最重要的是，在一切事物中总是不断出现人的适应思想，即那可能且必须的适应自然整体进程、适应道的思想。”②
在《欧洲对抗中国》这一篇咄咄逼人的文章中，却陡然出现了对中国精神的一丝褒扬，这不禁令人大为困惑。无疑，艾希本想做一个欧洲的卫道士，不料却在研治汉学的过程中为中国古代哲学所吸引，于无形中偏离了自己最初的立场。事实证明，艾希与中国思想的亲和力，在其早年的诸多以弃置文明、追求返朴归真为主题的诗作中就已有显露。
艾希以诗歌创作起家。诗人的禀赋加上汉学的功底，使他成为汉诗德译方面的佼佼者。在其译诗中以李白、白居易、杜甫等人的诗作居多。1952 年，艾希在著名东方学家贡德尔特（Wilhelm Gundert）主编的《东方诗歌》一书中发表了八十五首相当质量的德译中国古诗，其才情可见一斑。
广播剧中的中国魅力
诗人的气质无疑令艾希的汉诗移译如鱼得水；而汉学研究也同样反作用于艾希的文学创作。然而，艾希却给他的研究者们出了一道难题。在他的诗歌及广播剧创作中，道家的哲学思想若隐若现，却很少有径直点明的地方。这种道其有却似无的高明手段根植于艾希创作的美学原则，即“不留下任何痕迹”①。而恰恰是这一点似乎深得道家之精髓，老子就说：“善行，无辙迹。”（《老子·二十七章》）尽管如此，艾希的作品中还是留有丝丝缕缕明显的中国印痕。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几部广播剧中。
1956 年二三月间，艾希写下了广播剧《笑姑娘》。此剧明显取材于中国《聊斋志异》中的《婴宁》一篇。蒲松龄《聊斋志异》一书早在19 世纪末期就有了大约十个西文版本，在欧洲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关于其中婴宁的故事，较完善的德译可见诸布伯《中国神怪和爱情故事》一书。此处，艾希阅读的则是卫礼贤《中国民间童话》中的德译。
《笑姑娘》一剧讲一个姓王的小伙子在一次交游途中对一个名叫婴宁的姑娘一见钟情，后来，得此女子为妻。此女有个怪癖，动辄大笑不已。探其究竟，方知是个狐女。不过，这并未影响两人的幸福生活。
对照蒲松龄原作可以发现，艾希在大致因袭了原文的情节之余，另外插入了两个故事，以博婴宁展颜一笑。这实际也是两个中国故事，是艾希从《中国民间童话》一书中就地取材而得，分别是袁枚《子不语》中的《旁观因果》和李复言《玄怪录》中所载的《杜子春》。
艾希的另一部可以确定摭拾了中国题材的广播剧是1957 年发表的《奥马和奥马》。此剧是艾希创作的三部所谓“东方广播剧”之一，另外两剧分别是《别去科威特！》（1950）和《真主有一百个名字》（1957）。
《奥马和奥马》一剧讲的是两个姓名相同、命运相异的奥马的故事。一个是巴格达的哈里发，一个是中国某海港的码头搬运工。达官贵人奥马晚上做梦，梦见自己成了个可怜的搬运工。醒来后，他发现自己肩头有道伤痕，手里还数着梦中挣到的工钱。无巧不成书。那个中国苦力也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哈里发。醒来后，他向旁人讲述了梦中的荣华富贵。两个奥马可谓天壤之别，却各自在梦中过着对方的生活。最后，哈里发奥马决定前往中国，去当搬运工；而搬运工奥马也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得以前往巴格达。两个奥马于中途相遇，之后又快乐地分手作别，继续各自的行程。故事结尾，两下遂愿，哈里发当了苦力，苦力成了哈里发。在交换了身份之后，两人分别在对方原先的环境中继续生活。至此，现实与梦境的界限已模糊难辨。
在艾希的广播剧作品中，不乏梦境与现实交织、觉梦难辨的题材。鉴于艾希的汉学素养，他对于道家人生如梦、梦即人生的思想定然不会陌生，而此处的《奥马和奥马》一剧更像是从道家古籍《列子》中汲取了创作素材。卫礼贤《列子》德译（1911）的《周穆王篇》中有一则寓言，讲周国有一个姓尹的富翁，家业庞大，手下仆众终日劳作，不得止息。其中有一年迈力衰的老役夫，白日做牛做马，却夜夜于梦中当人君，享荣华。而那尹氏富豪，整日为家业殚精竭虑，以致心形俱疲，夜来常梦为人仆，受尽杖打责骂之苦。陈述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奥马和奥马》一剧前半部分内容与《列子》故事的雷同之处。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寓言中的穷人和富人在梦醒后都保持了原来的身份，而两个奥马最后却彼此交换了角色。两种不同的故事结局与两部作品不同的主旨有关。艾希似乎更在意情节的离奇，从而忽略了《列子》寓言内含的哲理，也即贫富齐一、得失相等的思想。对此，故事中的老役夫说了一段发人省思的话：“人生百年，昼夜各分。吾夜为仆虏，苦则苦矣；夜为人君，其乐无比。何所怨哉？”
艾希在20 世纪50 年代的德语广播剧领域享有盛名。作为底蕴深厚的汉学家，他将中国文学与哲学纳入了自己的广播剧创作，似乎想凭借广播这一影响甚广的大众传媒，令中国在德语文坛焕发持久的魅力。
德语文学汉译史话
中 国是诗的国度。唐宋元明清不论，就是到了辛亥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时期，包括孙中山和毛泽东在内，几乎所有风云际会人物都具诗才诗兴，并有作品问世。德语文学汉译史，就已知材料看，以诗歌开头，不能不说没有这一文化遗风。开先声者王韬，一个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激愤无比的革新人物。他1871 年间译出的德诗《祖国歌》，经蔡鄂、梁启超等人的转抄和荐举，在中国文坛风行走俏，屡获仿效，揭开了德语文学汉译史那极富社会政治意义的帷幔。
也许此诗本身蕴涵的魅力过于强大，也许那时研究的雅兴尚未从欣赏的趣味中分离而出，人们起先无意对原作者问个究竟。而事实上，作者阿恩特的名字早于1907 年已在鲁迅笔下出现，以后又受到多位中国文坛大家的译介和赏识。但他们都没意识到，阿恩特就是《祖国歌》的原作者。作品与作家互相隔离，并行不悖地得到传播与接受，这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虽非仅有，也属罕见。这是以下前两篇的内容。
引圣人言壮已辞色，这在中国颇具传统。名字就是权威，有时是学术内容需要，有时也用来哄骗自己，吓唬别人，界线往往还不易廓清。晚清以降，国势衰竭，西风渐盛，引用域外名人箴言语录遂成风尚。今天甚至不少中国古典文学论著也洋味扑人。辜鸿铭当为前驱者之一。这位主要留学英伦的一代硕儒，特别钟情的恰是德国文豪歌德。他的《论语》英译，一则以夹有歌德名字的副标题让洋人大开眼界，二则也以西方话语权威释本国典籍，造成中国学术史一大变局。是创新，抑或也是悲凉，此非本书所能细论。以下第三篇不谈学界已有述及的歌德在中国的整体译介，而聚焦于辜鸿铭对他的征引。一方面试图呈现歌德在中国流传的一段史前史，另一方面希望点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一个有趣话题：即中国学术界对域外权威引述的由来、发展及作用等诸多问题。
从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外患频仍，内乱不断，无有宁日。外国文学的译介随着局势的起伏和思潮的变幻，重点时有迁移。但童话的输入似能置身于外，没有明显的高潮，也不见醒豁的低谷，对“童心”的关注，似能超越流行意趣，并在德语文学汉译史上蔚成势力。德国童话在其传播过程中，还滋润或催发了中国文学的某些篇目。以下第四篇提到庐隐《一个女教员》的故事，仅是笔者阅读中偶然录下的实例中的一种。当有更多尘封至今的史实有待启封。
在德语文学的中国流传史中，多愁善感，绮丽柔靡曾大行其道。此中代表作无疑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它的流行，即迎合了五四青年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呼声，也餍足了一代读者对域外青年恋爱生活的猎奇心理。其广受欢迎的程度，似乎至今未见衰迹。应该说这与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大端之一、伤春悲秋倾向有所关联。与《维特》犹成双璧的是以下第五篇要谈的《茵梦湖》。其汉译版本数量及印数有与《维特》一争天下之势。此篇既涉此书汉译史中对个别问题的补正纠偏，亦及文坛大家就译本展开的争论，并尝试回答《茵梦湖》译名为何在众多其他译名中独占鳌头，以及此译为何常销不衰的因由。
20 世纪20 年代《维特》和《茵梦湖》在中国译坛大放光采的景象，不免让人合卷喟叹，《祖国歌》对国魂的召唤甫露端倪，难道就此为两情相依所替代？帝国主义的炸弹毕竟让译者再次转向德国的战争文学。以下第六篇介绍的雷马克仅是多名德国反战作家中的一位。1929 年，其代表作《西线无战事》中译问世，此后德国反战文学在中国一发弗止，一直延续到40 年代末，当与中国那时局势大有关系。这些译作，也续上了自《祖国歌》起，中国文坛对德国文学阳刚豪迈之气的印象，并传达了中国人民反战的强烈呼声。
曾几何时，一位德语作家为中国那动荡不安的政局所吸引，甚至跑来看个究竟。这就是以下第七篇要议论的捷克作家基希。正是他以自己的所经所历写下的报告文学作品《秘密的中国》，使20 世纪30 年代的中国史实托形于他那深刻的观察、细致的描绘而变得立体，今天读来还让人恍如身临其境。此书原版在德国遭到焚烧，其中译铅板被日军炮火炸毁。不见容于法西斯看来是此书的宿命。但是在彼在此，《秘密的中国》最后都能冲破阻碍与大众见面。暴政虐行，枪弹炮火，挡不住文学的流布，精神的传承。在德在中，在古在今，毕竟都一样。
1 Der Anfang der uebersetzungs-geschichte deutscher Gedichte ins Chinesische
王韬及德诗汉译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