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学期一开始气氛就不同。一进教务处就感觉到了。
大办公室里本来哄笑不断，隔几个房间都能听见女士们的夸张和招摇，而他一出现声就没了，只剩下纸张在摩擦。这令他阴沉的面皮又添了许多僵硬，那感觉就像一块扯不平的台布，而且经纬怒张，血管也要一根一根弹射出去。
仿佛只是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他是来送授课进度表的。小陶说：“您打个电话我上去拿就得了，何必亲自跑？”他皱了皱眉，不吭声。小陶立马就红了脸，但转眼又笑起来，对他眨眨眼，递过一张纸来。
纸上开列着这学期校级领导自报的选修课。人人有份，连党务工作也列出了“十六讲”，当然也包括自己的《汉赋精读》。不知是谁，用红墨笔给整张纸画了个大问号。
又不知是谁，在每个人的名下都标上了数字：56、5、57、5、50、5……他看了半天才看明白，这不是给领导打分，而是个人的实际年龄。按照七上八下的原则，都到了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
最绝的是，下面还批了一句话：例假又该来了。
看来哄笑是为这个。
如今的选修课并不是由学生真选，而是由教务处安排的，成了事实上的必修课。全部安排吧挤占了学生的课时，可是安排谁不安排谁，却是带一个倾向性的问题。本来校领导主动给学生开选修课是个好事，然而敏感时期就变成了一个政治动向。如今谁都不傻，尾巴一翘就看出你要拉什么屎。
是的，敏感周期又该到了，所以领导们又该表演才华了。
他想了想，就把自己的名字勾了去，把授课进度表也抽回来。
小陶瞪大眼睛说：“这怎么行？您的课是毕业班的呀。”
他说：“就这样吧。”然后逃似的离开教务处。
上个星期刚刚开的教改工作会议，刚刚才信誓旦旦地表过态，今后一切都按规章办，谁也不能例外！——当时他就看见有人撇嘴。言犹在耳，等于放屁。
外面风挺大，很冷，一点不像南方的春天。雨丝横着打在脸上，就像一阵迎面抽过来的耳光，弄得他进了餐厅腮帮子还在抽搐。他明白，自己也在表演，不论怎么做，人们都会这样看的。表演大度，表演谦虚，表演不争之争，肯定是这样的。可是他能不表演吗？他能说，这个问题好解决，让学生自己选课就是了？这就等于跳出来向书记校长公开叫板，他没那么傻。他不可能永远不觉悟。说到底S大还是要办下去，谁都能走他走不了。
他已经五十岁了。一个五十岁的人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了七八年还不觉悟的话，那么他的愚蠢也可以开一门课。
陶月嘻嘻笑着把饭菜端到他这一桌来，说：“龚老师，今天办公室的议论不是针对您的。”
他埋头吃饭，答道：“议论我也没关系。我脸皮已经很厚了。”
陶月还是嘻嘻笑：“不对吧？您带着雨伞，可是没有打开。”
他噎住了，他的伞果然是斜插在手提包里的。
陶月说：“其实您用不着那么做，您的课是全校公认的。”
他不说话，只把眉头深刻地皱起来，像一只皮带轮子。
这是个讲课的问题吗？讲课能有这么多负担吗？
他的课的确还可以，从前高教部还组织专家来听过课，他还是全国优秀教师，这方面他是有信心的。可那是站讲台，他面对的是学生，心里想的是学问，是一种纯而又纯的状态，简单得多。而现在他面对的是连自己也弄不明白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复杂得一塌糊涂，也许一辈子都理不清楚。这些话自然是不方便对陶月说的。陶月是他的学生，毕业后留校的。学生就是学生，应该心灵洁净人格高尚。为人师表是他的责任。
陶月又说：“其实钟书记、辛校长也没预计到会撞车，他们很轻松的。”
他说：“你懂什么？年纪轻轻的掺和这些事干吗？”
陶月脸红了：“真是这样的。”过半天又说，“这些话是大家让我转给您的。”
老龚这才缓过气来，拍了拍陶月的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陶月说：“钟书记的习惯大家都知道，要是心情愉快呢他就会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转悠，绷着脸很严肃的样子。他不高兴的时候才会笑，呵呵地笑，好像牙疼得厉害，整个脸都错位了。”小陶模仿这个难度很大的动作，把饭也喷了。
老龚也笑：“你们观察到的？”
“机关里都知道，早就总结过了，不是我的发现。”
老龚摇头：“研究这些。”
陶月说：“当机关干部就得研究这些，当老师才去研究学问呢。”
“你还有理论呢。”和小陶谈话他很放松，或许把她还看成学生，就用不着伤脑筋吧。自然，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总能让人感到愉快，这也不可否认。
“当然了。我爸爸当了一辈子机关干部，快退休了才混上一个正科级。他告诉我，在机关里工作关键是要跟对人，机会是次要的。这就好比打麻雀牌，你不可能总是抓到好牌，所以看清上家的意图比什么都重要。”
哦？老龚颇感意外地张开嘴巴。
“您会打麻雀牌吗？打这种牌有一个共同规律，就是看清上家，卡住下家，自己和不了，就想办法不让别人和。我爸爸说，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无往不胜。”
“有意思！你爸爸是个哲学家。还有什么经验？”
陶月迟疑一下，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机关里没有是非，只有利益。”她耷下眼皮飞快地补充说：“当然这个话不太那个。其实他自己也是不灵的。”
老龚觉得小陶给自己上了一课，大大地感慨了一番。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弟子未必不如师。整个下午他就陷进这个问题里了。
党朋政治古已有之，跟人的道理并不稀罕，只是此刻还是醍醐灌顶一般。
他分管教学七八年了，可以说他的存在就是因为学校还需要教学。教学需要秩序，需要懂一点点教学规律，这样的人才不是外边可以派进来的。所以组织上经过认真考核、民主评议，把他培养起来。从这点上说，组织上对他是寄予厚望的。那时他还年轻，起码可以把教学秩序稳定一二十年，不至于因为四年一次的换届出现混乱。然而不尽人意的是，这个任务他完成得不好。每一次换届就意味着一轮新的动荡，而中间休整一两年仅仅为下一次动荡做些铺垫而已。如果光在领导层乱乱倒也罢了，反正当干部的大不了抬屁股走人。可这是一所上万人的大学啊，最终的受害者是谁？只能是学生。
钟书记他不想跟吗？辛校长他不想跟吗？跟不上啊。当然他的失态也不是为这个。
早晨在班车上，经济系刘宾儒教授冲着他意味深长地来了一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当时他还没有领悟，只是笑道：“这话在海浪预报里还可以用用。”
可是进了办公室就有消息传来：下月的党委会议上将讨论学术委员会的改选，而他这个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居然不在候选名单里。也就是说，他这个教授副校长不仅在领导层是多余的，在学术层也是被抛弃的。接下来你就自己看着办吧，或许主动辞职还不失体面。
怎么落到这一步了？他看不懂。
然后他就有点丢了玉的宝二爷那个意思了。
连小陶都看出来了。
他恋栈。承认这一点并不需要勇气。就算是表演，他也需要一个舞台。他不能让七八年的心血白费，他有一千条理由要把这个官做下去。
这种心态很难解释清楚。从前他当系主任时，总是抱怨时间不够，手上的课题完成不了。听说老校长退休的那天在厕所里把头磕破了，他当时还很不以为然，觉得像老校长那样的专家实在犯不着这样。现在自己也终于尝到梨子了。
世人皆曰辞官去，又见林下有几人？
看清上家，理论上说也没错，下级服从上级。可问题是你怎么才能看得清？上家出牌并不告诉你意图，全得靠你自己揣摩，这就是一门大学问了。
这届班子成立伊始，钟书记一上任就提出一个优化教学环境的计划，他不是坚决拥护的吗？他也认为S大的环境需要优化，商业气氛太需要扫除了。号召学生早睡早起晨读晨练不正确吗？太正确了。这一切本来也没什么，谁也不可能反对的。可不知后来怎么一弄，就涉及到许多干部的不称职，完全向着始料不及的方向转化。于是这个计划经过各级组织的反复强化，竟演变成晚上十一点拉闸，早晨七点出操，缺席五次取消当年奖学金。闹到学生一进教室就打哈欠，最后集体抗议。站过讲台的人，最怕学生无心听课。如果是课讲得不好倒也情有可原，可这算什么？所以他也的确发过几句牢骚的，说过一切都还可以商榷之类的话。谁知这就酿成了事件。在教代会上，一些老师们联名要求领导解释，究竟是优化学习环境还是优化干部环境？事先他并不清楚，如果说有阴谋的话，那也与他无关。结果钟书记就从兜里摸出小本子来，念道：××同志（市委书记）说，钟健同志是个好同志。念到这儿，他适时哽住，把两眼晶莹了向窗外望去。窗外的阳光白面粉一样扑进来，把一屋人的脸都扑白了……
谁说他不是好同志了？
一个站讲台出身的人，听不得“误人子弟”四个字。他这些年也就是抓了教学规划和学科建设，很多应该照顾的人每每不能照顾，很多应该关注的事情每每一笑了之。即使开罪了一些人也是无意的。怎么就成了对立面了？他看不懂。
君子谋事小人谋人，自己就是这么想的。这是个错误吗？
看来是个错误。
快下班的时候，刘宾儒推门进来，说：“门厅冷落车马稀啊。”
他翻了一眼，冷冷说：“想不到你也成了业余政治家。”
刘宾儒把脖子涨得和脸一样粗：“我是关心学校命运，别把好心当驴肝肺！”
他说：“我没你那么伟大。没我地球照样转。”
“推卸责任不是？金蝉脱壳之计。我承认你还有点小才华，如果做学问也许还能搞出点小名堂。可那样一来S大就办成了抗大，你于心何忍？”
他苦笑：“我不忍又怎么样？”
却将万字平戌策，换作东家种树书。他把脸仰起来，头搭在椅背上。一时间空气凝重，眼角竟也有了湿痕。
刘宾儒是和他差不多同时来校的，一个来自北京一个来自上海。那时S大刚刚草创，条件还差得很，两个人都住在铁皮房里，又都是单身，所以常在一起喝啤酒。混得熟了，彼此性格志向也有一些相投。比如问到为什么来特区，当初俩人都是说特区工资高，是冲着钱来的。可是后来条件好了，刘宾儒又是研究微观经济的，有大把的机会可以到外边挣钱，却是一直死守在学校里。再比如自己，如果仅仅为了做官，当初尽可以去应聘政府局长，那么到现在也可以高官厚禄香车宝马了。可见千里迢迢投奔特区，大家还是有一点想法的。只是这种话题不合潮流，说出来不那么真实，谁都不愿意贴标签罢了。一个读书人，眼睛里难道真的只有物质？现在一晃十几年过去，刘宾儒已经名满天下，成了媒体经常追逐的人物，怎么也回到了原先的出发点？你究竟为什么而来？你到底要什么？你心目中的S大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有些感动。
一抹斜阳落在墙上，一点一点向上爬，最后在一个发黄的条幅上慢慢消散。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泣下。
条幅是当地的一个书法家送的，意思与办公室不太和谐，可字却奇谲狂放，所以他一直挂到今天。
刘宾儒说：“我早就注意到这幅字了。”
“我喜欢这幅字。”
“内容也好，智者总是孤独的。”
“我没那个意思，我怎么会有那个境界。”
“这说明你向往那个境界。你的问题是性格太弱，你已经被改造得没有棱角了。其实你不应该这样的。”
“你能这样评价，我很感激。”他苦笑。
刘宾儒突然把桌子一拍，他向后仰去，椅子差点翻倒。
“混蛋！我是在夸你吗？”
这回他真的笑起来：“那我又能如何呢？耍赖皮？提抗议？去告状？”
刘宾儒也愣住了，说：“反正你不能这样。至于怎么做，只是个技术问题。”
老龚说：“尾巴露出来了吧？回家写一本《商战技巧大全》吧。你要是能玩政治，我都进政治局了。”
刘宾儒说：“反正你得跟他们斗。”
“怎么斗？人家也没说要把你怎么样。当面还得恭维你：老龚你是行家你是S大的元老，没有你的支持我们怎么工作？你既有特区工作经验又有高校工作经验。把你捧得一愣一愣，完了你的意见等于放屁，你什么事也干不成。时间长了，慢慢大家就看出来了，龚某人在S大不过是一个空谈家，就像一个爱唠叨的老太婆，他的话听听还可以，照做可就上当了。”
“这只是一种感觉。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起码基层是拥护你的，教师是拥护你的。否则我也不会来当说客。老实说今天我也不是代表一两个人。只是你太清高太迂腐，别人不方便来谈罢了。”
他愣了一会儿：“谢谢谢谢，我很感动。”
“这种腔调只能证明你混蛋。举手投降了？”
“说投降也好，说趴下也好，反正就那么回事。我等着下台。”
“这你就搭错脉了！谁都有可能下台，唯独你下不了台。正因为你下不了台，所以才造成你可能下台的局势。不信就赌一把。”刘宾儒进一步分析这个绕口令：“搞了这么多小动作，只是让你明白，你老龚并不是没有对立面，你老龚不听话是不行的。至于安排，怎么也得给把椅子坐坐。其中道理再简单不过。下面小青年都能看得清楚，你怎么反而糊涂了？”
“那他们这是何必呢？今后还怎么合作？”
刘宾儒笑起来：“我也不懂，他们告诉我这就叫现代政治。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了不得。今后？不又重新洗牌了不是？游戏规则不也可以重新定吗？”
老龚想一想，也笑起来。一天有两个人跟他谈打牌，而且都打这种牌。他把陶月爸爸的牌经也捯了一遍，说真有意思，说这是真正的中国文化。
刘宾儒说：“这就对了，打牌也好，打拳也好，反正奉陪到底，绝不主动退出。不就是玩儿吗？陪着他们，三陪！”
老龚挠头说：“问题是他出的牌我到现在还没看懂！”
刘宾儒乜了他一眼：说：“装蒜？”
钟书记刚来时，市里一个马副市长经常来S大办公。这位马市长分管财政同时又分管教育，据说钟书记过去在企业工作，需要马市长帮助他熟悉一段时间。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是市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倾斜。马市长一到学校就说教师太清苦了，但学校里办“三产”商业气氛太浓，也不合适。“以后教师的奖金由市里统一解决，你们把教学环境给我搞好就行了。”他说。
有了财神爷的这句话，优化教学环境就有了原动力。干部大调整带来的阵痛和种种不快都成了过眼烟云。毕竟两千教职工的福利是个大事，S大的教授学者也是需要钞票才能尊严起来的。有人已经测算过，按照马市长的许诺，平均每人每月一千元计算，一年才两千多万，对市财政而言不过是“湿湿水”。那些被稀里糊涂调整下来的干部也只有捏着鼻子不吭声，几个中层干部的声音面对如此强大的群体饥渴简直太微不足道了。他们甚至有了点崇高感，用几个人的牺牲换来全校的福祉，这太划算了。这就好像亲手剖开自己的胸膛、点燃自己的心脏、照亮人们走出茫茫黑夜的丹柯一样，历史给了他们一次机会。一个人要想伟大是不容易的，但崇高一回并不是做不到。
而钟书记的几步棋是，首先把党委几个部长换了，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清一色用女同志来担任部长。一般的看法是，女同志不贪财不好色，这在当前十分难得，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党委的清正廉洁。而且这些女同志的丈夫都在市里工作，有利于学校的对外联络，多数人对这一点都表示了理解。第二步是公开招聘处长，人事处、财务处、教务处，几个关键部门都公开招聘，最后由党委来选拔。参与的人越多，越说明党委是公正的有活力的。此举也符合时下传媒的胃口，它们关心新概念、新举措，至于选拔的人怎么样对学校产生什么影响，它们不需要知道也没必要关心。第三步就没那么顺利了。但如果不走通第三步前两步也等于白走。《高等教育法》规定，校长有四个权力，掌管着大学里的人事、财务、教学和科研。钟书记在党委分工时就提议成立四个领导小组，由自己亲自担任组长，辛校长任副组长。如今是个讲究操作的时代，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怎么落实全在于操作，此议一出委员们大惊失色，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当然一开始辛校长是顽强狙击的。他脸青着抱着膀子看天花板，撅着嘴煞有介事地不住点头或者摇头，似乎天花板上写着哥德巴赫猜想一类的公式让这位学者着迷。但这种抵抗是徒劳的，过不了多久马市长来参加党委会时，辛校长就举手投降了。原因比较复杂，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辛校长是带着新婚妻子远走特区的，而他的妻子安排在学校里工作遭到了副市长的严厉批评。副市长为了爱护校长的荣誉，为她重新在校外安排了工作。于是为了伟大的爱情也为了安定团结，辛校长同意屈尊当了副组长。作为交换，钟书记也让了一步，他只当人事和财务小组的组长。
走通这三级台阶，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此时优化教学环境运动也到了尾声。教学水平提高是看不见的，但环境的确有了很大变化。作为点睛之笔是请省委一位副书记来校视察。如今大家都明白，只做工作而不出经验是等于零的，而出了经验领导不知道就等于负数。因此钟书记特别希望在教代会期间，领导视察的时候能通过一项决议，充分肯定S大的优化教学环境。这时领导只要说一声，不错嘛，开个现场会推广一下嘛，那就真的很不错很圆满了。可惜教代会并没有按既定方向运行，甚至闹出教师联名质问的事情来。以至于省委书记来校的时候都没敢汇报学校正在开教代会，生怕领导们兴奋起来要去看望一下在精神文明建设第一线战斗着的老师们。
那时，曾经代表上级领导“百分之百”支持钟书记的马市长，已经提前让上面发现并且另谋高就去了，他许愿的人均一千元也已化为泡沫。只撇下钟书记一个人背着手在走廊上来回踱大步，碰见谁都托着腮帮发出呵呵地怪笑……
刘宾儒认为，所谓优化教学环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整的策划，每一个阶段都有具体目标，从蛊惑人心到迅速掌握权力再到吸引领导注意或者成为某个领导亲自抓的样板，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系统工程。每一个子系统都是环环相扣必不可少的，只是他们没想到在最后阶段不顺利。如果顺利的话，他也许已经坐在市级领导的大班椅上了。
刘宾儒说：“这是把企业兼并技巧用于官场的经典作品。”
老龚问：“这么说他们一开始就盯上了市里的交椅？学校不过是块跳板？”
刘宾儒说：“这种当过老总的人，钱早就捞足了。就差官瘾还没过够。”
“如果这样的话，我倒是希望他快点爬上去。别再折腾学校了。”
“这就够快的啦。大学本身级别就高，他这一步顶别人两三步。这个策划给它命个名，就可以叫（政治资本运作法），在哪儿都适用。”
老龚苦笑：“难怪我总是跟不上。我们的差别就在这儿。”
最后他俩像十年前一样出去喝啤酒。老龚笑道：“斗则进，不斗则退。”
刘宾儒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说这话时老龚好像看见自己大义凛然的样子，挺胸收腹、头颅高昂、目光如炬，还说了声他妈的。
二
S大的建筑格局像一张人脸。最初的创意来自清华建筑系的一帮老师。也许他们远离京城名校，来到此地，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张值得怀念的面孔。几座主要建筑就是按照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来分布的，它们各就其位各司其职，错落在这依山傍海的南国，特别生动。空旷的地方全部植草种树，每一种植物都标有说明，什么目什么科什么属，设计者心目中肯定有一个上帝花园。甚至临海的一个小山包都特意给保留下来，野草杂树乱石完全是当初的风貌，恰似这张人脸的下巴上长着一撮小胡子。
只是设计者没有想到，人脸每分钟都是可以变的。
大约第二节课的时候，有人吵起架来，声音特别响，整个办公楼都震动了。老龚刚想去看，小陶推门进来说：“您别出去。”她脸色怪怪的，气喘得很急。
“怎么啦？”
陶月说：“您别去。”
这么一说，老龚更奇怪了。而且吵闹声正向楼上蔓延，仿佛刚才只是序曲，好戏还没开场。
陶月说：“是侯老师，他正骂您呢。”
侯川是中文系的老师，脾气有点古怪，过去就一直和老龚较着劲儿。都是教先秦两汉的，门户之见本来就难免，这几年在职称问题上又总是不顺，就更加以为是老龚在作梗。这个假期，先是托人来请他出去吃饭，当时确实有事，就给推了。后来又让女儿送来两瓶洋酒，说，是朋友送的，他自己不喝酒，给校长喝算了。那种酸腐搞得人多少天都不舒服。
他心想，别人都还可以躲躲，这个侯川就必须面对，否则他还真以为我心里有鬼呢。于是坚决把门拉开，不想正和侯川撞个满怀。
侯川见小陶也在这里，先就冷笑起来，说：“陶月啊陶月啊我真想不到啊，想不到我的学生也这么势利。”说得小陶满脸泪水。
老龚说：“老侯你有气就冲我来好了，何必难为学生呢？”
侯川说：“我有话就直说，我从来不讨好学生。”
老龚说：“谁也没说你讨好过谁。有话就说嘛，何必这样？我听着，说吧。”
侯川叫：“你以为我不敢？”
这时教务处牛处长进来，要拉老龚到一边去说情况，侯川又叫：“你别拉他，我今天骂的就是他，我看他能不能把我吃了？这年头谁怕谁呀？他是什么了不起的官啊？”
老龚也火了：“是，你说得不错，谁也不怕谁。我这个当官的还怕你这个老百姓不成？”
这句话点到位了。侯川反倒噎住了，憋了半天才指着一走廊看热闹的人说：“你们大家都听见了，你们都听见了？”
陶月跳着脚喊：“侯老师，你们两个都是我最敬重的老师，我求求你们了！”
原来，侯川早上去上课，在教室里等了半天也见不着学生。侯川以为自己记错教室了，又楼上楼下到处找，最后才有学生来告诉他，这堂课取消了。原因是，南湖区有一个书记向学校图书馆赠书，钟书记为了营造气氛，让电视台能多拍点欢呼场面，就临时决定中文系停课去夹道欢迎了。
牛处长解释：“太突然了，没来得及向您汇报。”
侯川叫道：“这还是个大学吗？啊？你们拉关系拉到课堂上来了？这学校还有规矩没有？你们这是在作践学生啊。”
老龚也傻了，说：“有这种事？辛校长知道吗？”他的意思是，钟书记是有可能做这种事的，他本来就是官场上的人。而辛校长在高校工作多年，是不可能不知道条例的。可话一出口，心里已经明白了。
牛处长不吭声。
老龚顿觉无地自容。这件事明摆着是让侯川揪住了尾巴。其实早该想到的，侯川所以敢到办公楼来闹，肯定是有他的理由。而自己这些日子心情不好，竟然已经乱了方寸了。他想想，猛地给侯川鞠了一躬。他说：“我无话可讲。”
全都僵住了。
冷了一会儿，侯川转身退了出去。
正是图书馆方向军乐响起的时候，还是《国际歌》，很悲壮。听得他鼻子也酸了。
下午，老龚把辛校长堵在办公室里，他坚持要谈谈这件事。
“没办法啊，”辛校长陷在沙发里无力地摇手：“我有什么办法？”他认为现在什么人都敢跟你叫板，这才是真正乱了套。他说：“你不该给他鞠躬，你给他鞠什么躬？”
老龚说：“你是校长，你有责任维护教学秩序。”
辛校长反问：“校长算老几？”
老龚一时噎住了。
辛校长说：“在这儿就得听老板的。刚来时我也看不惯，现在反倒适应了。”又解嘲道：“适者生存啊，老板要是撵我回老家去，我还没地方领工资呢。”
可以理解为发牢骚，也可以理解为破罐子破摔。
如今的辛校长已是浑身名牌，一只软底皮鞋跷在大腿上慢慢晃悠，一副意满志得的样子。看来他的新太太的确把他滋润得不错。刚从温饱进入小康，他还来不及仔细品味。这就好像一个秃子猛然长出一头新发，你给他什么高帽子都戴不住，他宁愿接受冰雪或者毒日。
老龚想起来，他太太好像就是安排在南湖区的。他怎么可能说个“不”字呢？
老龚冷笑：“你和这事多少也有点瓜葛吧？”
辛校长跳起来，连连摆手：“绝对没有。不信你可以去问。临时停课需校长办公会批准，这我还能不懂？”
老龚说：“如果这位区委书记找你拉场子，你敢说不吗？”
辛校长软掉了，停了一会儿说：“老龚啊，我也劝你一句，算啦。人家毕竟是赠书嘛又不是时装表演，也不算太出格。你来特区时间比我长，你什么没见过？”他指指隔壁：“他可是受宠若惊呢，兴奋得不得了。”
老龚说，“不过是个区委书记，至于吗？”
辛校长说：“那你就看走眼了。特区什么鸟没有？随便抓一个都是带天线的。听我老婆说，南湖区委有一块精神文明建设优秀的匾，落款是中组部。你说这精神文明称号和中组部挨得着吗？你琢磨琢磨吧。”
最后辛校长拉着老龚的手：“你呢，也要圆通一点。要跟上时代啊，知识分子，不要太可爱了。”
下班回家，人人见他都说脸色不好。
他们说：龚校长，身体是自己的啊。
晚上辛校长来电话约他去香格里拉吃饭，说是要介绍几个朋友给他。老龚还被刚才的情绪压着，脱口就挖苦道：“辛校长来特区时间不长，朋友倒真是不少。”
那头愣了一会儿，说：“没办法啊，出门靠朋友，很多事情都是没办法啊。”辛校长说：“我们之间早就应该深谈一次了，可就是找不到机会。没办法啊。”
他就笑出声来，那感觉就像胸腔里有蒸汽顶着活塞运动。
他完全能想象辛校长那副故作委顿无奈的尊容：把两手摊开肩膀耸起。这方面他绝对新潮，早就和国际接轨了。
辛校长刚来时对钟书记总是在各种场合强调他的“党委副书记”身份十分不满，老是在他面前叹气，“没办法啊没办法啊这样还怎么开展工作。”那时他也认为钟书记是有些过了，在干部都已经互相熟悉的情况下还要强调主次高下，是没多大意思，只能证明这个班子关系僵硬。更何况大学校长不见得就是副手。有一次在主席台上，钟书记又在青春火爆地背朗诵词，辛校长突然扭头对他说：“你说他像不像节目主持人？他在学那个女主持倪萍呢，一举一动都在模仿。”老龚愣了一下，笑起来。尽管把倪萍与眼前这位联系起来困难一点。不过他对辛校长的幽默感还是佩服的，也能大体揣摩到他的不愉快。
所以下一次钟书记很善意地征求意见时，老龚就说：“在高校工作，面对的都是知识分子，实在一点儿可能效果会更好。”他确实是为钟书记着想的，那时教师中已经有了一些议论。这样说也委婉地转达了辛校长的尴尬。他自认为是在扮演一个居中调和的角色，书记也好校长也好都是领导，而他们正是学校的脸面，是一个符号，他们不协调对谁有好处？对谁都不好。
然而他错了，是谁对钟书记的领导风格有看法？是老龚。是谁对优化教学环境有意见？是老龚。是谁让校长没有威信的？还是老龚。本来这场角逐应该在两个强者之间展开，结果却是他这个场外人士白白挨一顿拳头。他就像一个见义勇为的小青年被当作肇事者抓进去，越辩白越说明动机不纯。人们只是微笑着：你半点私心没有？你那么高尚？最后你只有闭紧嘴巴老老实实在墙角蹲着。
哀兵战术古已有之，总是利用别人的同情和麻痹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把别人送进虎口自己扬长而去。甚至还落井下石。
谁知第二天辛校长一上班就到老龚办公室里来，进来还反手把门锁死了，然后神秘兮兮地冲着老龚笑。
他第一个反应就觉着酸，又不好说破，只等着他开口。
辛校长说：“昨天你没来，真是可惜了。市委秘书长也在。”然后就打住，也等着老龚反应。
老龚偏不吭声，心想不知又卖什么药。
辛校长只好说：“秘书长对你印象很好，直夸你，我听了都快坐不住了。”
一听就知道是鬼话。他统共才见过这位秘书长两次，又没有工作联系，凭什么印象很好？心想论级别秘书长比你还低半级，至于这么兴奋吗？
“你可别小看秘书长，他是真正的操盘手。有多少大事是常委会定的？他说行就行啦。”他摇晃着脑袋：“特区办事情，真是有意思！”
老龚说：“辛校长肯定为我们学校解决大问题了。”
辛校长立刻严肃起来，手在后腰上捶个不停，说：“解决大问题倒不敢吹，可我们真是为学校在办事情的。我们不像有些人，说一套做一套。”又说：“现在办事情难啊，干什么都得靠朋友！我初来乍到，不靠朋友靠谁？”
老龚笑：“勾挂四方来闯荡？”
“就是！”他在沙发上瘫下来，“校董事会总算有眉目了，秘书长答应出面。他说了，门槛不能太低，一个董事最少一千万。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成立校董事会几年前就张罗过，可是挂虚名容易掏钱难，所以这种画饼充饥的事已经不大能刺激人了。从前学校还出过一个人，要跟校长订合同，从国外拉一亿美元他从中提成多少钱。学校还真跟他签了合同，结果钱没见着人也没影了。老龚说：“那好哇，什么时候划款？”
“也没那么容易。凡事……”他抬头看着老龚：“你在笑话我？”
“我怎么敢？”老龚认真说：“秘书长这么关心，我们怎么表示一下呢？”
“不用，朋友帮忙说钱就没劲了。再说他们这些人还在乎这点小钱？昨天还有一个小伙子才三十一岁，老总，去年一年赚了两个亿，得了？”
“这么说，秘书长一点要求都没提？”
辛校长怔了一下，然后坚决说：“没有！”然后又像自言自语：“他怎么会这么没水平？跟咱们交换？他还介绍某政策研究室向咱们学校赠书呢。”他解释说：“这是一批淘汰下来的档案藏书，延安时代的都有，咱们组织力量好好挖掘一下，说不定就能挖出国宝来。所以我就代表图书馆先表示感谢了。”
老龚说：“S大看来真是要交好运了，都抢着向咱们赠书啊。”
辛校长忙说：“也没那么简单。这批书是要代价的，四十万。不过不用我们花钱，秘书长负责找企业赞助。当然对我们而言，不要白不要。”
老龚这才松了一口气。绕了半天，看来落脚是在这儿了。这就好比看名片，前面排一堆头衔都是过门，最后落实在哪个点上才是你真正想知道的。但是你不看前面的也不行，不看就不知道来头。
又扯了几句别的，又说到钟书记从前在××公司工作的情况，总之在那边也是一屁股屎，然后就站起身来。老龚也起来送辛校长。走到门口，辛校长又摸出一张纸条来说，“这个学生你查一下，成绩不太好，现在要出国留学了，家长希望学校能在成绩单上宽容一些，你看能办就给他办了吧。反正要走了。”
老龚拿着纸条，又有了被愚弄的感觉。他自以为会看名片，其实这道行还不够，还必须从纸背空白处看到内容才行。
学生叫曾勇，计算机系的，他看着就觉得眼熟。立即让教务处查，不一会儿陶月就来电话：“您忘了？他是破格招进来的，一进来就改了专业？”他记起是有这么回事，只不过当时是钟书记拿的纸条。
小陶说：“这学生一年级有四门不及格，二年级有六门，三年级基本就不上课了……”
老龚问：“你知不知道市委有几个秘书长？有没有姓曾的？”
小陶说：“我怎么会知道？反正他爸爸是市委的，要不然他那么蹿？他们系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衙内。”
他一下就把电话扔了。
赠书，曾勇，曾秘书长！
关于校学术委员会的改选，老龚本来设计了几种战法。一、撂挑子；二、大批判；三、反弹琵琶；四、徐庶进曹营。他准备了一肚子难听话，也准备随时扯破脸。甚至开党委会前，他还特意去买了一包烟。如果有人问：你怎么也抽烟了？他就答：听说抽烟可以壮胆。如果再问：你不知道办公楼是无烟区吗？他就答：那就把我开除出办公楼好了。如果还问：你没听说钟书记最讨厌烟味吗？他就答：那是因为他不像个男人。
可事实上还没等老龚作出反应，钟书记把名单拿过去看了一看，就扔给了辛校长。辛校长尴尬着说：“这是人事处搞的，我根本不知道。”
钟书记离开了座位，绕着大家转圈子，很沉重很严肃地说：“龚校长的学问不用我说，大家都了解。就是从行政角度考虑，他跟我比，比我懂高校；跟辛校长比，比辛校长懂特区。名单中没有他，是个疏忽还是有别的什么意思？就是有意见也不能这样搞嘛，这就不是从工作出发了嘛。我们的改革只能对事不能对人，这话我要再次强调！”钟书记坚定地劈了一掌，然后看着老龚。
这个名单早就泄露出去，并且闹得沸沸扬扬当然不是疏忽。现在一个个又装出很无辜的样子显然还有别的意思。
老龚没有应答，取下眼镜捏鼻梁。只是感觉到这位同志粗壮的身材在眼前晃悠，他的影子在桌面上扭着，让人想起样板戏里频频挥手的女支书。
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那包烟也就拿不出来了。
这是一张什么牌？虚晃一枪？
另一件事是关于选修课。老龚把授课进度表又送了回去，不是自己送的，是让小陶上来拿的。他没有任何表示，小陶什么也不问，最后教务处果然耍滑头全部安排，而且都在本学期。好在对台戏是安排在下午，对正常教学影响不大。结果自然是老龚的课越讲人越多，教室一换再换，最后就改在了大报告厅。有意味的是，钟书记的《党务工作十六讲》连一课也没讲，开头还让教务处拿个条子去宣布钟书记有紧急会议，课程顺延，后来连条子也没有了，学生也自然就放了羊。
这两件事有没有内在联系还没把握，但一个感觉是，钟书记友善多了。
教委来了个检查组，宴请的时候钟书记特意把老龚的席卡换到自己身边。这个小动作做得很夸张，以至于有些人目光发直。钟书记笑着说：“看什么看？我和龚校长有几句私房话要谈。”立马有顺杆儿爬的：“那我们能不能听呀？”钟书记就把湿手巾扔过去：“我告你侵犯人权。”
其实什么话也没有，只不过喝酒时有点劝老龚多喝的意思，还说：“龚校长你什么时候喝酒的水平上去了，你也就上去了。”到最后，他还替老龚代了两杯。
以至于老龚有点疑惑起来。也许他的个性如此？并非成心和自己过不去？再说他有什么理由要和自己过不去？他的对手应该是辛校长才对。他只是一个表情丰富的人而已？
但这个想法立刻遭到刘宾儒迎头痛击：“宋襄公式的仁义！”
刘宾儒说：“酒席宴上的话你能当真吗？那都是作秀。他不过是想让检查组看看，S大的班子团结战斗亲如一家。再说他有什么私房话？他放屁都憋出美声来。”
刘宾儒讲话素以尖刻著称，而且速度极快，哒哒哒哒，机枪扫射一般。老龚想想，觉得也有道理。
清醒有清醒的悲哀，糊涂有糊涂的快乐。清醒是只看见陷阱而找不着出路，把出路也当作了陷阱，故而只剩下悲哀。而糊涂则把陷阱也当成了微笑，在微笑中掉进陷阱，是一种很危险的快乐。老龚认为自己既是清醒的又是糊涂的，有时候是清醒的有时候是糊涂的，故而只能在悲哀和快乐两极之间奔跑。自从有了刘宾儒这个军师，他的情绪就开始忽高忽低、一惊一乍。
现在，刘宾儒每晚都要和他通一次电话，刘宾儒说这是总统竞选热线。“我不过是打抱不平而已，为你保驾护航。”刘宾儒说。
好，好，太好了！只有刘宾儒认为“侯川事件”是个好事。“热线电话”那头，刘宾儒把桌子拍得啪啪响。“这说明什么呢？第一，钟健已经病急乱投医了，说明他的根基并不那么牢靠，连区委书记都要巴结；第二，这位区委书记的情况我还知道一点，最近正在查他的问题，这么急于炒作自己也证明他确实是有问题；第三，……”
老龚一头雾水，说：“我担心的是学校，再这样下去……”“学校的转机正在临近。现在就看你出什么牌了。该轮到你出牌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哇。”刘宾儒笑得像个刀客，正在欣赏对手的破绽。
老龚说：“就是不知该出什么牌。找他谈？又能谈出什么名堂？”
“我这里有三个锦囊，咱们打开第一个看看？”
老龚说：“我没心思陪你玩，我都烦透了，有话快说吧。”
“我也不开玩笑。”刘宾儒说：“这第一个锦囊妙计就叫诱敌深入。换句话说，要诱使他多犯错误，这家伙已经开始乱了。你可以适当向他渲染侯川大闹办公楼的场面，依我看他不会善罢甘休的。只要他对侯川开刀，必然越陷越深。”
老龚心头一紧，忙说：“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宋襄公的愚蠢。也不是真把侯川怎么样，不过利用一下罢了。”
老龚说：“这种事我绝对不做。说你的第二个锦囊吧。”
那头冷了半天，说：“第二个叫广布流言。这个你也做不来的，由我相机行事吧。他不是喜欢出风头吗？传媒方面是我的强项，我能让他当个最上镜先生。”
老龚叹了一口气，不吱声。这算什么妙计？说阴谋诡计都不上档次的。造谣生事、打小报告、吹枕边风等等从前听得还少吗？从老聃那儿算起中国人有四千年的经验了。《鬼谷子》中有“埤阖之术”，早就把什么时间该说，什么时间闭嘴，什么需明说，什么当暗喻总结得头头是道。这么想想，一时竟走了神。
那头问：“还有兴趣听第三个吗？”
老龚说：“算了吧。”
……刘宾儒这么个学者，这么个传媒英雄，这么个公众人物，居然也一肚子坏水。不过话又说回来，人家确确实实是在帮助你，也确确实实是动了脑子的。你怎么知道哪一步是前进了，哪一步是倒退了？宏观地看，地球是圆的。这也可以拿打牌作比方：很多情况下，你出对牌了，其实就错了；你出错牌了，也许就对了。
他对自己说：你不能这么干。这么干了，将来还做不做人？还好意思上讲台？你手一举就血淋淋的，拿白粉笔能写出红字来。你现在顶多就是不顺，看着来气，或者没有发展，这有什么了不起？就至于这么下作了？再说谁也不能从娘肚里带出红顶子来，你已经是副校长了，副地级，不错了，该知足了。
三
坏就坏在侯川并不知足。他也不识趣。
这本来就是个多事的五月。
尽管阳光一天比一天灿烂，温湿雨带已经越过五岭到了长江一线，可学校领导层却阴霾重重、日渐深沉的样子。外校不断有消息传来：某校从四月份就开始全天候值班啦；某校已经把《团结就是力量》歌词给改啦；某校决定实行中层干部连带责任制啦；而市委也是一天一个电话……
不能出任何问题。钟书记说，我把乌纱帽就交给各位了，拜托大家多想办法。膳食科能不能让菜再便宜一些？学生处能不能多组织一些活动？图书馆和计算机房能不能二十四小时开放？他这些日子特别温柔，说话音调低了很多，布置工作也改用商量的口气，听上去竟也有了一点新鲜感。
关于稳定压倒一切，辛校长也有新的解释：对学生管理要讲究方法，可以教育的就坚决不处分，已经开除的要坚决收回来，不能把责任推到社会上去。另外对学生成绩也可以灵活掌握嘛，严格要求是对的，但总不能制造不稳定嘛。人家在这里读了几年，总是有收获的嘛。
老龚只当听不见。要改成绩你自己改，谁改谁负责！
其实会议内容一点不新鲜，中层干部私下里把这叫做防汛会议，一年一度层层加码，说到底就是四个字：严防死守。然而会议还得一个接一个认真往下开，似乎大学党委领导的存在就是为了应付这个令人头疼的五月。
老龚近来时常会没来由地在内心苦辩，没来由地情绪激动，就像一个找不着风车进行战斗的堂吉诃德。有时一愣就是两三个小时，嘴唇翕动，念念有词，搞得家里人都害怕起来。
正这么心里自说自话着，钟书记陡然音调提高了，说：“最近有件事让我特别气愤，中文系有个老师跑到办公楼来大吵大闹，甚至当面辱骂龚校长。”他扭头问：“有这事吧，龚校长？”
老龚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接着说：“龚校长不好意思提，可是党委就不能不管！不像话嘛。什么叫不稳定因素？这就叫不稳定因素。不就是个副教授吗？处分行不行？下岗行不行？我就不信动不了你。”
老龚急了，说：“这事我要说明一下。”
钟书记笑道：“今天就不谈了吧。大家还要回去安排工作。以后我们专门研究一次，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然后他就铆在座位上。侯川是不稳定因素。侯川大闹办公楼是对龚校长有意见。处分他是维护稳定。不处分他是因为龚校长不好意思。一切都很清楚，没有以后，也不会研究，而且永远没人再提起这件事。
侯川就是在他这么瞎想的时候出现的。谁也没料到，如今还有人保持着如此的政治热情，而且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酸老夫子。
侯川径直走上讲台，一把抓过了话筒。
一屋子人都蜡住了。空气变得稀薄而且明亮。
门推开一条缝：“龚老师，下班了。”是陶月。
他这才发现人早就走完了。会议室空空荡荡。老龚问：“你都听说了？”
陶月说，“钟书记都找我谈过话了。”
“谈什么？”
“还不是那件事。事情是很清楚的，教务处谁不明白？关键是谁出这张牌。”
老龚就笑起来，笑得很忘形。大会议室里发出嗡嗡的回响。
陶月说：“我真的很担心侯老师。”
刚才，侯川站在这里痛心疾首时，老龚还不曾感到畅快。当时他只是紧张，是尴尬，是热血奔涌。这样的感觉已经消失很多年了。尽管侯川说的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毕竟是把自己当作了靶子。当时是有点坐不住，现在想想又觉得很解气似的，毕竟那都是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感觉实在很复杂很微妙。看不出这个形象委琐脾气古怪的侯川还有这样的勇气。
老龚说：“你是说，我该去看看他？解释一下？”
陶月不吭声，只是把眼睛幽幽地盯着他。
老龚想了一下：“现在不行，他对我还有些误会。你先去看看他，就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不要有压力。另外转达我的敬意。”又说，“我这全是真心话，像他这样执著的人已经不多了。他比我还要傻。”
陶月突然说：“您为什么不出牌？他打他的，你打你的。您又不是没牌。其实学校里最需要关心的是老师和同学。”
老龚愣住了，说：“是吗？”
然后他们一起去食堂吃饭。五月的校园，空气里弥漫着各种好闻的气息，他大口吞吐着，忽然觉得轻松起来。他使劲悠着胳膊，把刚才的紧张刺激全都忘了。他大声说：“陶月啊，你好像老爱说你爸爸的牌经？”
陶月笑：“我爸爸是个小人物，可是他讲的道理特别形象。”
“你是不是很崇拜他？”
陶月站住了，说：“你看不出我有恋父情结吗？我妈妈说，我从小就特别黏爸爸，他一下班我就黏上去了，晚上都是爸爸哄才肯睡的。”
老龚认真说：“你爸爸很幸福啊，有这么个漂亮女儿黏着。”
陶月又是那种幽幽的目光。然后侧头一笑。
老龚心一跳，好半天才说：“陶月你该有男朋友了吧？不小了。”
陶月答道：“一大把呢。”她跳到路牙子上面踮起脚尖走路，为了保持平衡她打开双臂，阳光穿透了衬衣，把里面的内容也暴露出来。
这天晚上，他眼前老是晃动着陶月。那种目光。说她有恋父情结时那种歪着脑袋的笑。以及那种灼人的曲线。
“总统热线”凉了几天，晚上刘宾儒又兴奋起来，说：“这回不是你出不出手的问题，而是侯川自己跳出来了。放心吧，我保证你从头到脚干干净净。”
老龚说：“我说过了，我绝不做这种事。”又说，“老实说我还真有点佩服侯川，他骂的是我，可骂得真好。”
刘宾儒笑：“真够他妈的狡诈！到底是当官的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噢。”
老龚就急了，说：“你要再用这种口气说话，我绝不跟你来往！”话是如此说，可心里也不得不承认刘宾儒消息灵通料事如神。他是吃准了官场心理的。
果然第二天一早钟书记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侯川的问题。按钟书记的说法，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因为老龚是当事人，不管他怎么申明侯川无大错，侯川是老教师，侯川是书呆子，侯川还是被责令写出不少于五千字的检查，甚至还要停他的课。反而是老龚被大家看得十分可疑、十二分的做作。
老龚说：“字数就不要限定了吧，字数能说明什么问题？”
钟书记说：“不行，有量变才有质变。”
于是他再坚持就有点滑稽了。反正是你们要搞的，你们去解释。他好像看见刘宾儒在暗中发笑，眼睁睁地瞧着钟书记落入他的锦囊。
钟书记说，“稳定压倒一切，不管是谁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不能影响稳定。看问题不能孤立地看，侯川也不是针对龚校长一个人的。我要没这点魄力，还怎么当这个班长？”
辛校长干脆说，“龚校长修养真好。”
似乎他老龚早就想开杀戒了，只是没有机会表演谦虚。
不能不承认，这就是高手。
下午，刘宾儒来到办公室，说：“我知道你怎么看我，我也不想跟你辩论。现在有个机会可以结识头儿，你去不去？”
才隔了几个钟头，他已经像雕塑思想者一样深沉了：“找头儿汇报一下？”
刘宾儒说：“什么汇报啊。这年头谁有兴趣听你这些破烂事？你得去活动！官场走动懂不懂？你得让官场熟悉你，了解你，记住你！”
到路上才搞清，原来是政府的一个招待酒会，是招待香港各界显要的。由于范围较小，这张请柬就比戏票值钱多了。按刘宾儒的话说，官场这个东西就像必须收费的三陪小姐，你不花钱就不可能对你微笑。你不投入就没有产出。
可是进了酒店，老龚第一眼就看见了钟书记和辛校长。两个人就像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手拉手地向领导同志挨个儿展示幸福，笑得甜蜜无比。他想不出他们此刻有什么理由能这么愉快。记得有一幅漫画：两个正在接吻的男女，一个正掏对方的口袋，一个举刀要扎对方的后背。
老龚一下倒了胃口，转身就走。刘宾儒跟到外面，拉住他：“怕什么你怕什么你？他们能来你就不能来？”
老龚说：“我不想碰见他们，更不想在这儿碰见。”
刘宾儒说：“他打他的你打你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就是竞争吗？”
老龚不吭声。竞争什么？竞争拍马屁的手段？竞争谁笑得更好看？
未若昌宗貌如荷，难得莲花胜六郎？已经可耻到这个地步了？现在就像一个乱了方寸的小丑，拿着刀叉到处找吃的，拐来拐去却拐进了厕所。
外面还下着雨。刘宾儒站了一会儿只好自己进去了。
酒店大厅的辉煌在雨中格外生动，像是一部火爆的青春片。
侯川是昏倒在课堂上的。诊断结果是蛛网膜下腔出血。
当时他正在分析魏晋文人美学理想的形成，拿着粉笔的手越举越高，身子却越说越矮，结果就画出一段不规则的抛物线。
老龚赶到时他已经躺在又脏又乱的大病房里。
侯川是老资格的副教授，按规定是可以住干部病房的，可是干部病房不收他这样的“专科病人”，因为他的蛛网膜在出血，很危险。而有危险的病人干部病房是不负责抢救的。这个理由听上去十分饶口，陪同来的老师们没人能说明白。
老龚亲自去交涉，值班院长强调这是制度，不可能破例。老龚认为这不合情理：“既然他是危险的，当然要把他放在有利于抢救治疗的病房里，现在一方面强调他必须安静必须休息；一方面却不给他创造安静的条件。难道干部病房不是用来治病的？”
那院长有点烦了，问：“你是他的什么人？”
老龚说：“是同事。”一个老师说：“他是S大的副校长。”
老龚这才想起身上还有名片。
院长看着名片，客气多了，说：“不好意思啊。干部病房确实有这个制度。”
老龚说：“那这个制度有问题。”
院长说：“我也认为不太合理，但我们有什么办法？”
“我就不相信，如果市领导得了这个病，你们也不让他进干部病房？”
那院长看着他，笑了起来。一直笑到他也跟着干笑。
老龚只好带着这个困惑回到侯川的床前。
侯川艰难地点点头。
他也点点头。
侯川说：“你喝酒了？”
他愣一下，又摇摇头。
一个老师解释：“刚才和医院吵了一架。”
侯川就叹口气，再也不说话。
他也没说什么话。他觉着，说什么也是白说。这个曾经十分懦弱又百倍孤僻的人，如今已经浑身插满管子了，说什么话才能安慰他？他说不出来。现在，他忽然觉得说什么都没用了，怎么解释都没必要了。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命从这些管子里进进出出，一点一点流失。
他站了一会儿，就告辞出来。可是来到走廊上，侯川女儿又把他叫回去：“我爸爸好像有话要说。”
侯川喘着，面色潮红，眼睛瞪得很大。
他说：“别急，慢慢讲。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侯川合上眼睛，好像憋得很厉害。
女儿替他揉着，泪挂了一脸。
他看着真是难受，说：“别乱动，特别是头不能乱动。以后再说不行吗？以后有的是机会。”
他突然睁大眼说：“把学校当学校办。”
女儿有些愕然，赌气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个。”
老龚一下就哽住了，半天才点头说，“我明白，放心吧。”
侯川笑一下，不再吱声，眼皮也慢慢合上了。
把学校当学校办，这话很费解，而老龚确实是听懂了。这话只有站讲台的人能说得出来。也只有站过讲台的人能听明白。学校的问题千头万绪，说到底就是没把学校当学校办啊。他以前没和侯川交换过意见，他们有过结，并不清楚他的想法，而且说起来恐怕谁都很难一句话讲明白。侯川到这个时候了，语言已经十分珍贵，所以才能这样简洁的吧？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一种原谅，一种期待。现在他在学校的处境，早就不是秘密了。
侯川曾经给学校推荐过一个人才。那人是他的老乡，在美国读建筑结构学的博士。当时S大正在大做广告，广求海外学子。侯川兴致勃勃为他穿针引线，后来还真把人给调来了。谁知来了不久就赶上优化教学环境运动，机关里大换血，公开招聘处长，希望大家都来“竞争上岗”。有一天这位博士接到组织部长的电话，问他为什么不报名，说你条件不错啊还是个党员。博士说我当不来处长的，我不想当处长。部长说你不想当是什么意思？博士说我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自己不想当。这件事汇报到党委，钟书记说我们为什么要公开招聘处长？就是要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过来嘛，这种态度建筑系党总支要做工作。后来建筑系经过艰苦的思想工作，博士总算同意当个系副主任，才算有了结果。又过了半年，博士提出来副主任也做不了，要求辞职。系主任说，你要不当副主任只能当普通教师了。博士说普通教师有什么不好？普通教师都有工作量的。我能完成工作量。行，那你先到夜大去代课吧。于是博士就每周用三个晚上到市里去给夜大学生讲课。讲了一个学期，博士受不了了，再次提出辞职。现在这位博士在美国一家州立大学任教。
侯川曾经发过牢骚，说是S大是在办衙门不是在办学校，S大只能养棺材不能养人才。
老龚听了只有苦笑。其实他是为博士说过话的，可说了有什么用呢？学校里的做官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了。现在在某些人的眼中，评价人才早就不讲他学问如何人品如何课讲得如何，只说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手上控制着什么样的资源。职位确实是衡量才能的一把尺子，有职务的老师确实能得到各种实惠，项目啊职称啊经费啊，等等等等。这是一种空气，一种文化，任何人都逃避不了。这位博士连这个都不懂，自然也就不能算是个人才了。
侯川连这个都不能理解，自然是只剩医院一条路了。
有时自己不也在怀疑：我们真的是在办学吗？
四
老龚找领导汇报的想法越来越强烈。要找就找一把手，要说就说个痛快，他对刘宾儒说：“你替我安排，到时候我要不说我都不是人。”
可是真的到了书记楼下了，老龚又迟疑起来。
刘宾儒给他打气道：“支持从来都是互相的。学校换届，市委不也要换届吗？市委书记同样需要你的支持。”
老龚说：“关键是你不让我谈学校的事。那我上人家家来干吗？来干坐？”
刘宾儒说：“完全正确。”
两个人在市委宿舍外面拉扯起来。本来劲头挺足，吃了一个哑巴亏，就好像上了一次发条，可到了小院门口他又觉得没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呢？你越是汇报，越是像告状。越是告状，越说明你心中有鬼。君子坦荡荡小人常嘁嘁。可是你不汇报，跟市委书记挨得着吗？
其实能争取到这次约见也不容易，刘宾儒钻了好几天才逮到一个空子。刘宾儒说：“你耍我啊。”
好在书记还挺高兴，连说了好几个欢迎欢迎欢迎。
按刘宾儒的说法，现在市道又变了：十年前大款流行包二奶养小蜜，现在有些大款都傍着几个领导干部；而领导干部呢，十年前流行钻门子找靠山，现在真正有头脑的干部都在结交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因为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怕被人瞧不起，别看他们表面挺威猛。他们都有历史恐惧症。
老龚叹息：“我都五十岁的人了。”
刘宾儒吼道：“你就是一百岁，也得顺应潮流。再说你的目的高尚啊，手段也不低劣。你又没拿红包，不就是来看看人家吗？”
不过进了门以后还好，两个人配合默契。拍马屁的话全由刘宾儒包了，老龚只负责说是啊是啊是啊。书记也挺随和，没什么架子，还把家里藏的一幅字拿出来请老龚鉴定。问到学校，老龚也只是含糊其辞说还行。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已经完全成了刘宾儒的木偶。
书记说：“你们那个钟健怎么样啊？”
老龚怔了一会儿，又说还行。他注意到刘宾儒也愣了一下，没有提示。
书记说：“钟健没什么文化。”他做了个含义不明的手势说：“哦，文凭还是有的。”就自己先笑起来。
这是最具实质意义的一段话。但仔细琢磨，似乎也说明不了什么。
临出门，刘宾儒说：“我们一直想请书记出来聊聊，比如喝个早茶什么的，又怕您不方便，您不是自由人。”
书记于是感叹一番没有自由的烦恼，不过他又说：“跟你们出去我怕什么？”
老龚趁机夹插进去：“那我哪天来请您？”
书记说：“好啊，没问题。跟你老龚喝早茶怕什么？跟你洗桑拿我都不怕。那些企业老总我不敢沾，沾不得啊。”
出来以后，刘宾儒很兴奋，把老龚的肩膀拍了又拍，信心大增的样子。
老龚呼出一口长气说：“我都快憋死了。本来正好可以谈一谈问题的。”
刘宾儒说：“又来了。现在这样恰到好处：你什么没说，他也没说什么；但你确实已经说过了，他也确实说过了。”
“他说什么了？”
“第一，他说钟健没文化。第二，他说钟健有文凭。第三，他笑了……”
“还是等于零。”
“不，”刘宾儒撅着嘴，摆出一副老到的架势：“没文化怎么领导大学？有文凭就能领导大学？这难道不是很可笑吗？”
老龚终于笑出声来。
刘宾儒说：“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他已经注意到你了，说不说都一样。而且有些话是用不着说的，点到即止，就像打太极。”
老龚点头表示同意。但紧跟着新的问题又来了，而且由此又引申出一系列更加严峻的问题：把钟健往哪儿放呢？他没有经济问题，起码现在还没发现他有。也就是说他是只能升不能降的，国情如此没有办法。到市委市政府去肯定不行，这种人不能让他搞实际工作，那样会把一切都搞得一塌糊涂，那样是对全市人民不负责任。经过讨论他们发现，这种有文凭没文化的干部其实最难安排，拎起来一大挂放下来一大摊，搁哪儿都别扭。最后只有请他到政协当常委或者当副主席。那儿适合他，那儿确实也能满足他，可以经常亮相而且风光无限。
他们坐在人行道上喝啤酒，躲闪着擦肩而过的行人。讨论到后来不免又生出一丝悲哀：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市委对高校不重视，明知他是个猪大肠还要放到高校来。
老龚红着眼说：“管他到哪儿，只要他离开S大就好。”
刘宾儒说：“关键是你要上来。”
老龚说：“谁知道呢，也许又换了牛大肠。”
刘宾儒说：“那就看你识做不识做了。桑拿一把！”
“还真的请啊？”
“那还有假？让小姐捏捏他不快活？”
“不会搞出什么事情吧？他不会认为我是个老手吧？”刘宾儒突然站起来大声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哪里？”
“虚伪！忸忸怩怩！这种作风二十年前就淘汰了！”
路上行人很多。有两个小姐还停下来，大概想观察一下，这两个体面人下面还有没有生意可做。
接下来日子繁杂而又奇特。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校园里风向陡转。
首先是对侯川的通报批评和侯川在课堂上猝然倒下，激起了教师的公愤。校内网页上的BBS天天都是这方面的言论，集中起来就是“教师有没有权利公开批评学校的管理”。钟书记起初还想弹压，把几个网站的头儿狠狠修理一番，说是守土有责，如果不能清除网上污染就坚决取缔。可是网上传播比瘟疫还厉害，这事很快引起上级有关部门的注意，不断来电询问，搞得钟书记又害怕起来。
与此相反，老龚在侯川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不但无损丝毫，反而连连得分。他向侯川鞠躬认错的举动被传神了，他被描绘成一个既能捐弃私人恩怨又能维护大局的新时期开明领导。他既能忍辱负重又能坚持原则，既能公私分明又能顶住压力。总之那种被动挨打的感觉一扫而空，反而因为被动收获了许多笑脸。这种感觉特别奇妙：突然一下晴空万里，看到了自己的人格境界。
恰好那个曾经向校图书馆赠书的区委书记出事了，传说他家床铺底下搜出一只箱子，里面的港币现金就好几百万。这下钟书记慌了，逢人就解释“学校建在人家地盘上，不得不搞好关系”的苦衷。好像他是被逼到公公床上的小媳妇，大有打碎牙齿往肚里咽的无奈。
紧跟着是市委组织部对校领导班子考核打分。按照规定，每个班子在换届之前都要在中层干部中进行一次“民意测验”，本来是个例行公事，上级也绝不会根据分数高低决定去留，这道理谁都明白。可是由于“侯川事件”的铺垫渲染，人们的热情空前地高涨起来，给领导班子来了个不及格。班子不及格，自然是主要领导不合格。而给领导干部的打分，老龚自然又高居榜首。这样一来，钟书记捂着腮帮的呵呵笑声就跟咳嗽差不多了。
校园里过去有个饭馆，是承包给一个老师的。钟书记搞优化教学环境时下令停办了。这个老师拿着承包合同告到法院，法院判决学校赔偿损失。本来赔了钱事情已经了结了，可这天又来了一帮记者。
听说是电视台的，钟书记就决定把中层干部会停掉，亲自来接待他们。这帮记者很能煽，先让钟书记把伟大意义说够，把镜头瘾过足，然后才连珠炮似的发问，搞得他浑身红血球队列似的在脸上一排排碾过。
“您认为党委的中心工作能压倒一切吗？教学环境与服务设施有矛盾吗？学校签合同很随意吗？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
钟书记毛了，说：“我是党委书记，当然是我大！”
“您能不能再重复一遍，我们再来一次怎么样？”
钟书记这才知道上当，伸手去挡镜头，正好又给录下来。
电视播出了这个节目，某大报还配发了消息和评论。钟书记这才明白上镜头并不那么好玩，见到谁都把腮帮托起来作沉痛状，那种呵呵笑也更加夸张。一边摇头一边说：“这是断章取义嘛，蒙太奇嘛，他们跟我搞蒙太奇！”
与此同时，学校也成了热点。当地一家小报对S大进行追踪，随便一件小事，都要深入报道，没完没了地纠缠。教授离婚，学生自杀，都成了他们的开胃小吃。而且查有实据，角度刁钻，看似社会新闻，其实都暗含着深意。流言，像毒蛇吐出的芯子，没完没了地追着这座美丽的校园。据招生办的老师调查，今年本地考生中有不少原来打算报考S大的学生现在都有退缩的倾向。他们并非出于专业或者城市的考虑，而仅仅是觉得不光彩。正是全国高校都在摩拳擦掌扩大招生，竞争日趋激烈的当口儿，全校没人不骂的。骂领导成了时尚。
钟书记下令学校任何单位接待新闻记者都要经过党办批准。他说：“现在上面对新闻工作很有看法，正在整顿，学校又处在敏感时期，党委不能不管。”
其实钟书记差不多已经崩溃了。
有一天正在办公室里说事，突然头顶上响起电钻声，钻得人心烦意乱。教务处牛处长神神秘秘地告诉他：“这是钟书记装修办公室呢。”老龚不解：“又装修什么办公室？”牛处长问：“你真不知道？”
原来钟书记前几天请高人来看过了，高人认为他办公室的朝向有问题，阴气盛而阳运衰，镇不住人。破解的办法就是把门窗重新改过，放两只石头狮子镇一镇。另外这位大师对咱们学校的校旗也有看法，建议换成白地红字。可是办公楼都是正南正北的朝向，钟书记只好找一间顶楼的办公室，把门窗卸下来重新安装，窗偏东南门向西北，而且高高在上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了。
没有人不摇头暗笑，也没有人出面劝阻。老龚心想，一个高校落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话可说？他也不吭声。
又过了几天，党办通知：周末组织一次爬山活动，要求全体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必须参加。具体安排是：凌晨四点集中，在六点整登上特区最高峰迎接日出，它标志着S大将以崭新面貌迎接新世纪。这本是2000年第一天的活动，因种种原因推迟了云云。
这一路上尽管牢骚不断，却也没有缺席的。大家都想来看个新鲜，他们说，这是“开光仪式”。果然，太阳升起，S大的新校旗徐徐展开，白地红字，硕大无比，迎着朝阳波涛一样起伏。钟书记把那对牛眼瞪圆了激动地说：“这个时刻我也不想多讲了，我祝愿大家发财发财再发财，祝愿学校千禧千禧千千禧！”
然而“开光仪式”并没给S大带来好运。据招生办预测，今年本地走读生的扩招计划根本完成不了。S大是地方大学，过去计划局要求至少有一半指标留给本地考生，因此外地考生想进来是很困难的。现在这个形势一来，想临时增加全国扩招指标也来不及了。生源是学校的命脉，关系到学校实实在在的命运。
这一下，钟书记也傻掉了。他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千禧本是基督教的概念，他祝愿学校“千禧”的本意也许并不坏，总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意思吧，可他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这天学校又来了几个记者，纠缠着非要采访钟书记，搞得他都要哭出来了。
老龚骂刘宾儒：“你搞什么鬼啊？你的强项就是这？这帮人全是你的朋友？”现在老龚火气也大了，对刘宾儒明显有点居高临下。他在学校的声望如日中天，刘宾儒自然也就矮了下来。
刘宾儒说：“绝对不是。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朋友？我只是给电视台打过招呼，而且我只是提供新闻线索，至于怎么处理那是人家的事。我错在哪儿了？我怎么可能往自己脸上抹灰？”转而他又阴阴地笑。
老龚说：“你笑什么？”
刘宾儒说：“我劝你不要当那个烧香引鬼的黄道士，把鬼请来了又嫌它太难看，不是你理想中的鬼。你到底想怎么样？”
老龚说：“我本来就不赞成你的什么锦囊妙计。S大不是咱们自己的学校？你把学校搞得这么被动有什么好处？你捅的娄子你去把屁股擦干净。”
刘宾儒叫道：“这怎么可能？我又不是宣传部长！”
而那几个记者仍在钟书记那儿纠缠。想想，他只好自己过去了。
钟书记照例还是埋怨蒙太奇，埋怨断章取义，一脸油汗地托着下巴。
那几个人虽然年轻，从神态上看却很老到，正一脸虔诚地给钟书记下药。“钟书记您是谦虚。”“钟书记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钟书记您回答几个小问题！”
老龚黑着脸说：“你们把S大搞臭了能有什么好处？我可以回答你们：第一，工资我们一分不少拿；第二，干饭我一碗不少吃；第三，你们害了一万多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毕业了还要不要找工作？他们还要不要生活？他们比你们还年轻啊。你们真的认为这样搞很有意思？”
钟书记说：“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几个人互相看看，不吭声了。
从办公楼出来，他的心一直在发抖。他不知道这样会做产生什么结果，传媒会收敛一些？或者变本加厉？把自己也拖进去？但不管怎么样，最直接的作用是他帮钟书记解了围。而这一点恰恰是他不想干的。他越想越委屈，越觉得自己太善良了，整个一个东郭先生。
他巴不得钟书记越陷越深，洋相出尽，这样市委才能重视S大的问题。怎么派这样没水平的人到大学工作呢？大学是什么地方？他能培养什么人才？赶快调走！最起码搞得钟书记无暇自顾，焦头烂额，至少也可以少一些瞎折腾。
可他又不能不出手，不能不出来说话。毕竟这关系到学校的声誉，关系两千名教职工的饭碗。要说就要把话说到位，说得绝，让人家印象深刻，不再来纠缠。这就好像踢了一个漂亮的乌龙球，倒挂金钩，香蕉弧线，但球却飞进了自家球门。他只是帮了对手一个忙。
是的，他们就是对手，是政敌。承认这一点，正视这一点，才能摆正位置。以前之所以总觉得窝窝囊囊，稀里糊涂，就是因为不敢正视，不愿意正视。想清楚这一点，他才忽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才能真正理解了钟书记。“跟我比他比我懂高校，跟辛校长比他比辛校长懂特区”——这话绝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印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归纳出来的。换句话说，钟书记早就把他当作真正的对手纳入那个“系统工程”之中了。
而自己呢，现在呼声显然高过了钟书记和辛校长。班子换届在即，市委是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的。当然，不能满足，不能陶醉，还要继续发展。要出新招儿，要彻底改革，要把S大推到一个新境界。
“龚老师，您在跟谁说话呢？”
是小陶。老龚说：“是你啊，下班了？”
陶月说：“我在这儿观察您半天了。”
“是吗？”老龚有些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有点……神经质？”
陶月挽起他的胳膊：“我陪您散散步吧？”
五
期末考试的前一天，侯川的噩耗传来。
当时党委成员们正在学习上级的文件，所以很快就定下治丧委员会的名单。老龚一直是侯川的领导，自然要当主任的。他也不推辞，此刻内心里真的很愿意为侯川做一些事情。从前不管有多少疙瘩，毕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仔细想想，自己虽坐在校长的椅子上，真正的同类还就是侯川。如果当初是侯川当了系主任，而自己埋头著书，死抱理想主义不放，那么今天该追悼的是谁还不一定。
可是真的是同类吗？如果跟侯川换一个位置，可能也会为当不上教授焦躁不安，可能也会为送礼走门子大伤脑筋，但真是遇上上次的停课事件，也能把一切都置于脑后吗？你有勇气仗义执言，破口大骂吗？你敢冲进会议室，抢过别人的话筒，面无惧色吗？
从前你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你也曾挥拳揍过那个流氓大队书记，并为此付出了八年农民的代价。你也曾见不得虚伪狡诈，一怒而远走特区。可是从什么时候起，你的脊梁骨就软了呢？你甚至为准备一次发言，一次可怜的申辩，还专门买一包烟来壮胆。
欲望真是个可怕的腐蚀剂。你伸手了，你想得到，你害怕失去，所以你就软了。人是不能伸手的，手一伸，腰就弯下来了。
他觉着，心脏裂开了，呼呼地透着冷风。然后这凉意又一点一点传到四肢。整整一天，他脸都青着，饭也没出去吃。都说，龚校长因为侯川老师难过呢。有谁知道，他是为自己难过。
悼词是指定陶月执笔的。陶月是侯川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这样的安排谁也没有话说。他亲自去档案室把侯川的档案借出来，让陶月带回去看。按规定，这是不可以的。他吼道：“他人都死了，你们还守着档案有什么用？”
晚上，刘宾儒拎着一箱啤酒上他家来。两个人坐在凉台上喝得沉闷且凶猛。
喝了四五罐，刘宾儒才开口说：“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他显得很沉重，话锋早失去了往日光彩。
老龚原可以刺他两句：没想到结果，也没想到原因吗？可话到嘴边也就忍住了。这种事从头到脚都是脏的，谁也干净不了，谁也高大不了。
七月天了，早就是盛夏了，两个人喝得大汗淋漓，就把汗衫也扒下来，光膀子干。他们这个住宅区是市政府的福利房，熟人不多，学校老师更少，所以也没什么顾忌，只是话越喝越少，汗越流越多。
老龚说：“月圆了。今天农历十几？”
刘宾儒抬头看看，说：“谁知道啊。我来特区就没注意过天上还有月亮。”
老龚说：“尽注意霓虹灯了。”
刘宾儒看着他，不答。
老龚说：“一个人离自然太远，不好。”
刘宾儒嘴撅撅，还是不吭声。
老龚就一个人嘀咕：“那可不好。”
又喝了两罐，眼看着圆月挂到西边楼角上了。老龚老婆喊：“几点了？你不上班了？”
刘宾儒这才惊醒似的说：“该走了。”说走，屁股却不动。
老龚只好又开一罐。喝完了，刘宾儒说：“真的该走了。”老龚站起来，刘宾儒却还坐着不动。
老龚说：“你是不是有话要讲？”
刘宾儒这才站起来说：“你能不能推荐我一下？”
老龚问：“什么意思？”
原来是下半年省里要开“两会”，省里也到了换届的日子。刘宾儒听说分给学校几个名额，有代表也有委员。刘宾儒的意思是，以他的知名度，给个政协委员他是不干的，但如果学校推荐他进常委，他还可以接受。
这么个破事，磨磨唧唧折腾半夜。开政协会不就是一年吃几顿饭吗？
老龚说：“行，只要开会，我就推荐你。”又说，“不过我推荐的往往很难通过，你要有思想准备。”
刘宾儒尴着说：“尽人事，顺天意吧。”
没料想第二天党委果真就开了会。钟书记解释说，本来在考试期间不想安排会议的，可组织部催得太急，立等着要报。
刘宾儒自然是在名单中的，只是谁能进常委，很难说出个标准。老龚急着要去考场，就先说了几句。无非是研究经济的符合时代潮流，党外人士知名度高等等。他一说完，钟书记就附和，钟书记一附和，辛校长也就没什么意见了。于是会议就结束了。
事后又觉着有些蹊跷。按照惯例，在人的问题上，钟书记从来都是有所侧重的。而刘宾儒又不在他那个侧重范围之内，怎么一说就通过了？这也太顺利了一些，轻松得让人有点失重的感觉。钟书记还搂着他膀子说：“龚校长你是有水平的人，有什么好建议你尽管说，我是百分之百支持你的。”
为了不影响考试，他就建议追悼会放在下班之后进行。这在往常是不可想象的，牢骚怪话肯定少不了。然而出发时候却发现八辆大客车根本不能满足，只好临时又组织了十几辆，连卡车上也站满了。除了自发来的老师，还有好些学生，有的还自制了花篮和挽联。这些器物如今殡仪馆都是现成租用的，可他们还是要带。大家都不说话，听指挥得很，一个个庄严肃穆着。这阵势把殡仪馆也吓住了，他们说，多少年都没见过这种场面了。
这气氛自然又感染了钟书记和辛校长。按照“规格”，侯川只是个副教授，他们两个参加已是超常待遇了。现在辛校长却提出来要亲自主持仪式，由钟书记来念悼词。钟书记也是动了情的，当他念到侯川“一生清贫，一身正气，一贯严谨，一厢情愿，痴心不改地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时候也哽住了。会场上一片抽泣。后来，向遗体告别的时候，他居然做出一个要扑上去的姿势。当然这只是一个插曲，在那样的气氛下并没有多少人在意。
其实在此之前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件”，如果没有学校对侯川的“决定”，无论侯川怎样英年早逝不管怎样清贫正义，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他想，侯川也值了。自己死的时候，能有侯川的一半就满足了。
回来路上，他就一直陷在这个问题里。
回到学校，人都散去了，正准备回家，陶月来了。
陶月幽幽地：“龚老师，谈谈行吗？”
他问：“怎么啦？很压抑？”
陶月点头。只几天时间，陶月瘦了一圈，眼圈黑得像熊猫。
他说：“悼词写得不错。特别是一厢情愿痴心不改八个字，有嚼头。”
陶月说：“我就是想和您谈谈这八个字。”
于是他就留下了。他们先在校园里转，然后又上了滨海大道。
陶月说：“侯老师的档案您看过吗？”她说，“我全都看了，每一页都看了。他大半辈子都在写检查您知道吗？”
老龚有些吃惊：“怎么这些东西还在档案里？不是早就清理掉了吗？”
“还在，从大学时代开始的都在。太可怕了！”
“为什么事呢？”
“为了入党。他每个季度都写一份检查。连他妈妈的来信都附在上面。”
老龚松口气说：“那叫思想汇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和你们现在不太一样，这些我们都经历过的。”
陶月叫起来：“你也和父母划清界限了吗？你也把父母骂得一钱不值了吗？他妈妈来信求他，希望他每月能给家里两三块钱，他居然把这样的信都交出来，你能做到吗？听到他爸爸平反的消息，他居然表示不相信，希望党组织能给他查清楚，你能做得出来吗？”
老龚有点发呆，心想难怪侯川性格这么古怪，他早就被搞得不成样子了。
陶月说：“看到后来我才明白，其实他根本对入党是不抱指望的，他写了一二十年检查仅仅是为了继续留在学校里。所以我才想到‘一厢情愿’这个词。”
侯川瘦瘦的，小小的，平日里眼睛总是红的，从来不参加系里的活动，讲课总是认真无比，声音总是嘶哑着，有时也和学生抬杠，争起来脖子和脸一样粗，……想到这些，他鼻子也酸了。
“这年头谁怕谁啊，我谁也不怕了！”
现在他完全理解侯川了，他其实是把一辈子积压的能量集中在一次爆发，做了一次总的燃烧。燃烧完了他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念想。
陶月抱着他的胳膊靠在他身上瑟瑟发抖，说：“太可怕了。”
老龚拍着她说：“好在那只是历史。他是个活在历史中的人。”
“不对！”陶月说：“您是说这些全都过去了吗？没有，这种历史还在延续，一直延续到今天。不然你就没法解释他为什么会把讲课看得那么神圣，没法解释那么胆小的人会去抢话筒，更没法解释为什么最后总是对弱者大开杀戒。”
老龚怔住了，这些问题他确实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今天的争斗与历史有多少联系，自己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负什么责任。
滨海大道是一条干线，它将海湾切去了一角，使原先的滩涂完全变成了陆地。前几年这儿还有成片的红树林和成群的红嘴鸥，现在这种景观已经见不到了。红树林还有几丛，被宫墙似的建筑隔离起来，据说是为了让它免受噪音的杀伐。可是离开海水的红树林就是住在宫殿里，还能叫红树林吗？
他们慢慢往回走，谁也不说话。夜已深了，那感觉不免有点异样。
可是已经迟了，他们被几个穿黑制服的围了起来。
老龚厉声叫道：“你们想干什么？”陶月紧紧靠着他。
“这话该由我们问。”
老龚说：“不要胡来，这个地方警察多得很。”
那些人笑起来：“他以为是演戏呢。”又说，“注意你们很长时间了，走吧。”
老龚说：“为什么？你们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扫黄打黑懂不懂？”
老龚愤怒了：“胡闹，扫黄打黑扫到我头上来了？”可是话音刚落，他腿一软，不知怎么就跪了下来。
陶月把他拉起来说：“你们弄错了，我们是S大的老师，他是我们校长。”
那些人又笑：“他是校长我还是市长呢。”
老龚叫：“你们怎么打人？”然而他再一次跪倒在地。
“打人？谁打人了？”
陶月搀着他，在耳边轻声说：“看样子不像流氓，跟他们走。”
果然他们被带进了派出所。可是进去以后就由不着他申辩了。两个人被分开审讯，老龚每一次想说话都要被厉声的“回答问题”打断。然后从姓名开始，一遍一遍地重复毫无意义的回话。后来渐渐发现这些人不太像建制内民警，更像是临时招来的保安，可这时连反击的劲头也丧失了。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也累了，就让他自己把昨晚的经过写出来。写完了，又让他摁上手印，他们就出去再也不露面。这时他才想到有可能根本不是什么误会，而这时他也差不多软成了一摊烂泥。
上午九点，保卫处长一脸惊恐地赶到，任陶月愤怒地大喊大叫这是阴谋这是圈套，他只是赔着笑脸。坐到车上，保卫处长才说：“钟书记把我训了一顿，他说龚校长是不可能做这种事的。他要摆酒给您压惊呢。”又说：“就我们几个人。”
老龚叹了一口气，什么话也没说。现在说什么也是白说了。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果不其然，一些人的目光开始异样。交通车上都是同事，平日上下班气氛都还不错，而现在说出话来都是不着边际的：“温室效应越来越厉害了。”“现在人都疯掉了，一个抢劫的为十几块钱就杀人。”
老龚和老婆不在一个单位，平时老婆也不大过问他的事，现在也黑着脸非要他讲“老实话”。怎么解释都是苍白的，老婆说：“这个圈套怎么不套别人，刚好把你套住呢？”
他只好赌气说：“我真是有问题了！”
本来可以问计的人现在也不见了。刘宾儒失踪了，上下班见不着，打电话也找不着，直到放假的那天才出现。
学校放假照例要开个党委会，小结一下，安排一下，有什么事情再说一下。这天比以往更加例行公事，好像谁都在等着回家没了讲话的兴致，就是办公室主任在说，钟书记作答。答话时还要背一两句小诗以示博学，完了就拍老龚的手，把头仰起来哈哈一笑。老龚自然是没有心情的，他现在看钟书记真的很像节目主持人了，他的表演比任何时候都夸张，比任何时候都投入。套用时下的流行方式，这家伙简直可以当选本世纪味道最馊的人。
还有一个人也很奇怪，就是辛校长，从头到尾他没说过一句话。一张脸就像梅雨天返潮的猪肉皮，毛孔粗大而且一直挂着汗滴。他从前每次开会都要有意无意地提两句市里的领导，他不说×书记或者×市长，他省略了姓，而只说名字，“××同志又怎么怎么啦”，可是这天他一个字也不提。
结束时钟书记大开双臂挡在门口，叫道：“谁都别走！今天我请客。”
别人都站住了，只有辛校长从另一个门溜了出去，边走还嘀嘀咕咕说：“谁请客还不是公家掏钱？”
一车拉到南海渔村，早有小姐把他们迎进贵宾厅。一看，刘宾儒已在那儿等着了。刘宾儒说：“不好意思，听说钟书记请客，我就秃子跟月亮走了。”
有人说：“这不叫跟月亮走，这叫秃子等月亮来。”
钟书记接着说：“可不敢这样讲。刘常委是省级领导，将来还靠他支持呢。”
然后他们就笑。老龚看着，就看出点意思来。
其实这个结果早就能预见的，只是没往那地方去想。既不是意外，也就用不着悲哀了，他想。只是这个秃子也忒狡猾了一点，早就知道月亮将从那儿升起。
大菜自然是龙虾鲍翅一类，钟书记让每人再点一样小菜，轮到老龚，他就趁机点了一个“清炒混蛋”。众人不解，老龚说：“把鸡蛋、皮蛋、咸鸭蛋放在一起搅和，可不就叫混蛋吗？”又对领班的说：“混蛋要炒得老，越老越有味道。”
酒要的是小糊涂仙，现在最流行的一种。老龚本来喝白酒是不行的，现在居然也是兵来将挡，一副全然不惧的样子。这晚行的酒令是：女人不能说随便，男人不能说不行。于是谁也不想犯规，都表现得很行。
喝到半醺，大家都放开了，黄段子也出来了。钟书记忽然扒他肩膀说：“都在传你老兄赌场失意情场得意呢。”
老龚脑袋陡然就大了，伤疤终于挑开了，一时间桌上安静下来。都想等着看他的洋相，看他怎么狡辩抵赖，怎么理屈词穷越描越黑。一股豪气从脑门上冲出来，他把酒喝干了，酒杯往桌一蹾，站起来说：“一点不错，我确实情场得意。不是都讲自己行吗？我就更不能说自己不行。钟书记，龚某人做官可以输给你，做人就绝不能输给你！”完了把椅子一摔，进了洗手间。
进了洗手间，忽然就吐了，吐得翻江倒海，泪水直流。
刘宾儒跟进来有点同情地看着他，说：“何必呢？”
他洗了脸，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狼狈不堪，又看见了刘宾儒的衣冠楚楚。
刘宾儒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他请了个院士来当校长。”
老龚笑了，其实辛校长下午的表现已经说明一切。
刘宾儒又说：“你不要误会我，我并没有出卖你，我……”
老龚摆摆手拦住他，一个字一个字说：“你认为我现在还有兴趣吗？”
假期里，老龚把几部过去的讲稿翻了出来，时间太长，有的已经发黄变脆了。稿纸上眉批和尾注写的全是小字，不戴眼镜都看不清了。这让他产生一种去日无多的感慨，往夕何夕，生命流失，苍凉而又无奈。
这心情持续了好些日子。
又有一天，陶月忽然来一个电话，是从香港打进来的。
“龚老师，我向您道别了。”
他问：“道别是什么意思？”
她不回答，却说：“真不好意思，上次给您惹了麻烦。”
他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它。你是出去旅游吗？”
“不是，”她停了一会儿说，“我是去结婚。”
老龚说：“是吗？那我……祝贺你。新郎是谁？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陶月说：“您不认识的。连我也……没见过。”
老龚激灵一下，问：“你怎么也……？你是开玩笑吧？”
陶月说：“是真的。我想了很久，只有这个选择。对方有条件供我读书。”
心就像被捏了一把，隐隐地疼痛起来。她不说新郎的名字，也不说“他”，却说“对方”。她没见过这个人，却只有这个选择。
老龚半天反应不过来，更想不出应答的话。
陶月说：“给您打电话我只是想提醒您一句：您要注意保护自己。”
要是自己的女儿他就会说，你这是胡闹。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想留学也用不着这样。别的途径多得很。要是陶月事先来征求意见他也会说，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你是一个好女孩，你完全可以读在职的硕士博士，你完全应该有更好的前途。可是此刻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突然明白过来，陶月显然还有另外的考虑。她只是不说破罢了。
是的，陶月走了，结婚去了，校园里所有的疑虑都不复存在了。所有的谣言和攻击都还给了制造者，他又一身轻松了，又可以进入下一轮角逐了！
想到这一层，老龚就更加难以启齿。说多了反而显得自己自私，显得自己做作，好像是故作姿态，好像是表演豁达，那把陶月又置于何地呢？
“龚老师？”
“你说你说，我听着呢。”
陶月说：“龚老师，昨天我去看蔡元培的墓了，挺荒凉的。我就以您的名义献了一个花篮。我想您如果在这儿，也一定会献的。”
他便一下子噎住：“是，一定会的。”
是的，如果他在那儿，有人提醒，他会的。可是香港，他不知去过多少遍了，怎么从来就没想到去蔡先生墓上看一看呢？从师承上说，他比陶月近得多，他毕竟在未名湖畔度过了四年，在燕园红楼有过无数次徜徉，怎么反而是陶月想起了蔡先生呢？陶月和蔡先生有多少联系？或者仅仅是一个理念？
陶月啊，你究竟想说什么呢？老师也是人，是普通人，他也得顺应环境，你太理想化了。高尚要有高尚的条件，这东西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可以逼出来的。他木木地不知如何作答，直到陶月收线了，他才道声再见，并且满耳朵都是电流的嗡嗡声。
他抬头，看着书架上自己早年的一幅枯笔卷轴，如今已经落满了灰尘。他曾经很得意这种笔法，苍劲挺拔，傲霜斗雪，干涩苦行，呕心沥血。好像也曾拿出去得过一个什么奖的。那幅字的意思也好，是早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奇的话，说的正是那个时代，一代学人天真遥远的谵语狂言：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