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大约生于南朝齐高帝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死于梁元帝承圣二年（公元553年），享年73岁。
钟嵘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上许多人做过大官，如东汉时期的钟皓做过廷尉，钟繇任过曹魏的相国和太尉（也是古代书法家，与东晋王羲之合称“钟王”），东晋时钟雅任过尚书左丞，钟嵘的父亲钟蹈在南齐时任中军参军。他的哥哥钟岏和弟弟钟屿也曾做过官，虽然官位不高，但他们都是当时的学者，有一定的知名度，并有文集流行于世。
钟嵘很好学，齐永明中（公元488年前后），他在国子监学习，通晓《周易》。当时国子监祭酒王俭看到钟嵘人才兼美，很是赏识，就亲自举荐他为本册秀才。建武初年，钟嵘开始进入仕途，做了南康王的侍郎。尽管这只是王府的侍从官，但士族子弟做官大多都从这个官职做起。
当时齐明帝萧鸾对国家大小事务都要亲自过问，生怕别人把事办坏，弄得那些官员无所适从，六署九府及郡县的日常事务都向齐明帝汇报、请示。一些年老有功之臣更是大小事都找齐明帝，根本不把吏部的安置放在眼里，文武大臣和皇室亲友都不归吏部考核任免，许多人就凭借着权势相互推荐，进而得到重用。齐明帝因此忙得不亦乐乎，下面的官员对皇帝则是应付了事。钟嵘对齐明帝的这种做法很有看法，就上书齐明帝说：“古代英明的君主凭着选拔人才辅佐朝政，三公九卿可以办理不少事情，天子只要面南而坐督察就行了。”齐明帝看后大为不快，问身边的太中大夫顾嵩：“钟嵘是什么人？胆敢干涉我的事，你认识他吗？”顾嵩对齐明帝平时的做法也有些看不惯，但又慑于帝王的威严，有话也不敢说，看到钟嵘大胆说了，便回答说：“钟嵘虽然位末名卑，但所讲的话还是可以采纳的。繁琐的杂事各有主管的官署，现在陛下却都要插手，做皇上的越是辛苦，做臣僚的越是逸乐。这是越俎代疱，或是为木匠砍削木材。”明帝听顾嵩这么一说，又没有理由反驳，所以对钟嵘也就没有追究。但他仍然不肯接受这一意见，还是同以前一样，永元末年，钟嵘被任为司徒行参军。
南梁建国以后，许多齐末时凭借着行贿或靠关系当上大官的官员们仍是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互相勾结。钟嵘看到这些很是气愤，梁武帝天监初年（公元502年），他又上书武帝说：“现在所谓的散骑、都尉、郎官、将军并肩接踵，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瞧他们官衔高贵，官服华丽，还在干着奴婢的勾当，这样名不副实，真是罕见。”梁武帝把这封书交给尚书省办理。
入梁以后，钟嵘任过衡阳王萧元简和晋安王萧纲的记室，专管文牍，后人称他为钟记室。虽然钟嵘做的只是小官，没有什么官位，但他学识渊博，才富五车，尤其对五言诗有较深的研究，对当时华艳淫靡的文风更是厌恶，对那些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干的膏腴子弟的无病呻吟和咬文嚼字的诗文很是不满，对那些嗤笑曹植、刘桢古诗的人非常生气，他骂那些人是根本不懂诗歌的轻薄之徒。钟嵘还反对写诗处处用典的写法，认为那只会使其作品呆板，没有生机，他还认为诗歌不要太讲究声律，主张诗词不要受玄学的影响。为此，钟嵘写下了有名的文学评论著作《诗品》。
在《诗品》中，钟嵘首先抨击了“四声八病”之说，主张诗歌贵在自然和谐，诗是感情的表现，写诗要有感而发。其次，反对作诗用典，主张直抒胸臆。他还列举了一些没引用典故但清闲可爱，人人传诵的佳句如：曹植的“高台多风”、张华的“清晨登陇首”、徐干的“恩君如流水”、谢灵运的“明月照积雪”等。另外，《诗品》还提出了诗歌“滋味”说，认为诗的风骨与辞采应并重，他说：“诗的描写要深刻细致，情景要为一体，做到文已尽而意有余。”
《诗品》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评论诗歌创作的专著，同时也是对我国五言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作某种总结的重要文献。它不仅是一份珍贵的诗歌理论遗产，也是我们研究古代诗歌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诗品》是我国专门评论诗歌的最早的一部作品，和《文心雕龙》一样同为南朝齐、梁时代文艺批评的重要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