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日记文学》一文中说：“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郁达夫一生写过不少日记，它具有中国历史转型期的记录与见证的史料价值，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意义上的价值。从郁达夫日记作品中，我们不但能读到时代的风云、社会的风习、山川的秀美、文坛的逸闻，而且还能够观察到作者博览的心得、生活的遭际、情感的波澜、心理的变迁等诸多方面。作家的生命在于他的创作，遥想当年郁达夫一部《沉沦》震惊了“五四”文坛，激活了多少沉睡了的中国人的心，在20世纪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他的日记文学却一直未能引起必要的注意和重视。其实，郁达夫的日记文学之丰，以及艺术成就之大，并不在他的小说以及散文创作之下。从郁达夫现存日记看，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记录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及当时的感受郁达夫是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作家，他写日记不像鲁迅那样简洁明了，并具有理性的强制性，而是随心所欲、时断时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当生活没有波浪而平静如水、没有受到什么新鲜的东西刺激时，他就不记日记。只有当他被一种新的生活、新的事物和新的感情激活时，他才会有创作冲动，便不知不觉地写起日记来，留下他的思想、情感甚至是并不那么高尚的冲动。可见，生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郁达夫日记创作的数量和内容，也表明郁达夫的许多日记只是为了备忘而笔录下当日的心绪与耳闻目睹的种种事件的。正如他在《再谈日记》中所说的：“一逢新异，手痒难忍，每日于游倦之余，在旅舍的灯下，弄弄笔杆。”像1926年年初到广州写成的《劳生日记》、1934年8月到北平写下的《故都日记》等，大多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而一旦这些新鲜的印象变成熟悉的生活模式后，他就停止了日记写作。
1921年9月，因郭沫若的推荐，郁达夫去安庆法政学校执教。回首历史，我们可以感受到1921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7月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新生的革命力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重任。新的环境、教书的生活，使郁达夫有了新的感受。试看郁达夫于1921年10月所写的两则《芜城日记》中的片段（这是郁达夫早期的日记，今仅存10月2日、4日、5日、6日的4天日记）：
那些门板上，却剩有许多暴风雨的形迹在那里，就是用了粉笔写的歪歪斜斜的“逐李罢市”那些字。我看了这些好像是小学生写的热心的表现，就禁不得微微里笑将起来。盖因我们中国人的民众运动，大抵都龙头蛇尾持续不久，譬如抵制日货那一件事，我们目下在冷清的街上，看见这四个字的时候，如何的不快荣！如何的胸中觉得羞愧！如今安庆的这一次运动却不然，民众终竟战胜了。无理的军阀，军阀的傀儡，终究在正义的面前逃避了。所以我看了那些暴风的遗迹，心坎里觉得舒畅得很，就不知不觉地说：“Eie Z kunlt-geh ert uns”（“‘将来’是我们的东西”）。
同胞呀，可怜的农民呀！你们经了这许多兵灾、旱灾、水灾，怎么还不自觉，怎么还不起来同那些带兵的，做总统总长及一切虐民的官和有钱的人拼一拼命呀！你们坐而待毙，倒不如起来试一试的好呢。不管他是南是北是第三，不问他是马是贼是强盗，你们但能拼命地前进，就有希望了。
前一则日记，记述了他初到安庆任教时，目睹了当地“逐李罢市”民众运动的成功，他感到由衷的欣喜，并表现出对那些达官贵人、豪绅地主、军阀土匪的憎恶；后一则日记则寄寓了郁达夫对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的深深同情，同时，又“怒其不争”，强烈地呼告民众应起来反抗，即便是“试一试”也是好的。说明郁达夫清醒地认识到，唯有起来反抗，才有希望。
在1921年10月6日的日记中，作者为推翻这个毫无平等可言的旧制度以及为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而大声疾呼：首先是把“做官的，带兵的，做各团体的代表的，妇人之专事淫奢的，和那些整日在游戏场里过日子的人，把这些人杀尽了，我们中国人民就不至于苦到这步田地。大同世界，就可以出现了”。日记中指的“这一次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安庆路矿工人大罢工，郁达夫不仅真实地记录了这次运动的结局——“无理军阀的傀儡，终究在正义的面前逃避了”，即以军阀的失败而告终，并由此而感到无限的欣慰。日记中“觉得舒畅得很”、“将来是我们的东西”这些精当的评点，证实了郁达夫不仅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民众是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1926年，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作为革命的大本营，对郁达夫来说是充满诱惑力的。这一年3月，郁达夫满怀着对革命的向往，随同郭沫若、王独清一起从上海到了广州。这次南行，郁达夫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但到了广州后，满目所见都是“一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尽管当时的形势如火如荼，北伐革命已取得节节胜利，但郁达夫敏锐地感觉到有一股暗流，于是好不容易刚刚唤起的“一种幻想”便又如“儿童吹玩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鸡肋集·题词》）。
再看1926年郁达夫在广州时写的几节《劳生日记》：
……啊啊！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抢了，最后连我顶爱的这几箱书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晓得这世上真的有没有天帝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余味，还存在哪里？我想哭，我想诅咒，我想杀人……（11月3日）
……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11月11日）
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能合作，我觉得政府终于应该消灭的。（11月12日）
如果说沉闷、忧郁和愁苦是郁达夫日记的重要色彩元素的话，那么不满和反抗则是郁达夫日记中闪烁出来的耀眼的思想火花。这些日记中的激愤之词表明，作者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中的一些政要，已有深刻的认识，郁达夫的思想已从一般的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发展到密切地关注着革命形势的变化。
11月21日，当时在广州的创造社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商议，推选郁达夫回上海整顿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出任总务理事，让他尽快回上海去。出于责任感和事业心，郁达夫接受了同仁们的要求，于12月15日登上了去上海的客轮。临行的前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
这表明他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说明在他的身上充满着革命的热血及其正义感。正因为在广州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等他回到了上海后，于1927年1月7日，便写出了曾引出许多麻烦事情的《广州事情》来。可以说，郁达夫是一名最早的敢于公开站出来揭露右派势力真面目的作家。
自从蒋介石的右派势力控制上海后，他们一直在暗地里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政治大阴谋，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郁达夫在1927年1月17日的《村居日记》中记载着：“编《洪水》二十六期；做了一篇《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共有二千多字……”在此文中，他极为敏锐地指出：“我国的革命，在未成熟的时期，就发现了这一种现象。”可见当时郁达夫已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并指明了革命的领先力量的主力军——“真正的彻底的，若不由无产阶级者——就是劳动者和农民——作为中心人物，是不会成功的”。就在郁达夫回到上海不久，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郁达夫却目睹了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士兵的种种残暴行径。
在1927年2月19日的《新生日记》中，他写道：
上海的工人，自今天起全体罢工，要求英兵退出上海，并喊打倒军阀，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市上杀气腾腾，中外的兵士，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中国界内，兵士抢劫财物，任意杀人，弄得人心恐怖，寸步不能出屋外。
在第二天的日记中，他又说：
中国军人以搜查传单为名，杀人有五六十名，连无辜的小孩及妇人，都被这些禽兽杀了，人头人体，暴露在市上，路过之人，有嗟叹一声的，也立刻被杀。身上有白布一缕被搜出者，亦即被杀。男子之服西服及学生服者，也不知被杀死了多少。最可怜的，有两个女学生，在西门街上行走，一兵以一张传单塞在她的袋里，当场就把这两人缚起，脱下她们的衣服，用刀杀了。此外曹家渡，杨树浦，闸北，像这样的被杀者，还有三四十人。街上血腥充满于湿空气中，自太平天国以来，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恐怖。
1927年4月，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段极为重要极为关键的日子，蒋介石集团在这段日子里和帝国主义的勾结越来越紧密，最后终于向中国人民挥动了杀人的屠刀，此时上海弥散着紧张的令人不安的空气，极为敏感的郁达夫一开始似乎就从中嗅到了什么，他日记中愁苦不安的火苗在悄悄地燃烧着。试看下面《闲情日记》中的几段文字：
七点半钟，急忙坐电车赶回闸北来，幸而华洋交界的地方，还可以通。到了三德里前头，却受了中国革命军的窘，因为他们有许多占住在三德里的民房内，晚上是不许旁人通行的。啊啊，我们老百姓不知要受多少层的压迫，第一层是外国的军阀，外国的资本主义，第二层却是中国的新旧军阀和新旧官僚了。（1927年4月5日）
从这则日记的内容中可以看出，郁达夫对中国老百姓所受压迫的来源的分析显然是非常正确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此时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当时打着国民革命军旗号的蒋介石集团是新的军阀，而且是和旧军阀一路货色的新军阀。
午饭后去设法保释几位政治部被拘的朋友，又不行。（1927年4月9日）
时间终于走到了关键性的4月12日，披着革命外衣的蒋介石及其新军阀，在这一天彻底撕掉了一直蒙在头上的革命面纱，用枪口向人民群众开火了。看郁达夫对这一天情况的记载：
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起床来洗面更衣，寒冷不可耐。急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兵队问讯，知道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者数人，死者一二人。我披上大衣，冒险夺围，想冲出去，上南站去乘车，不意中途为戒严士兵所阻。
天气很好，午前伏处在家里，心理很不舒服，窗外的枪声时断时续，大约此番缴械冲突，须持续至一昼夜以上。我颇悔昨晚不去南站，否则此刻已在沪杭道上了。
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不敢言。从友人处出来，又上南站去打听沪杭车，晚上天又下雨，至法科大学上了一小时课，冒雨回至英界，向鼎新旅馆内投宿。
在4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着郁达夫发表了《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郁达夫说：“蒋介石头脑昏乱，封建思想未除，这一回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功败垂成，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蒋介石之类的新军阀更有碍于我们的国民革命……”郁达夫的这些言论自然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并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来对付他。可贵的是，郁达夫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屠刀吓倒。5月29日，创造社出版部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搜查，逮捕了数人，幸好郁达夫不在现场（他已去了杭州。在6月1日的日记中，郁达夫写道：“前月28日，早晨和映霞坐车来杭，半为养病，半为逃命……”这一段日记可以印证当时的势态）。
二、是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
郭沫若在评价郁达夫的小说时曾指出：“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如果将这种评价应用到郁达夫的日记上，那更是恰如其分了。郁达夫日记之所以能有出版界的空前销售量，并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究其根本原因，因为它是作者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也就因为这个“真”字，日记便有了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魅力。作者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嬗变，坦率真切地显露在读者面前——所见、所闻、所感，发一串牢骚，来一通议论，以及读书心得、艺术断想、社会杂感和政治评论，这些何尝只是作家的自我发泄？那些零碎而又精辟的评点、激愤而又畅快的议论，若夹在私人的日记里，或许会显得啰唆、臃肿，但放在郁达夫的日记中，却恰恰增加了作品的文学容量和思想深度。郁达夫小说中的于质夫、文朴、黄仲则以及“他”或“我”，在郁达夫的日记里都九九归一，变成一个大“我”了，它使广大读者看到了一个活脱脱的真正的郁达夫。在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日常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的情况，以及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个处处碰壁、苦闷孤独已极，在苦苦挣扎、求生的郁达夫。试看下面《劳生日记》中的几段文字：
昨晚上因为领到了一月薪水，心里很是不安。怕汇到了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说：“只有这一点钱。”实在我受的社会报酬，也太微薄了。（1926年11月5日）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了，灯下对镜，一种落魄的样子，自家看了，也有点怜惜。就取出《水云楼词》来读了几阕。（1926年11月14日）
……老了，太老了，我的心里，竟比中国的六十余岁的老人，还要干枯落寞。（1926年11月15日）
仿吾要我去上海，专办出版部的事情，我心里还没有决定，大约总须先向学校方面交涉款子，要他们付清我的欠薪之后，才能决定。接上海蒋光赤来信，他也是和仿吾一个意见，要我在上海专编《创造》，作文学生涯，然而我心里却很怕，怕又要弄得精穷。
午后和戴季陶氏谈出版部事，他有意要我办一种小丛书。我本想辞职，他一定不肯让我辞。领了八九两月份的残余薪水，合计起来，只有一百余元而已。（1926年11月17日）
从上面所录连续几天日记所记的内容来看，不难看出经济问题是如何折磨着郁达夫的，郁达夫的生活及心态已到了何种地步。一名堂堂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经济学的高材生，生活困难到如此地步！想给妻子孙荃寄点家用钱，却少得可怜；少而又少的工资竟然也不能按时发放；郁达夫本性喜爱文学，热爱出版事业，友人相邀，请他办一个刊物，但却不敢去办，生怕自己因此又会变成一个生活无继的穷光蛋；一个二三十岁的热血男儿，竟然认为自己老了，太老了，实在无奈，只好半夜三更对镜自怜，去读《水云楼词》中“谁识天涯倦客，野桥外，寒雀惊呼。还惆怅，霜前瘦影，人似柳萧疏”这样的句子来自我安慰。在前途无望、生活无助、手中无钱、妻儿无靠的情况下，郁达夫深感自身力量的渺小、恶势力的强大，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在日记中，读者不时可以看到郁达夫喝酒的记录，有时一日喝一顿，有时一日喝两顿，最多时竟是一日喝三顿！喝醉的情形也是各不相同的，有时小醉、有时微醉、有时大醉，甚至醉倒在雪地上由路人扶回家中。喝了酒之后，又去打牌、喝咖啡，甚至还到色相场所去发泄一通，如此种种，不一而足。酒醒之后的郁达夫，往往又是一番猛烈的自责……他内心的这种矛盾是当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反映，是时代病的一种生动真实的写照，同时也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扭曲的折射。正因他写得十分真实，因此才获得读者发自内心的共鸣。
从郁达夫记日记的年份中，我们还可以看出，1927年是郁达夫日记写作的丰收年，这一年，郁达夫写有《村居日记》、《穷冬日记》、《新生日记》、《闲情日记》、《五月日记》、《客杭日记》和《厌炎日记》等，其中虽有间断，但仍是其日记作品中记录最全的一年。为什么这一年郁达夫会留下这么多的日记呢？唯一的解释是，这一年是郁达夫个人生活史上最重要的一页，杭州美女王映霞的出现，激活了他的创作热情。他与王映霞从法租界的相识，到西子湖畔的订婚，从白云庵求签到理安寺前涧桥上的狂吻，使他每天都有新的情感体验可以留下。尤其是他与王映霞的狂热恋爱，书信往来，时好时坏，不断地使他处在希望与绝望、兴奋与悲哀、幸福与痛苦的情感波动之中，而记下这种情感纠葛最便捷、最适合的文体形式便是日记了。郁达夫在《〈日记九种〉后叙》中说：“半年来的生活记录，全部揭开在大家的眼前了，知我罪我，请读者自由判断，我也不必在此地强词掩饰。不过中年以后，如何地遇到情感上的迁变，左驰右旋，如何地作了大家攻击的中心，牺牲了一切还不算，末了又如何地受人暗箭，致十数年来的老友，都不得不按剑相向，这些事情，或者这部日记，可以为我申剖一二。”所以，读作者1927年的日记，对于理解和研究郁达夫，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三、是难得的文学作品
郁达夫虽然认为日记的真实性是日记的生命，强调其内容的写实性，但是，作为浪漫主义大师的郁达夫，他所擅长的浓重的抒情手法是免不了要时时流露出来的。他的日记从整体来看，仍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如果逐篇分开来看的话，许多篇章又都可以称得上是优美的散文。由于郁达夫记日记时往往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讲叙得清清楚楚，具有明显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因此，如果将他的许多日记连贯起来读，又可以看成是一篇篇优秀的抒情小说。一般来说，日记是作者的心灵私语——写自己、自己写、写给自己看，事实上，大部分日记很可能作者便是唯一的读者，或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读者限定在极小的圈子里。中国现代作家在生前公开出版自己的私人日记的，可以说，郁达夫还是第一人。那么郁达夫为何要发表《日记九种》呢？以郁达夫本人说，似乎因手头拮据、“走到末路”所致（《〈日记九种〉后叙》），其实所谓“走到末路”之言，是作者的自我解嘲，他的哭穷，即使不全是遁词，也只是次要的理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郁达夫相信，他的个人生活本身便具有某种文学价值。为何如此说呢？《日记九种》在20年代相当畅销，并连续再版，这个现象足以引人深思。
（一）从美学方面看，具有文学作品特征作者曾在《再谈日记》一文中说：“游历的行旅者，遇到了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要想把眼前的印象留下来，可以转告他人，并且日后也可以唤醒自己的追怀，记日记自然是一个最好的方法。”郁达夫的许多日记可以称得上是一篇篇优美的散文。他的好友、著名国画大师刘海粟先生曾如此评价道：“一些日记小品，情真语挚，毫无藻饰，时有逸笔，读来如听良友娓娓夜谈，既非苦雨庵中的浓茶，更不是混身静穆，仍然有着可爱的人间烟火气。也许，这才是达夫之所以为达夫吧！”应该说，刘海粟对郁达夫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郁达夫是个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人，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抨击假、丑、恶，而这些在他的日记作品中则表现得更为充分。
郁达夫迷恋自然、描绘风景不是为了纯粹的装饰，也不是为了构成环境或设置场景，甚至也不仅仅限于烘托气氛、渲染情调，而是在用感情统一着景物与心理（即景色便是心情）。试看他1921年10月2日的《芜城日记》：
昨天在半夜昏黑的中间，到了安庆。在一家荒店里，过了一夜。人疏地僻，我好像是从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被放逐到了罗马的黑暗时代的样子。翻来覆去，何曾睡得一觉，从灰红的灯影里，我看见纸窗的格子一格一格地白了起来。听得窗外有冷寂的咳嗽声的时候，我就同得救的人一样，跳出了被窝。到了这时候，这才觉得狄更斯（Dickens）描写的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的心理状态，来得巧妙了。
车尽沿着了城墙，向北的跑去，我的眼界，也一步一步地宽了起来。一道古城，一条城河，几处高低的小山，一座高塔，几间茅舍，许多柳树，一湾无涯无际的青天，一轮和暖的秋日，一层澄明清爽的空气，过了一块又是一块的收割后的稻田，四周的渺渺茫茫的地平线，唉唉，这些自然的粉黛呀！
作者运用了像诗一样美的语言来写景、状物，夹以抒情，笔法流畅，文句简洁明快，借景抒情的特点在此表露得淋漓尽致。像这样大段大段地在日记中进行景物描写，在其他文人的日记中是很难看得到的。
10月4日的《芜城日记》更是别具一格，郁达夫大段地引用了一首西洋诗来表现景物的优美和内心的感受（郁达夫并没有在日记中说明诗的作者，原文是英文）：
在这一个快乐的季节里，太阳在温和的日里，永日无差异地照送它的最柔美的日光的时候，道亭东啊，你若能使我在你那静寂纯美的区中，绿色有趣的夜路上去闲走闲走，是何等快乐啊！你那一个地方，只有单纯的自然在那里管领，散布成了一段无穷无际的风景——前面有蓬蓬的林树，这边有丰饶的秋收，那边有白色的羊群。
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有着优柔、明丽的风景描写，说明了作者此时的心境还较好，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时光的流逝，在作者以后的日记中，似乎再难找到如此美好的心境了，日记中的风光、景物以及天气等描写，逐渐以表现愁苦为多了。如郁达夫于1926年12月1日至14日所写的《病闲日记》，也许是作者身体不好，心境不佳的缘故，日记中的情景都为之一变：
今朝是失业后的第一日。早晨起来，就觉得是一个失业者了，心里的郁闷，比平时更甚。天上有半天云障，半天蓝底。太阳也时出时无，凉气逼人。（1926年12月1日）
照相后，去西关午膳，膳后坐了小艇，上荔枝湾去。天晴云薄，江水不波，西北望白云山，只见一座紫金堆，横躺在阳光里，是江南晚秋的烟景，在这里却将交入残冬了。一路上听风看水，摇出白鹅潭，横斜叉到了荔枝湾里，到荔香园上岸，看了些凋零的残景，衰败的亭台，颇动着张翰秋风之念。忽而在一条小路上，遇见了留学日本时候的一位旧同学，在学校里此番被辞退的温君。两三个都是不得意的闲人，从残枝掩覆着的小道，走出荔香园来，对了西方的斜日，各作了些伤怀之感。（1926年12月3日）
失业了的郁达夫与失业了的旧同学温君，心中郁郁不乐，面对的景物再也不是那个暖和的秋，而是残枝、斜日、残冬、残景和衰败的亭台了！看了上述日记，读者大概不难感觉到，他此时写日记时，心中充满了“寒气”。郁达夫喜爱描写自然景物，在12月3日的日记中，如此精美铺陈的写景，语词之锤炼，文字之雕饰，似乎已超过了个人记事备忘的需要。也许，这是作家在自赏自叹，但事实上，他又忍不住示之于人。他在贪恋风景，然而情之所至，赏心悦目的山水也会被他蒙上雾霭。生活印象的艺术化，“一切景语皆情语”，充分体现了郁达夫日记的文学特色。因此，细读郁达夫日记，对于我们了解其日记风格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是颇为有用处的。
另外，像郁达夫的日记体游记如《杭州小历纪程》、《西游日录》、《南游日记》（既是日记又是游记）等，也都是在“景色便是心情”的指导思想下写成的。这些日记文笔优美、景色多姿，读来真让人有亲临其境之感。
再看1927年1月2日的《村居日记》：
含了烟卷上露台去看朝日，觉得这江南的冬景，实在可爱。东面一条大道，直通到吴淞炮台，屋旁的两条淞沪路轨，反映着潮红的初日，在那里祝贺我的新年，祝贺我的生活。四周望去，尽是淡色的枯树林，和红白的住宅屋顶。小鸟的鸣声，因为量不宏多，很静寂，很萧瑟。
这里，路轨、初日、树林、屋顶以及鸟的鸣声，浑然一体，分明映出诗人情感的颤动，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憧憬。郁达夫感觉到，在整个自然中有一种伟大的意识和自己的意识相适应。这种对自然的深情灌注与对心境的微妙探究，在郁达夫日记中几乎是臻于统一的。作者认为：“欣赏山水以及自然景物的心情，就是欣赏艺术与人生的心情。”（《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在生活中是欣赏、观照，在艺术中便是把握和表现。
（二）以抒情为艺术中轴，继续塑造着忧郁的自我形象以抒情为艺术中轴，不仅体现在郁达夫小说与散文的创作之中，即使在他的日记中，也同样予以充分的显现。“艺术家呵，要紧的是情意，并不是言语，因为一口气就是你的诗。”（《敝帚集·施托姆》）郁达夫曾借用歌德此言来剔括施托姆的艺术准则，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艺术准则呢？作者在他的小说与散文中，一直都在塑造着一个连贯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于质夫、文朴、伊人、王介成、李白时、他……这个抒情主人公太像作家本人了，以至于人们经常会忘却“他”的名字，人们觉得“他”便是郁达夫！在某些浪漫作家看来，这是有益的误解，不仅无须纠正，反而可以利用（以增强艺术效果）。正是在读者的不经意的合作之下，郁达夫把自己塑造成了忧伤的零余者的典型。既然他本人已成为文学形象，因此在客观上，作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然也就带有文学意味，并引人注目和令人同情了。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人，作为有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同样的人或事，所思所感往往比一般人要细、深、多、远，自我意识、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会更为强烈。在郁达夫日记中，无论是作者向内的自我回溯也好，向外的人我之间的交流也罢，其最大的特点仍然是贵在一个“情”字之上。当然这个“情”字所包含的意义是非常广泛的：有爱国、忧民的真挚情感，有对亲人、朋友、异性的亲情、友情、爱情，还有对文学、书籍、风光等方面的钟情、恋情……正因为作家主要是以感情的态度（然后才是历史的态度）来记载生活的，这便导致了郁达夫“自我”的形象化、生活的诗化和日记的散文化。一方面作者有意识地将自我作为艺术对象来处理，继续发展着忧郁的自我形象，并赋予个人情感以“感伤时代病”的现实意义，以此谋求主客观真实的某种统一，另一方面，郁达夫又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将个人的生活（甚至还有家庭、亲人的情况）都文学化、戏剧化了，即渗入了夸饰、想象的成分，渲染着生活的愁苦。如《日记九种》里那些纤敏的感情铺陈、那些变幻的情热与冲动，我们都可以看成是郁达夫对小说或散文中抒情主人公感伤基调的某种补充描写或者呼应。
正是“自我”身上的那些“如无却有、似淡还浓”的文学色彩，使得作者的许多日记，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篇篇特殊形式的精美散文，单篇读来似觉枯燥无聊，连贯起来方见波澜。因为作者在日记的写作中很注意事件发生、发展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使读者能非常清楚地洞悉事件的全过程。如郁达夫的《村居日记》、《穷冬日记》、《新生日记》等，记录了他与王映霞相识相爱的时间、地点及婚恋发展的全过程。情绪的漾动，赋予平淡的生活流程以层次、以节奏；恋爱的悲喜情节，更使得郁达夫的日记色彩变幻、跌宕多姿。难怪人们常会把作者的一些日记当成文学作品来读，一些出版社也不由将郁达夫的一些日记编入了散文集（当然，郁达夫日记之所以能引起广大读者兴趣的，除因与其个人经历、真实的情感以及有完整的情节外，还与其日记内容的繁复多样有着密切的联系）。
艺术创作经常是自觉与不自觉的重合、无为与有为的统一。郁达夫日记不仅是在记录，而且也在表现。日记中，作者没有专门去设置故事情节，也没有虚构的人物形象，它只是在忠实地记载着作者每日的起居行踪，如沐浴、用餐、购书、写作、会友、交谈以及发热、受寒等等，时间具体、地名确切、或详或略、不厌其烦，甚至酗酒、吸鸦片以及出入花柳巷等，郁达夫也不加隐讳。然而，就在这泥沙俱下之中、详略粗细之间，作者小心翼翼地提炼和选择，事实上还是存在的，因而文学表现的因素已经悄悄地渗入其间。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是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作家，其作品卓尔不群、自成一家。作者以大手笔写日记，自会显得不事修饰，更无意加工或提炼，落笔行文超然于创作著述的规范之外。不过，郁达夫日记却具有“简约质朴、天然浑成”的本色，作者一任生命之泉自然流淌，或洋洋洒洒，或三言两语，信马由缰，长短不计，其聪慧、其机敏、其修养、其学识、其才气、其性情尽在字里行间，读来真有“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可以说郁达夫日记既有别于《鲁迅日记》那样的简单的个人记事，又不同于《莎菲女士的日记》之类的文学创作。郁达夫日记闪烁着时代的火花，凝聚着丰宏的历史内容，在某种程度上，郁达夫日记的文学意义已经超过了它的史料价值。
综上，郁达夫日记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巨澜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冲击和涤荡。从郁达夫日记所展示的时间来看（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震荡和深刻变革的年代，这个时期，历史风云的变幻、思想的革新、学术文化的演进、风俗习惯的移易等，无疑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会有直接的反映或间接的折射。在郁达夫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民族矛盾上升，国家处在危难之际，郁达夫便毅然决然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可以看出郁达夫思想的进展与当时社会背景的转换、政治斗争的起伏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还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此时的郁达夫对蒋介石新军阀的法西斯统治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和蔑视，表现出他进步的思想行为和政治倾向，显示出了郁达夫政治上的敏感性和深邃的洞察力，并听到了他向旧社会旧制度抗争、进击的哀鸣与呼号……同时人们也不难发现作家那充满矛盾的思想发展轨迹，以及生活上的苦闷与颓唐，看到他苦苦地为探求真理、追求光明所迈出的艰难的沉重步履以及情感上的创作。郁达夫日记可以说是研究作者的极其难得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它对于了解郁达夫本人的生活情况、思想状况、性格特点、情感经历以及文学观、社会观、政治观等，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