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三女杰皮公亮
1996年4月中旬，英籍华人陈小滢回到她的出生地——武汉。她是著名文学家陈源教授和著名女作家凌叔华的独生女儿，曾在美丽的珞珈山度过童年时代，后来随父母到英国上学定居，获得硕士学位，曾在美联社、BBC广播电台等单位工作过，她与英国一位汉学专家秦乃瑞教授结婚，一直从事苏（格兰）中友好文化交流工作，他们多次来到北京，与我国文化界上层人士接触较多。她这次来武汉是应武大附中同班同学郭玉瑛（武大郭霖教授之女）之邀仅停两天，主要是访问旧友。我陪她去武汉大学拜访了周如松教授（周鲠生老校长的长女）、李格非教授（她中学的老师），还拜访了年近百岁的著名国画家端木梦锡（她小学的老师）。见到小滢，使我想起她的父母，想起“珞珈三女杰”。
1932年珞珈山武大新校舍建成后，当时在珞珈山上有三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早期女作家，她们就是武大外文系教授袁昌英、中文系教授苏雪林和文学院长陈源的夫人凌叔华女士。她们三人原来彼此就很熟悉，同住珞珈山后，来往更加密切，她们经常联袂出游武昌名胜——洪山、蛇山、奥略楼、东湖等地，为此人们尊称为“珞珈三女杰”。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女作家赵清阁对她们评价很高，1990年赵撰写的《隔海雪林贺寿星》一文中说：“没有她（苏雪林）和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袁昌英等先驱们的奋斗，便不会有后来妇女们的觉醒，也不可能争到妇女的解放、自由、平等，尤其利用文艺为武器而获胜，取得文坛一席之地，因此她们的贡献是可贵的、卓有成效的”。
袁昌英，受到不公正待遇，最后彻底平反袁昌英，字兰子，又作兰紫，1894年10月出生于湖南醴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以作家和学者成名。她读书非常刻苦，两次去欧洲留学，第一次在英国攻读五年，于1921年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是当时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为此路透社发了电讯稿，英国的《泰晤士报》和国内一些大报都刊登了这条新闻。毕业回国后即与在英国认识的杨端六结婚。她在北京和上海教了五年书，生了一个女孩。1926年，她将女孩留给继母抚养，求知欲使她又只身去法国学习了两年法国文学。回国后先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一年后即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直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取消教授资格，她仅在武大就执教了28年之久。
她在武大几十年，教过的课程有：希腊神话、古希腊悲剧、现代欧美戏剧、莎士比亚和英法散文、中英文翻译等。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勤奋的积累为她的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外国文学人才。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翻译家的叶君健就曾是她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的法文就是她教授的。
袁昌英1922年就以《孔雀东南飞》剧作而驰名文坛，用话剧形式再现了中围传统的“婆媳”问题，成为时人爱看的名剧。接着她还写了不少剧本，她的《孔雀东南飞》、《活诗人》、《究竟谁是扫帚星》等6个剧本后来曾结集出版。抗日战争期间，她又写了《饮马长城窟》，成为中国女作家中从事戏剧创作较早的一位，也是中国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戏剧的学者之一。袁昌英的散文艺术，最大特色是融合中西文化，进行了抒情哲理化的探索。而她的散文中成就最高的要数《游新都后的感想》和《再游新都的感想》。同一个主题是在1928年和1934年两个不同的年份写下的，感情色彩虽截然不同，但人们还是认为出于同一人之手。早在1923年，朱自清与俞平伯同游南京秦淮河，两人以同一题目——《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分别写成了两篇著名的散文。袁昌英的《游新都后的感想》，与朱自清、俞平伯的两篇被文坛誉为鼎足而三，其艺术技巧确已达到与朱、俞并称的地步，她的这篇散文被入选解放前中学国文教材，不是偶然的。
袁昌英还是一个热忱的爱国学人。早在海外留学时，她在一篇散文中说：“我们到国外来固然是为了求知，但是不可把祖国的生命忘记了。如果我们国家消灭，我们求了学问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地方去实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呢？……爱祖国即是爱世界，爱我们的同胞即是爱人类，所以我们对于国家安危问题，虽身在国外还是非注意不可。”抗日战争开始，她把多年积蓄的很大一笔钱捐给国家，支持抗日。1938年秋，她随武大西迁四川乐山，乘船路过宜昌时，她上岸去散步，遇见两个法国水兵正在欺压中国搬运夫，她非常生气，立即上前用流畅的法语训斥了两个法国兵，使他们当面承认了错误。解放以后，袁昌英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思想上要求进步，继续在武大认真教学，还热情地把毛主席诗词译成英文。她加入了民主同盟，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3次参加武汉文代会，并被选为武汉市文联执行委员，后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7年她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免去了教授职务，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由法院判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交街道监督劳动。我亲眼看见她拿着大长竹扫帚在珞珈山来往人最多的二区扫马路。真可谓斯文扫地。“文革”的暴风雨中，“四人帮”对她迫害得更厉害了。1966年9月，与她患难与共一起生活了45年的伴侣杨端六去世后，她被迫搬出原来较宽的住房，住到一区一间狭小的房子。1969年12月，对她迫害更加升级，她在珞珈山居住了几十年的权利被剥夺了，当作“五类分子”勒令限期离开珞珈。
袁昌英幼年时在她老家湖南醴陵乡下度过12年，事业有成后，家中早已没有直系亲属，所以一直没有回去过。这时她已75岁，无处安身，远在北京的女儿杨静远（现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下放到“五七”干校，自顾不暇，幸好她老家有一位贫下中农是她从未见过面的远房侄子，愿意收留她，就这样她以“戴罪”之身，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老家。回到农村后，她订了报纸，每天阅读书籍，写毛笔字。她关心青年的进步和群众的疾苦，有的知识青年请她补习英语，邻里请她写个什么报告或信，她都乐于帮忙，还有个女青年，在她辅导下考取了湘潭大学外文系。
毕竟她是年老体衰的人，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心里话无法对人说，加上戴着沉重的“帽子”，心情怎么也不会舒畅，终于在返乡三年多后的一天含冤去世。尽管袁昌英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人们没有忘记她，她的不少学生、友人得知她被遣返回老家后，时常从各地给她写信，或给她寄钱，有的汇款甚至连寄款人是谁都不知道。在她逝世后有人不远千里寻到这个偏僻乡村，在她墓前致哀。1991年是袁昌英逝世20周年，武大长沙校友会在清明节派代表专程到袁老师墓前扫墓。
在这之前，1979年秋，武汉大学为她落实政策，改正了“右派”结论，同时，武汉市法院也撤销了于1958年所做的错误判决，袁昌英彻底平反了。但她没有等到这一天。被人们遗忘了的袁昌英，逐渐又被人们知晓了。李扬女士在《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四期全面介绍了《作家学者袁昌英》，这以后出版的不少的名人辞典都列有“袁昌英”的辞条。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袁昌英作品选》，1988年刘运祺写了《袁昌英散文浅析》，199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袁昌英散文选集》。
在台湾，她的好友苏雪林发表了《哭兰子》，又写了《袁兰子晚年》。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了她早年剧作《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1985年台湾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袁昌英散文集》。在国外汉学家中，也没有忘记这位中国新女性的先驱。如挪威奥斯陆大学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伊丽莎白·艾德女士，于1983年来到北京寻找袁昌英戏剧创作的资料，特别是对《孔雀东南飞》的家庭结构的心理研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会见了杨静远之后，她满载而归。
凌叔华，叶落归根，长眠故国大地
凌叔华，原名瑞棠，笔名叔华、素心，是三女杰中年纪最小的。她是广东番禺人，1900年在北京出生，1926年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由于在《现代评论》、《新月》、《晨报》副刊上发表大量作品，结识了《现代评论》副刊主编、北大青年教授陈源，不久与他结为伉俪。
1926年凌叔华发表短篇小说《酒后》，一举成名。后来她将作品结集为3本短篇小说集，第一本名《花之寺》，收小说12篇。鲁迅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凌叔华这些小说描写的是“高门巨族的精魂”，“她恰好如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第二本是《女人》，收入小说8篇，有的读者评说：她与冰心、绿漪（苏雪林）等“闺秀派”不同，是沅君、丁玲等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派”之外的一位“新闺秀派”作家。沈从文、苏雪林等作家则把她比作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是英国作家，以细腻的笔法描写心理活动而闻名。凌的第三本《小哥儿俩》，收入小说13篇，其中前9篇系专写小孩子的。她在自序中说：“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味。……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烦琐，怀恋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儿童与女性是凌叔华写得最多的两种题材。
凌叔华随陈源在武大居住了十几年，抗战期间，也随武大迁到四川乐山。论学历她完全可以在外文系或中文系任职。但她的丈夫，身为文学院院长的陈源并没有聘任她，也许是怕人说他任用私人吧！所以在武大期间她一直是一位家庭妇女。
我最后见到她是1944年我去乐山进武大时，她当时带着小滢住在一个小山坡上的简陋房子里（陈源当时在国外）。我去看望她，她非常高兴。过了几天，她请我上她家吃饭，我们三个人（陈婶、小滢和我），坐小板凳，围着小矮方桌，陈婶对我说：“皮先生，不客气，随便吃。”我吃惊地说：“陈婶，您怎么这样称呼我？”她笑着说：“你长大了，上大学了嘛！”我说：“任何时候，我都是您的晚辈。”凌叔华还擅长画国画，在成都、乐山等地举办过画展。武大教授、词学专家刘永济（后来是我岳父）曾为她的画题诗，后来我把诗集送给小滢了。
抗战胜利后，凌叔华带着小滢先回北平处理她母亲的后事，接着就乘船到美国再转英国去找她的丈夫陈源，后来就在英国定居了。她在乐山时期用英文撰写了自己早年往事的短篇小说集《古歌》，1953年由伦敦Hogarth出版社出版，被誉为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英国读书协会（Booksociety）评定该书为当年最畅销的名著，伦敦《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也撰文评介，凌叔华终于驰名于国际文坛。
1956年夏，她由苏雪林推荐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授，担任中国新文学研究等课程。后来，她又应加拿大一所大学之聘，主讲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她还应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之聘开设中国文学与书画的专题讲座，介绍中国的艺术、文物和庭院建筑。1961—1983年，她先后在法、英、美和新加坡等国举行过个人画展和藏画展，很有影响。1960年后数次回中国大陆观光，表现出对祖国河山和文化的挚爱和眷意。
1990年5月下旬，我突然收到中国作协给我寄来凌叔华在北京去世的讣告，我立即拍去唁电。我不知她什么时候回到北京的，后来从静远姐（袁昌英女儿、凌叔华干女儿）写的回忆文章中，我才知道，1989年底陈婶从英国回到北京治病，在西郊石景山医院度过了她一生中的最后7个月。1990年3月25日是她90寿诞，小滢也从英国赶来，各界人士也从四面八方来为她祝寿。那天热闹非凡，老寿星精神特好，愉快地接受了众人的祝贺。她患的是乳腺癌，数年前在伦敦做过手术，这次复发，并已扩散。5月22日——她去世的前几天，她如愿以偿地乘医院救护车，游了北京城，到了她熟悉的北海公园，还到了史家胡同她的旧居，这是她祖上传下来的产业，“文革”中被占，后已归还给她并发给了产权证，这次重游，了却了她的心愿。
遗体告别仪式是隆重、别具一格的，来者多为文艺界人士，不少名人，我国前驻英大使和英驻华大使都来了，几面墙上悬满了挽联、唁函、唁电，陈列了她的书画遗作，以及有关她的文章剪报等。她的骨灰则与陈叔叔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陈叔叔的无锡老家。陈婶终于叶落归根，长眠在朝思暮想的故国大地。
苏雪林，文坛的“常青树”，百年魂归故里苏雪林，原名苏梅，字雪林，笔名绿漪。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年长的作家之一，她比冰心还要大几岁。一生跨越两个世纪，杏坛执教50春，创作生涯70年，出版著作40部。
她已遇百岁，独自一人住在台湾省台南市成功大学校园内一座庭院式古朴建筑“春晖阁”小院里。1995年8月下旬，她给武汉市著名国画家、百岁老人端木梦锡老友的信中说：“几年前，两脚无力，扶助行器行走已有数年，三年来摔跤约七八次，头皮破损流血无数，近月两脚更如瘫痪者然，扶架亦不能举步，家中虽雇一女佣……得力有限。”
据我所知，苏先生生活虽然很艰难，但非常坚强，还能基本自理。特别是记忆力很好，思路也很敏捷，也非常健谈。她两耳重听，去拜访她的人在报纸上写给她看，她照直回答，还算方便。她每天必读报，凡给她写信，她必复一封，有时还主动去信。1995年7月上旬，她读了我在台湾武大校友会会刊《珞珈》上刊登的悼念我老伴的文章，深为感伤。来信说：“她（指我老伴）老太爷弘度先生毕生研究《楚辞》，成就非凡。我的《屈赋新探》写成，刘先生已仙逝，就正无从，曾寄尊夫人一套，她回信收到。我向她索讨弘度先生的词集，蒙她慨然寄来，以彼此切磋之日方长，不意其遽逝……惟死者已矣，奉备神伤亦为无益，尚望你看开一点，保重自己……”年逾百岁的老师不但记得我，还亲笔写信安慰我，真是不敢当。
苏雪林，1931年来到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直到1949年离开，在武大整整18年。苏雪林原籍安徽太平县，在省城读中学时，国文课的作文，极受老师们的赏识，不久文名大噪，有“江南才女”之称。后来，她升学北平女子师范学院（即后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便开始用白话文写杂文发表于报刊。她的成名小说《棘心》、散文集《绿天》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先后问世的，这两部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产生过较大影响。她的散文在当时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白话的迷信，真正够资格称得上是美文，曾风靡大江南北，令无数读者倾倒。《绿天》中的《扁豆》，半世纪前被选作《初中国文》的范文，今天台湾《中学国文》也一直保留着她的散文《秃的梧桐》，足以说明她的散文成就。
苏雪林一生从事教育。1925年，她自法国留学回来，就任景海女子师范国文系主任，兼教于东吴大学。先后在沪江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后到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任教。1973年78岁时，才在成功大学退休。但她笔耕一直未停，是一个多产作家，被喻为文坛的常青树。1949年以前，她已出版8个集子，到台湾以后，仍不断出版，大约共有40个单行本。她的作品是多方面的，有小说、散文、戏剧、文艺批评，而大多数是学术研究。
她一生花心血最多、自己最为满意的著述是《屈赋新探》，这部书分4集，共160万字，她研究屈赋有独到之处，她深信要想解决屈赋全部内容，必须另辟蹊径。她提出：要承认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也是世界一支；要用“一以贯之”的方法，将古今中外文化分子贯通起来；要经史子集打成一片；要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并重。
苏雪林还是一位爱国的学人，她早年在法国留学时，在文字里流露出来爱国心声：“中国有锦绣般的河山，有五千年文化，中国也出过许多圣贤豪杰……我怎么不爱中国呢？”“九一八”事变后，她将她辛苦多年积蓄来的薪俸及稿费等，买了50两黄金献给国家支持抗日。当时报纸宣传，人人感奋，一时捐献者，络绎不绝。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祖国大陆与台湾文化的交流隔绝了近四十年，人们都把苏雪林这个名字给遗忘了。安徽文艺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了安徽大学沈晖编的《苏雪林文集》，使沉寂文坛40年之久的苏雪林作品重新被祖国大陆读者认识。1994年该社又推出四卷本《苏雪林文集》，是冰心题的书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冰心与苏雪林一齐驰骋文坛，当时文苑称二人文学“冰雪聪明”。这个文集的出版对弘扬中华文化，增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做了一件大好事。
实际上毛泽东是知道苏雪林的。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所载，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上说：“田家英同志：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请去坊间找一下，看是否可买到，或者商务印书馆有此书？毛泽东七月二十七日（年代不详）”。
1981年茅盾逝世，苏雪林写过一篇悼文，《人民日报》曾转载，对茅盾在文化创作方面的成就，给予很高评价，深为祖国大陆作家所赞许。1993年4月4日新华社上海电讯稿报道巴金在上海获得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资深作家敬慰奖”。消息中还提到，这项奖还特授予著名作家冰心和台湾作家苏雪林。
近年来，祖国大陆有人去台湾访问苏雪林，舒乙（老舍之子）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她将她在《文坛话旧》中的《幽默作家老舍》一文寄给舒乙。苏雪林还是一个画家（在法国曾习过画），她又寄给舒乙《苏雪林山水画集》4套，其中3套托舒乙转赠她的老友冰心、萧乾和钱锺书、杨绛先生。每逢苏雪林的生日，台湾各界都要祝贺。1995年，台湾各界非常隆重的为她举行了百岁华诞庆祝活动，台湾的显要人物都出席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又辟苏雪林先生专室，介绍她的生平并展出她的作品。
1998年5月22日，103岁的苏雪林应邀回到合肥，回到她的故乡黄山市（原太平县）。武汉大学派专人赶到黄山市向苏教授问候，并赠送纪念品。这位103岁的文化名人乘索道缆车登上黄山。这次回乡因时间安排较紧没有来武汉，苏雪林说：“我还要去武汉大学。”不幸的是1999年4月21日，苏雪林因败血性休克并发心律不齐，在台湾成功大学附属医院去世。在台湾成功大学礼堂举行殡葬弥撒，非常隆重。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武大乐山校友会致电哀悼。苏雪林生前遗愿，要将其骨灰运回大陆葬在其母亲的墓旁。她去世后受委托人安徽大学教授沈晖于1999年8月23日，将她们母女葬在一起。同时在安徽黄山召开了“海峡两岸苏雪林作品学术讨论会”，海内外五十多所大学代表出席并参加了隆重的迁葬仪式。
武大儿女情系珞嘉——半个世纪后的相聚
吴令华
4月13日，暮春天气，大地回暖，前一天下了濛濛细雨，空气分外清新。在北京城北一个幽静的院内，不时传出阵阵爽朗的笑谈声，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在此聚会。来了来了，刚刚过完82岁生日的中科院院士查全性和原《长江日报》的皮公亮夫妇专程从武汉分头赶来了；年逾古稀的缪龙森由儿子陪伴自郑州来了；陈小滢的旅程更长，从万里之外的英伦飞来，她也是这次聚会的发起人之一、东道主，为了这次活动，她不知打了多少个国际长途电话。在北京的几位，84岁高龄的杨静远、王焕葆、叶绍智由家人陪伴，75岁以上的刘保熙、杨衍枝、吴令华夫妇、余桢夫妇也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聚拢过来。最年幼的方克定，因为没搞清地址，花了两个半小时在马路上艰难地寻找，终于赶上了盛会的尾声。
他们是老同学，从武大附小到武大附中的同学，也有延续到武大的同学，从珞珈山到乐山，是滚爬着一同长大的小伙伴。同时，他们又是当年武大教工的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是武大的开拓者、建设者，在管理上、在教学科研上、在园林绿化建筑上，为武大的建成、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如今你只要走进珞珈山，纵目四望，深吸轻呼，就会全身心感受到父辈的巨大贡献。而杨衍枝的父亲则是当年乐山仁济医院院长，是西迁武大师生的健康保卫者。七十年的友谊，两代人的交情，尽管历经人事沧桑，有些人暌别长达六十多年，但怀念常绕心头，皮公亮挂念老大姐王焕葆、杨静远，缪龙森想见同班同学陈小滢，吴令华关心小弟弟方克定，今日何日，皓首重逢，仿佛又回到六七十年前，这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快乐啊！
刘保熙自告奋勇当起了聚会的主持人。她首先提议向查全性祝贺生日快乐，并点明这次聚会的主旨是：珞嘉（嘉定，乐山旧名）友谊，源远流长。
皮公亮向大家介绍了武大附小和附中的历史。武大附小创办于武大迁入珞珈山的1932年，就是为我们这些孩子设的，当时学生很少。杨静远从老档案中查到了附小学生名册：王焕葆和杨静远是第一、二班（届）毕业生，查全性、皮公亮、叶绍智是第四班毕业生，在校三年级生有刘保熙，二年级生有缪龙森、吴令华、陈小滢，余桢刚上一年级，方克定还在预备班。武大附中的历史更长，前身是武昌高师附中，已有81年历史，不过我们更感觉亲切的是东湖中学和乐山武大附中，那是我们的母校。大家不由得回忆起附小的端木梦锡、凌维娜、胡梅贞、梁荣誉老师，附中的李格非、许海兰、张远达、涂允成老师，对我们的成长都很有影响。皮公亮说，武大附中出了三个中科院院士，查全性、杨宏远、欧阳予。那是母校的骄傲。
缪龙森是这次聚会的积极倡导人，今天他分外兴奋，话特别多，不减当年“黑皮”风采。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记得我们是武大的儿女，心永远想着武大。
院士查全性大哥把他亲自拍摄的“十八栋”宿舍修整后的照片，分别送给当年的小住户，重温那段幸福时光。
皮公亮送给杨静远一张老照片：两个胖娃娃，六岁的静远和四岁的公亮；刘保熙将查家三兄弟幼年的照片还给查全性，不由得想起早逝的查其恒、查其恺。唉，那时候我们多小！
吴令华将她珍藏几十年的王星拱与父亲吴其昌唱和的诗稿手迹复印件送给王星拱的女儿王焕葆，作为两家后代的永久纪念。
陈小滢复印了她1945年8月10日深夜写给父亲陈西滢的一封信送给大家，这篇充满激情的文字将六十多年前我们在乐山得知日本宣布投降时那个不眠之夜的狂喜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锦上添花的是，餐馆的西南风情菜也烘托了大家对乐山生活的回忆。话语如开闸的水，越说越多，没有尽头。时间跑得太快，五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期待着下次再聚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