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卞江从特勤班战士当上副班长、班长，两年时间，蔡斯文竟然没有让他们打过一发实弹。为此，卞江曾恨恨地说：“还他妈的特勤班呢，十天半月碰一次枪，子弹都不让打一发，要真打起来，必死无疑。”
这话传到了蔡斯文的耳朵里，蔡斯文又一次把卞江骂得狗血喷头，据说当蔡斯文问候卞江老母的时候，卞江急眼了，大吼：“有理说理，你骂我娘算什么道理！你就是怕死！怕死不当共产党！我看你就不是共产党！”老蔡气得飞扑过去，打算踢上卞江一脚，被别的干部死死拉住。老蔡一怒之下，宣布对卞江执行“行政看管”——通俗地说，就是关了禁闭。放出来之后，老蔡却没有进一步“收拾”卞江，还让卞江当他的一班长。
5
司务长是第一个说老蔡“疯”了的人。
司务长说，老蔡要早知道送礼，早干团长了，何必等到今天？明明知道自己超了年龄，这时候去送礼，顶个屁用。
那年大早，本地最有名的药物“三七”价格暴涨，蔡斯文指示司务长，给他弄点上好的野生“三七”，他要到支队机关走动走动。
司务长不是可怜老蔡“醒悟”得太晚，而是心疼钱。这笔老蔡用于“走动”的开销，他怎么做账？又怎么“抹平”？和平边防工作站就那么一亩三分地，盖了大棚，出点当地罕见的反季蔬菜，弄到乡街子上换几个钱，算是站上的“农副业收入”，过节时加个菜，上级领导来了，小馆子里吃顿饭，过年时聚餐上几瓶酒，也就是勉强收支平衡。站上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突然多出来上千块钱的开销，他哪里去找钱？
况且边地淳朴，干部想要升迁、家属想要随军等等，不是不送礼，可开销要站里“安排’，这还是头一回。
这头一回，还出在从来不送礼不走关系的老蔡身上！
连我这个站里最小的“干部”，司务长的牢骚都发到了，我想，站里的每一个干部，都知道了老蔡拿公款买“三七”送礼的事情。
我有些惴惴不安。老蔡虽然不是我心目中的好站长，好军人，但我总觉得，老蔡人不坏。
很快，就连卞江也知道了老蔡拿公家的钱买“三七”到支队送礼的事情——其实，作为“兵头”，卞江恐怕比我更早知道这件事。但我不说，他也不说，卞江是个好兵，不在背后议论干部的短长，更何况是站长。
夜里熄灯之后，兵们照例开始呼噜与磨牙齐唱，梦话与屁响共鸣之后，我跟卞江说了这事。
卞江和我一样，对老蔡此举大惑不解。卞红最后的结论是，老蔡这人，文化低，觉悟慢，恐怕真是有人一语点醒了他，说是想升迁必送礼也未尝不可能。卞江说了一件事，他刚到和平站的时候，老蔡总是把他的名字念成“卡江”，纠正了好几次，老蔡改过来了，可面子上挂不住，好长一段时间，总叫他“小卞”，听起来就跟“小便”似的，明摆着报复。不说老蔡心眼小，至少是“脑袋搭铁”，就是脑子里少根弦的意思。
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毕竟山高皇帝远，老蔡是站长，站里他说了算。
一个月后，站里开来了一辆130小货车，挂的是支队的车牌。老蔡一看见小货车，立即扔了水烟筒站起来，兴奋得两眼发光，招呼兵们赶紧下货。
支队的车送来了防弹背心和钢盔。
防弹背心和钢盔站里不是没有，特勤班的战士基本能保障。这批防弹背心和钢盔一到，站里干部战士，人手一套。
很快就知道了老蔡到支队“走动”的真相：他去找了分管后勤的副支队长，又找了后勤处长，再找了军需科长，分别送了“三七”，就一句话，和平站的防弹背心和钢盔，必须保证人手一套，而且要快。领导们很奇怪：防弹背心和钢盔又不是饼干、罐头，要那么多干什么？而且防弹背心和钢盔历来是按比例配发，不需要人手一套，老蔡你是“脑袋搭铁”了吧？老蔡说不出理由。领导们都知道他文化低，也就原谅了他。不知道是收了老蔡的“三七”还是被老蔡缠不过，支队首长一声令下，看看仓库里还有没有防弹背心和钢盔，老蔡要，就按和平站的人头，一人一套发下去！
接下来，说老蔡“疯”了的人就不止司务长一个人了。大家都说老蔡“疯”了，如果我不是刚刚到站的军校生，我也想说老蔡“疯”了，我是不敢。
卞江也不说，他是愤怒得不屑于说了。
他在想办法。
老蔡命令：全站官兵，每天一起床，就把防弹背心穿上，钢盔戴上，出操、吃饭、训练，都必须穿好防弹背心，戴好钢盔。老蔡让我们把自己的防弹背心和钢盔，都写上名字，睡觉的时候，就搁在床头柜上。
这可是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和平边防工作站啊！防弹背心前后各一块钢板，超过10公斤；钢盔轻点，也有3公斤。这套装备披挂起来，要不是当兵的，别说跑步，走路都困难，别说训练，站着不动，汗水也像河水一样往鞋子里淌，更不用说还得全副武装吃饭上厕所，卞江发牢骚：“就跟站着拉屎，还不许弄到大腿上一样麻烦。”
老蔡不穿这套装备，他仍然披个迷彩服，敞着怀，露出衬里的大红背心，抱着他的水烟筒，坐在橘黄色的阳光下，咕嘟咕嘟抽他的烟，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像一群笨拙的、被强行穿上了外套和皮鞋的企鹅一般，咔嚓咔嚓地走来走去。
6
卞江在琢磨。
卞江心疼他的兵。
出汗多，体力自然就虚弱；硬邦邦地顶着钢盔，捆着10公斤的防弹背心吃饭，吃得就少，兵的体力就更虚弱。
夜里睡觉，班宿舍里哀声一片；夜深时，少了磨牙与呼噜声，却有兵在梦里哭出声来。
卞江请求随同司务长去乡街上买菜。他的理由是，天气太热，兵们吃不下饭，他得去弄点酸酸辣辣的调料，给兵们开开胃。
老蔡手一挥，去吧！
驾驶员、司务长、卞江戴着钢盔，穿了防弹背心，足蹬高靿儿皮鞋，登上了站里买菜专用的“长城”皮卡车。
卞江回来之后，兵们就露出了笑容。
那天晚饭，兵们把菜汤喝得呼噜呼噜直响。
我有些纳闷，本想夜里睡下后，问问卞江使了什么招。可我被老蔡的钢盔和防弹背心折磨惨了，“卸甲归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等到我打算跟卞江说话的时候，我正在做梦，梦见自己在河里游泳，水真好啊，凉快极了，我轻快得像一条长了翅膀的鱼。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出操，我发现情况不对了。
蔡斯文站长很少见地戴上钢盔，穿上了防弹背心和大皮鞋，大清早就站在指挥位置上。
那天我值班，我向站长报告：“部队集合完毕，准备出操，请指示，见习排长刘威巍。”
他说：“讲两句。”
蔡咔嚓咔嚓地走到队列前，大声说：“讲两句！”
队列“啪”的一声立正。
蔡说：“稍息！”
队列“刷”的一声，稍息。
蔡说：“一班长卞江！”
我突然发现，蔡的中气十足，营房后面的青山竟然传来“江……江……江……”的回音。
卞江立正答：“到！”
蔡说：“出列！”
卞江干净利落地跨前一步，出列。
蔡说：“向前一步走！”
卞江向前一步。
蔡再下令：“向前一步走！”
卞江又向前一步。
蔡还下令：“向前一步走！”
卞江右腿踢出，以标准的正步姿势，向前一步。
脚落地，群山回应。
蔡斯文和卞江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了。
我们都预感到会有事情发生，突然间，我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在营区的大树上做巢的喜鹊妈妈不合时宜地“喳喳”叫了两声。
蔡斯文突然挥拳，狠狠地打在卞江的胸口稍下，横膈膜的位置。
我想，糟了，卞江穿的是防弹背心，胸口可是一块钢板啊，蔡斯文的手指非骨折了不可。
却是卞江一弯腰，勾头，差点一头栽倒在蔡斯文的怀里。
卞江晃了几晃，站直了，腰板挺得像标杆！
蔡斯文再次挥拳，猛烈击打卞江的胸口。
我感到自己窒息了。
每一拳，卞江都几乎被击倒，但每一次，卞江都顽强地挺立。我站在卞江的后方，看不见他的脸，但我想，他的两只眼睛，一定像枪口一般，直勾勾地盯着蔡斯文。
后来我想，如果卞江早点倒下，蔡也许会罢手。恰恰是卞江决不屈服的姿态，让老蔡恼羞成怒。
老蔡一只手抓住卞江的肩膀，另一只手撕开了卞江的防弹背心。
原本应该塞上钢板的地方，是被老蔡击打成了碎末的泡沫板碎片。
我永远无法忘记老蔡那一声苍狼般的呼喊：“撕开！都给我撕开！”
结论一目了然：一班的战士，防弹背心前胸后背，原来应该塞着两块钢板的地方，塞的却是剪裁得刚刚好的泡沫板。
除一班战士外，还有司务长和“长城”皮卡车的驾驶员，也用泡沫板替换了钢板。
这就是卞江头天去“买菜”的杰作了。
蔡斯文咆哮如雷：“把他架起来！”
他指的当然是卞江。
几个兵迟疑片刻之后，上前一左一右架住了卞江的胳膊。
“给我朝死里打！”
老蔡真的疯了！
没有人服从命令。
我全身都在哆嗦。我听说过基层部队的领导会“打”兵，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
“没人动手是不是！你！”
蔡斯文右手的食指点着的竟然是我的鼻尖。
我踌躇着。
“刘威巍，出列！”
我本能地一步跨前。
“打他！听见没有！打他！”
老蔡丧心病狂一般，右手食指哆嗦着，几乎戳到了卞江的鼻子上。
我突然就有了主意。
我响亮地回答：“是！”
然后我走到卞江身前，挥拳，朝他的胸口猛击。
我看到卞江闭上了眼睛。
他知道我拳头的分量。
我当然能够做到收发自如。
带着风声的拳头，落到卞江的胸口却是轻描淡写。卞江是聪明人，他明白我的意思，一头伏到了我的肩上。
我压低声音：“班长，你就服个软，跟老蔡认个错吧。他疯了！”
卞江听了这话，却猝然一挺腰板，站直了。他什么也不说，两个眼睛像枪口一般，瞪着我。
我叹了口气。
卞江又一次被关了禁闭。
从禁闭室里放出来的那天夜里，趴在床上，不等兵们闭眼，卞江像头被猎人下的套子套住，不得不咬断了爪子才能脱身的孤狼一般，撕心裂肺地狂吼：“我要告他！告他！贪生怕死，打骂士兵！我要告他——告他——”
7
边地的生活总是一如既往，天高云淡，阳光暖黄。兵们依然成天喊着“一二三四”，跑步，打拳，种地，吃饭，睡觉。
气氛却是沉闷了许多。
卞江从禁闭室里放出来之后，还是做他的一班长。
老蔡仿佛明白了“率先垂范”的道理，跟卞江赌气一般，每天一起床，也就硬邦邦地穿上防弹背心，戴上钢盔。阳光很好的黄昏，蔡斯文站长仍然坐在他的藤椅上，抽他的水烟筒。因为穿了防弹背心，他弯不下腰去，只能把水烟筒端起来，凑到嘴边去吸。这样水烟筒里的水位便有了变化，不小心，会把溶解了尼古丁的烟筒水吸到嘴巴里，呛得老蔡连连咳嗽，一个劲地不知道骂谁的娘。
其实钢盔和防弹背心穿戴习惯了，也就像近视眼习惯了眼镜，瘸子习惯了拐杖。有一次，首长到部队突击检查，发现和平站的兵居然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在大棚里种菜，感慨万千，走的时候大大地表扬了老蔡一通。支队陪同视察的领导说：老蔡，这回你时来运转了。
于是兵们中间就有了一些传说：老蔡是聪明人，知道现在强调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所以送礼都要搞来钢盔和防弹背心；也有人说，老蔡憨人憨福，这么大的领导都高兴了，团长看来是当定了。
卞江始终沉着脸，发了狠地组织兵们搞训练。其间他探了一次家，带回来两瓶酒。夜深人静，兵们都睡下后，他叫通信员开了储藏室的门，拿出来一瓶，开了，跟我说：“排长，喝一口。”
我们俩就坐在班宿舍门前的水泥地上，就着瓶子，你一口，我一口。
卞江问我：“你说，枪重要，还是防弹背心重要？”
我说：“都重要吧！”
卞江沉默了好一会儿，又问我：“进攻重要，还是防御重要？”
我已经有了点酒意，我说：“那就要看指挥官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话是这么说，可要看什么状况……”
卞江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明白。”
我说：“我也不明白。”
我们都傻乎乎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