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刊于《未定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1987年第1期，是国内倡导“人文学科”概念的最初文献之一。
一、人文学科：从古代到现代
人文学科源于古罗马西赛罗一种理想化的教育思想“humanitas”(拉丁文，有“人性”或“人情”的意思；又与“paideia”——“开化”“教化”通用)。是指古罗马时代成长为人，即“公民”(自由民)所必修的科目，大致包括哲学、语言修辞、历史、数学等。
在这里，①教育不同于近代以来的职业或专业训练，而是为臻于人性理想态的修身；②这种统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体的古典人文学科，成为人的完整性的标帜，尽管还只是“原始的丰富”和“圆满”（马克思）；③“人”，即“公民”或“自由民”的观念无疑与古罗马奴隶制不可分，但即使“humanitas”事实上主要成了贵族教育，马克思主义也并不因此否定以人为目的的人文教育理想本身，而只是指出它仅施于部分社会成员的历史局限性；④显然，就人文学科及其古典人文教育的基本特性而言，它具有东西方可比性，例如与古罗马“七艺”相仿的孔子的“六艺”。
文艺复兴首先是指古罗马人文学科的复兴。尽管出于与神学的对立，人文学科作为关于人自身事务研究的世俗学科，它更突出了与古罗马人文理性教化殊异的自然人欲，但同样造就出多才多艺、人格完整的时代巨人。在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那里，人文学科则鲜明政治化，启引民众成为“自由、平等、博爱”旗帜下的战士。
从19世纪起，人文学科与科学严重分裂②参阅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4、209页。。“科学进展的背景就是一种倾向对科学要求日益加多的在扩大中的工业资本主义”②。在此背景下，科学从人的手段让渡为非人化的利润的手段，从而失去了人类学意义的目的，并反转来侵略人文学科。伽利略以来的客体主义态度从自然科学推广产生出社会科学，后者被视为关于人的更合理的知识，从而发生了后来胡塞尔所说的“主体性的遗忘”。为使自然科学方法适用于人文学科，人被尽量客体化（实证主义)、手段化(实用主义)、非心理化和操作化(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结构化(结构主义)。这形成了从孔德到斯金纳将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化的潮流。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人文思潮与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主流相对抗已成常态。引人深思的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296页。，当传统人文学科被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大量分化出去后，唯有艺术及美学悲凉独立。无论是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或是20世纪现代派艺术和法兰克福批判的社会理论，都以其审美色彩为特征。它深刻地显露出人文主义的审美特质和审美艺术的人文主义本性。
只有当外在的人文批判作为科学与社会经济内在的合理性出现时，人文学科方可能复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现代物理学革命为人文学科的现代复兴提供了第一个契机。现代物理学扫除时空绝对性并把主体因素引入对象观念，一种有机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观取代了基于牛顿力学的机械自然观与科学观。情感、想像、审美直观成为理解并推进现代科学微妙要紧的因素。于是，人文学科在科学创造中的根基地位又重新被人们重视汤川秀树：“在古希腊不仅有完全和谐的相互平衡的直觉和抽象，而且科学也不与哲学、文学和艺术相疏远。所有这些文化活动都接近于人类的精神和情感。……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今天的物理学家往往被大型加速器和高速电子计算机弄得不知所措。……我确信在揭示潜藏于自然界的真理的努力方面人的丰富想像力至少像大型机器一样重要。”(《科学思维中的直觉和抽象》，《哲学译丛》1982．2)同时参阅达尔文的自述：“以前图画使我得到颇大的愉快，音乐使我得到巨大的愉快，但是现在多年来，我不能持续读完一行诗。……我的头脑似乎已经成了大量事实积累中挤压出一般规律的机器……这些爱好的丧失也就是幸福的丧失，而且可能会伤害智力……”(引自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3页)，从人文学科角度说明自然科学本质与发展机制成为科学哲学一种先进的方法T·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同时参阅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一书。；人文思想甚至成为一种世界模式被直接等同于科学理论本身如拉兹洛把系统论看作人道主义，薛定锷直接运用吠檀多哲学模式等。。
人文学科所显示的另一现代意义是它所提供的人文目的论与价值论。近代以来本身日益技术手段化并把世界也技术手段化的科学，以客观知识与单一的实用价值拒绝终极人文价值而斥之为形而上学，当它在20世纪走到极端时，突然发现人文价值目的的丧失不仅危及人的精神基地，而且危及科学与经济发展自身，于是便提出了在科学之外的基点或本体问题。维纳说科技发达的美国人只懂“如何做”而不懂较此更为要紧的“做什么”参阅〔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2页。，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对沉迷于经济增长的西方社会的当头棒喝，困扰东西方的效率与平等的两难取舍，以及近30年来生态学与未来学的勃兴，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涉对科学与经济作出非科学、非经济的根本价值评判与规范，它与弥漫全球的人生哲学沉思、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共同推进了人文学科的现代复兴。
二、人的哲学学科群：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人文学科
区分人文学科与科学，不可能是古代问题。作为近代问题，培根提出它是着眼于蓬勃新生的科学的独立。与此相反，与现代物理学革命同步，19世纪末狄尔泰发出有别于科学的人文学科地位的呼声，则完全是现代问题。
这一区分，如人文学科的历史演变所表明的，并不能依据静止外在的学科归类，也不应局限于古典人文学科的狭义范围而把人文学科简单化为一个历史性概念。
与其说人文学科是一类学科，不如说它首先是一种方法、态度和精神：
(1)以作为主体的人为对象。科学把对象(包括人在内)作为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体，并力求纳入普遍规律内，又依据对象属性划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因此，就具体对象而言，并不存在“人文”这种实体。只有把各学科视作主体性活动的不同领域，即人的存在的不同形式或载体，视作人的本质的多项规定域马克思：“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性也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才能获得人文学科概念。例如，以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为对象的数学只是科学，而把研究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作为人的一种自我实现活动时，数学就成为人文学科。但正因为主体的人不可能局限于特定的活动领域中，人文学科才遍涉万境而不可能有实体性对象或固定领域。与科学相比，二者恰似哲学中的“无”与“有”。
在特定条件下，任何一门学科都可因偏重于主体修养(或审美)功能而人文化。其中，教育(以及教育学)以人的全面成长发展为目标，艺术(以及美学)则以显现人的本质(或研究此显现)为其职能，从而更集中地体现了以主体的人为对象这一特性。因此，教育学与美学(尤其是美学)成为人文学科的骨骼参阅尤西林《关于美学的对象》(《学术月刊》1982．10)。李泽厚认为，教育学将是未来社会的中心学科(《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其实，教育学的理想态已是美学。当教育的目的从获取知识(近代)、培养能力(现代)走向人的全面发展(未来)时，就与无目的之目的的美同一了；而在此之前，美却一贯是人文本体目的。。
(2)评价性而非纯描述。与科学陈述“是什么”不同，人文学科内涵有“应当是什么”的价值指向，其终极旨归是作为人文本体论意义的人。因此，人文学科提供超越实用主义之上而又与宗教虚幻彼岸迥然有别的目的观和价值观，给人以安心立命的生活之根；而这恰是人文学科成为人类最古老的学科并将永恒存在的原因。
(3)践履性。人文研究与学习都不是静观意义的认识，而是内在的体验与直接认同。对某一人文知识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知意情身心整体的介入。
(4)不可重复性。狄尔泰和文德尔班都十分强调人文学科对象不可重复的一次性，否认人类精神生活存在有科学意义上的规律性，从而与黑格尔式的理性主义形成对峙的两个极端。但人文学科“强调独特、出人意料、复杂性以及独创性”《大英百科全书》，“人文学科”。并参阅舒马赫关于突出一致性的“辐合”(科学)与着重新异发现的“分歧”(人文)的引述(《小的是美好的》，第62—64页)。，却正突出了人经由实践自我生成的无限可能性与主体能动选择一面，从而以人文的超越性抗斥了宿命论。
（5）就社会职能而言，与其说人文学科是认识或实践的工具，毋宁说是借以锻炼发展人性的场所或器具。如前所述，作为古典人文学科的数学，虽然引人进入研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领域，却并不让渡主体、献身数学，而是以数学为教化中介，使主体获载升至人性更高阶梯。但也正因为如此，科学只有不再作为人文教化工具，不再回返人文主体，才能长足发展，成其为科学；反之，一种人文化的科学很难长驱直入达到外部世界，而一种建基于低水平生产力之上的大一统人文学科，势必造成科学的萎缩：这正是东西方科学后来不同的道路。因此，人文学科与其说是教人知识，不如说是予人自我意识；与其说它是技术，不如说是人的素质修养。从而，人文学科没有直接的功利用途，与攸关国计民生的以经济学为主干的社会科学明显区别开来。
然而，人是实践(包括认识)的主体；主体的价值取向、知意情水平直接制约着实践水平。因此，作为创造性机制的母体，非功利的人文学科经由主体的人又实践地转化为科学，较之更为根本的是，当实践活动作为人的自我实现时，包括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生活动便有了目的和意义。
人文学科其实是人的哲学学科群这当然包括艺术。海德格尔强调哲学的诗化，认为荷尔德林的诗对时代的理解比黑格尔深刻，这种似乎偏激的看法，其实要比逻辑经验主义更有现代意义。；而人的哲学才是不同于科学的哲学本土。
三、马克思的理想与预言：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将是一门科学包括《大英百科全书》在内的西方经典多数不提马克思在人文学科理论史上的地位。马克思往往被作为实证型的社会科学家列于孔德之后。另一方面，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家又往往以唯科学主义观点攻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不是科学”。
其实，早在狄尔泰之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提出了更有根柢的人文方法论。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把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作为中心范畴，把人的本质对象化及其历史成果人化自然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真正母体，一种新型的人文本体论已经呈露。稍后的《费尔巴哈论纲》在对直观唯物论和抽象唯心论的同时批判中宣布了实践论的人文本体论纲领，使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众多人文批判中成为最强音，并直接引导了后来《资本论》在物的商品背后揭示出人的关系的划时代发现。
由于人被理解为实践活动本身，向外界的探求进取与主体的人文修养遂获得了普遍而真实的同一性基础。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任何科学发现所隐蔽的人文意义都被揭示，甚至人文学科腹地的美学面前也展现出与自然科学融合的远景参看《新亚美利加百科全书》“美学”中马克思关于引入数学方法的建议。。
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学科科学化了，而科学人文化了。或者毋宁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理解的历史科学，并非以自然科学为依据的孔德实证型的社会科学，这里突出的恰是不同于自然性的社会性；也不同于将人规定为行为客体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人既是演员又是导演，所以，社会科学的对象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客体化，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只是虚假的抽象。这样，社会科学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把人文性清洗出去。这些，正是马克思批判包括英国古典经济学在内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这一预言透露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理想、社会的理想与自然的理想。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三大形态说相契合，实现这一理想展开为人类辩证的实际历史进程，并体现为这一进程的最高合题。理想实践地实现，因而历史是人创造的；自然向人生成，因而历史又是为人的。只有依据实践论的人文本体论，懂得“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人们才会理解马克思这一理想的科学—人文同一性，也才不致将马克思关于科学统一的理想与吞并人文学科的唯科学主义混为一谈。还应注意，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同一，首先是一个历史实践的问题，而不单纯取决于学科自身的发展。因此，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分化与统一，也标志着相应历史阶段上人、社会、自然三者间实际的关系水平，同时标志着人在何等程度上成为主体。
四、人文超越：文化讨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哲学
引人注目的是，我国与苏联都不区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苏联大百科全书》(3版，1970)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相等同，共用同一主词“HAYKN”(科学)。，间或提及，也含混不清；流行的是广义的社会科学概念。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但这主要不是国外某些学者所归结的“名称术语混乱”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使用“社会科学”一词，而更多地把他们的学说称为“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广为流行，主要开始于第二国际时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个突出的事实是，第二国际的考茨基、阿德勒、普列汉诺夫等人把马克思主义终归解释成了一种经济学说，而这种经济学又进一步被理解为可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社会科学；与之相应，厌恶、排斥人文学科，哲学水平普遍低下，成为第二国际理论界重要的特点参阅〔南〕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上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04—205、241—242页。。
需要另外思考的是，列宁实践地高扬了马克思实践论的人文本体论，并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进行了激烈论战，但这种片面的社会科学观念后来依然在苏联享有了正统地位，并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在我国这样一个长期忽视科学的国家中，一旦改革，齐奔科学本是十分自然的。但在今天，不仅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看齐，哲学也把追随自然科学作为主要出路；而作为楷模的自然科学又往往被理解为牛顿时代的精确化、数字化、定量化(尽管也表面地吸取了现代科学的具体成果，如计算机等)……当人文学科的复兴已成为现代世界一种前景广阔的潮流时，我国的科学化却染上了近代化的色彩。正是在这里，触及到了一个远超出人文学科自身地位的重大问题；它使人意识到了站在时代转折线上的中国所特有的复杂矛盾性——在民主革命结束30多年后，反封建再次成为严峻课题；而当人们不仅从政治、文化，而且从经济基础的生产力方面反省近代革命以来的教训时，反封建就不但成为现代化得以起步的重要前提，而且成为现代化之所以必需的一个动因。正是基于这种背景，近代以来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其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近代科学技术，在国内近几年来重新受到关注。
但已不可能再有“五四”意义上的反封建。这不仅由于中国已经历3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斯大林模式的影响)，而且也由于20世纪中叶以来，以科技革命和生活方式变革为先导、取代“第二次浪潮”的现代化潮流已逐渐全球化。这两种形势使反封建的近代工业化模式在双重意义上成了非现代的；它反过来却又使前资本主义传统有可能更新并参与构成更高的现代文明。
托夫勒在分析伊朗现代化改革失败的教训之后写道：“传统的工业化是不是通往进步的唯一途径？当工业文明陷入它最后痛苦的时刻，去模仿它的工业模式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又在别处写道：“今天世界上正飞快地发展着另外一种看法：进步再也不能以技术和生活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了。如果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则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不论它多么富有和具有高超的技术。一句话，我们正在走向更加全面理解进步的时代。”“我们也不再认为社会只沿着单一轨道发展，认为社会能自然地从一个文化阶段发展到另一个更‘先进’的阶段。可能会有很多的发展道路”；“我们开始以一株开了花的树，形象地来考虑进步问题，它有着很多伸向未来的树枝，我们将以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来衡量社会的进步。”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05、365—366页。
从而，人文的选择与超越突进为历史哲学中最富于现代性的前沿课题；它尤其是当代中国的：背负封建传统，不曾接受近代工业化洗礼的社会主义中国能否超越资本主义工业化痛苦阶段，在20世纪末叶全球性变革的水平上、在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理论的视界中开展现代化(同时真正完成绵延了一个世纪的反封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