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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制订引水规划

杨贵就在这个大碗里面洗了洗,顺手就把碗里的水给倒掉了。没想到,这就让老乡心疼得当时脸都红了。

毛泽东风趣地说:“不要这么严肃嘛!你们把衣扣解开,解开。”

该是收获的时候,麦子仍然匍匐在地上,麦秆直不起腰。

杨贵考察到林县缺水

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杨贵,第一次下乡到乡亲家里边考察,因为天气热,他是大汗淋漓。

杨贵对老乡说:“我想洗把脸。”

老乡给杨贵端出来一个大碗。

杨贵以为老乡听错了,要让他喝水。他又说了一遍。

老乡像是没听明白,挺大方地跟杨贵说:“洗一洗,洗一洗好。”

没办法,杨贵就在这个大碗里面洗了洗,顺手就把碗里的水给倒掉了。没想到,这就让老乡心疼得当时脸都红了。

水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联。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家里来了客人,一般都是要先给客人端水、端茶。在林县,却有着客人来了不倒水的习惯。

事后,杨贵才知道,林县非常缺水。这碗水让老乡心疼了好长时间。杨贵很后悔,这件事在他的心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当时,林县还有一个更怪的现象,姑娘们择偶的标准就是一个字,水。一些山村平时都不洗手,长年累月的不洗衣服。

他们当时只有在赶庙会,串亲戚、婚丧嫁娶这些大事的时候,才舍得去缸里边舀出那么一点点水。而且,还是全家老少合用一个洗脸盆。

往往就是老人洗了,孩子洗,男人洗了,女人洗。洗来洗去,用过多回的水还不舍得倒掉,要放在那儿澄清了下次再用。

刷锅、洗碗水也不舍得倒掉,要留着给牲口喝、浇菜用。

林县有一个村子叫桑耳庄村,这个村子里面有300户人家,村民们每天要跑8里多,到一个叫黄崖泉的地方去挑水吃。

民国初,有一年大旱,黄崖泉的泉水就只有香火头那么粗。但是,到这个黄崖泉跳水的人越来越多。

有一个年过六旬的老汉叫桑林茂,在那年的大年三十起五更,赶了个大早,就爬上了黄崖泉,他想趁早挑一担水回家过年。

老汉冒着寒风爬上黄崖泉一看,挑水的队伍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龙。好不容易担了一担水,他非常小心地往回挪着步子,他生怕从桶里边洒出那么一点水。

走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完全地黑了,刚过门的新儿媳到村口打着灯笼来接自己的老公公,等到她把公公接到了以后,她把灯笼递给了公公,接过了担子。

新过门的媳妇,多少都有一点害羞,脚底下不免就加快了几步。这一加快脚步,她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一下子,一担水洒了个精光。

新媳妇一下子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老公公就发了疯一样,扔掉灯笼趴在地上,拼命地想把这个水捧回桶里边。但是,覆水难收。

回到家里,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包好的饺子没水下锅。十几里的山路,整整一天,新媳妇是又愧又急,已经哭成一个泪人了。

老婆婆就安慰她,说,洒就洒了吧,一会儿我去借点水。等到明天早晨,让你公公再去挑。

等到婆婆把饺子煮好,盛到了碗里,没想到这个新媳妇已经悬梁自尽了。

大年初一,桑林茂一家埋葬了刚过门的儿媳妇,冒着风雪踏上了逃荒路。

史载,林县历来缺水,太行山高险峻,砾石坚岩,寸草难生。在旧时的林县人来说,水已成为比金子和生命更贵重的奢侈品。

1942年旱灾非常严重,夏秋两季都没收成,加上日本侵略军疯狂扫荡,广大群众扒树叶、剥树皮、挖草根充饥,后来竟然吃起白甘土。

很多林县人,只能到外地逃荒要饭。当时,外出逃荒要饭的人数,占到当时林县人口的十分之二。

翻过太行山,就是山西省。因为离得近,不少人到了山西,也有到山东和河北一带的。林县到山西逃荒的人,大概已经到了几万人。

这些人都是被水逼着踏上逃荒的,流落异乡的。这种长期的缺水,就让林县人养成了一种视水如命的生活风俗。

林县人世世代代都在企盼,盼望着老天爷能降及时雨,盼望着地下能冒出甘泉,盼望着吃水不用走出村庄,也盼望着水能够流到田间地头来。

他们就把这种美好的愿望寄托在村名里。在全县跟水有关系的村子的名字,有300多个。有的村名叫李家井、张家池、井远、井湾、杨家泊、武家泊等等。

林县人还把这种对水的希望,寄托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男孩叫什么来水、水生、水根,女孩叫什么水莲、水仙、盼水等等。

林县解放后,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做了社会的主人后,迫切要求在经济上再来个翻身。

可是,林县缺水仍像过去的“三座大山”一样,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还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人没水不能生存,有水便有生命,有生命就能求发展。缺水,给林县人民祖祖辈辈,带来无穷的灾难。

当时,全县共有90多万亩耕地,只有1万多亩水浇地,其他耕地全是靠天种植。

大旱绝收,小旱薄收,种麦面积很小,亩产仅有七八十市斤,秋粮也不过百把斤,群众仍然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

全县有550个行政村,就有305个村人畜吃水困难,有的跑5里、10里去取水,还有的跑更远路程去取水。

一个区三五万人,只有三五眼活水井。东姚镇方圆几十里,靠的就是东姚村的南大井、白象井等几眼活水井。

茶店附近靠的是茶店、辛店水井。一到干旱年头,井旁的人和水桶排成了长队,人们从早等到晚,一天才担上一担水。

长年累月,石头井口被麻绳磨出道道深沟。因为取水,常常发生打架斗殴、伤人亡命事故。全县每年远道取水误工约300万个。

群众说“吃水如吃油”。没油吃日子能过,没水吃,一天都不行。有一首民谣叫人心酸:

咱林县,真苦寒,光秃山坡旱河滩。雨大冲的粮不收,雨少旱的籽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

由于两岸山势陡峭,提水困难,当地农民不得不守着旱地,翻山越岭挑水吃。揪心拽肺的艰难,剖肝摧肠的愁结,使他们唱出的曲儿,含着浓浓的苦味。

县委制定水利建设方针

杨贵来林县工作之前,任中共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1953年秋,他带领工作组在林县帮助工作,多次做过缺水问题的调查研究。

1954年4、5月份,杨贵调林县任县委书记后,他对山区建设做了多次调查。

在分析林县县情时,杨贵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缺水是林县贫困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杨贵下乡亲眼看到,不少村庄群众赶着毛驴驮上带盖大水桶,跑10里多路取水,赶毛驴人还要再挑一担水。

在这种让人难过的情况下,山区群众幻想得到老天的恩赐,就省吃俭用,捐资集财,到处修建龙王庙,烧香叩头,祈天求神降雨水。

结果呢,想水盼水多少年,干旱缺水仍像一把刀,架在林县人民的脖子上,取不下来。

缺水造成的种种苦难,也是后来林县人民不怕流血牺牲,修建红旗渠的动力。

1956年5月,中共林县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总结前段山区水利建设经验,讨论林县12年山区建设全面规划草案。一个以治山治水为中心,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的群众运动,在全县卓有成效地展开。

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太行七分区司令员皮定钧,领导军民一边打仗,一边开展大生产,在合涧乡河交沟淅河岸边,修了一条小型引水渠,解决了几个村群众的人畜吃水问题,被群众称为“爱民渠”。

1957年,任村区委发动群众,将1944年抗日战争中,曾经从南谷洞引水未修成的26公里渠道,建成通水,起名叫“抗日渠”。

任村桑耳庄村党支部,为解决本村缺水问题,领导群众,引山泉入村,安了6个水龙头,吃上了自来水,成为轰动林县的特大新闻,不少村的群众赶到那看“稀罕”,说“共产党会牵着龙王的鼻子走!”

河顺马家山村党支部,率领群众修渠引山泉进村入池,解决群众吃水,还有几亩水浇地,能种萝卜、白菜。

群众称赞共产党领导致富有办法,写成了《马家山巨变》的小册子。

人民群众把推翻旧制度,赶走侵略者,建设社会主义,紧密地联在一起,是一种爱国主义觉悟的生动体现。县委抓住这些典型,在全县开展讨论:任村区、桑耳庄、马家山能办到的,其它区和社村能不能办得到?

1955年,中共任村区委动员木家庄、卢家拐、盘阳、赵所等村,修了一条长17.7公里的天桥渠,能浇漳河南岸一部分耕地。

当地群众就编出一首顺口溜:

想天桥(渠),盼漳河,让咱林县人民解解渴。昼夜不停拼命干,漳河水过不了露水河,只要引来漳河水,谢天谢地把头磕。

这个顺口溜,充分反映了林县人民世世代代就有“欲引漳河而未遂,盼漳河入林而未达”的心愿。

1957年11月,中央、省、地委通知林县作为先进典型,参加全国山区工作座谈会。各省负责农业的书记或副省长参加,有10多位县委书记也参加了。

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史向生和杨贵到会。主持会议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让杨贵在会上汇报了林县山区干旱缺水、地方病及治山治水建设开展的情况。

杨贵的汇报受到中央领导重视,国务院办公厅遵照周恩来指示,又专门让杨贵汇报了林县山区存在的问题。

11月10日,朱德到会,作了《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的重要讲话,指出:

许多同志不重视山区工作,山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如果不把山区的资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困难的。

山区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

会议发出伟大号召:

要把现在贫瘠的山区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新山区!

这无疑对全国山区群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会后,林县县委于12月中旬,召开中共林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林县1956年至1967年农业发展规划》。

杨贵代表县委作《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报告,进一步明确全县水利建设的任务与要求,提出战斗口号:

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报告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

下定决心,让太行山低头,令淇、淅、洹、露河水听用,逼着太行山给钱,强迫河水给粮,从根本上改变林县面貌。

会后,全县上上下下,掀起大搞水利建设和绿化荒山的群众运动,使已建成的抗日渠、天桥渠、淇河渠为主体的中型渠道,发挥巨大作用。不仅缓和了一部分村人畜吃水的矛盾,还大大增加了灌溉面积,人民群众进一步看到了兴修水利的威力。

县委组织修筑英雄渠

1957年腊月的一个黎明,沿着淅河边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来了一支十余人的小分队。为首的正是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杨贵。

精神抖擞地走在杨贵身后的,是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保、周绍先等。

1957年12月9日,中共林县县委作出决定,成立英雄渠施工指挥部。

按照指挥部的计划和安排,修英雄渠主要由城关、合涧、原康、小屯、小店、采桑、秦家坡、南峪8个乡出动6000民工完成。

可是,3天之内,8000多人从合涧到嘴上,排成了10多公里的战线。叫去的上去了,没有安排上的,偷着抢着也去了。

修筑英雄渠,是林县人与大自然角逐中的首次大仗,很多困难是过去搞一些小型水利工程从未遇到过的。

在英雄渠的13.8公里主干渠上,红砂崭、紫砂崭、青石崭,仿佛三只拦路虎,横在眼前。其中最险要的是青石崭。

这座悬崖像凌空飞起的一头硕牛,伸在河之上。斩掉这头“牛”,需要通过绳梯爬三层崖头,在崭顶上悬空施工。

负责这段险要工程的是郭家园、河南园、万羊坡、东山底村组织的突击队员。

凛冽的寒风,从山岭上一阵又一阵卷过来,冻得山头的茅草匍匐下来,冻得茅草窝里的虫子们噤了声。

突击队员们勇敢地冲上去了。第一层崖头爬过来了。在爬第二层崖头时,有人开始犹豫。这是个很危险的地方。崭头遮住了半边青天,崖下是万丈深渊,无论往上或向下瞧,都让人头晕目眩,心惊肉跳。

前进,没有道路,到处都是荆棘,一不小心,就会划破手指;往后退,是绝壁,跌下去会粉身碎骨。

在危险面前,突击队长程全贵,打起快板来:

英雄渠,英雄渠,青石崭上是好汉,困难面前不低头,低头不是英雄汉。

顿时,年轻的突击队员们感到热血沸腾,气贯长虹。大家争先恐后地向前攀登。

更艰险的是悬空作业,即在崭顶上打两个钎眼,插上细钎,把绳一头系在上面,一头系在腰间,像壁虎一样,凌空打钎、放炮、劈崖。

程全贵和副队长王来生商量:群众没有悬空打钎的经验,我们是队长,是共产党员,应该到最困难的地方,应该我们先下。

队员高启元则说:“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有技术,应该我先下。”经过一番苦苦争执,3人达成妥协,一块下去。

在那种特殊环境里,林县人的性格放射出绚丽的光芒。

林县人放炮崩山,也是在英雄渠上首创的。当时,在青石崭崖头上出现一方有三间房子大的巨石。不劈下这块,很难保证在峭壁半腰清理渠底的民工安全。

5名炮手上去了,身子悬在半空中叮叮当当地干了起来。一阵炮声过后,石头只炸掉几块。

头一次尝试失败了,没关系,再来。又一番紧张的打眼装药、放炮、点火,轰的一声,半座山飞上了天。

青石崭乖乖低头了,突击队员们刻石为记,把青石崭改名为英雄崭。

英雄渠钻出大山的屏障后,分成5条支渠伸向田野。4条支渠开凿顺利,惟独五支渠因为要跨过淅河,而迟迟拿不出施工方案。

杨贵听说以后,来到工地。经过实地调查,他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案:修天桥渠,在天桥上铺帆布输水管。

过去林县人只见过彩虹飞架天上,谁见过流水在天上跑?杨贵给大家打气:“修这么长的英雄渠,咱林县不也是头一遭吗?怕什么,林县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干劲!”

年轻的县委书记一席话感染了大家。邮电局的工人赶来了,他们说:“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天桥的铁丝绳架好!”

缝纫厂的鞋匠赶来了,他们说:“我们缝的帆布输水管,保证不漏水!”

家具厂的油漆匠赶来了,他们说:“我们刷好帆布,按质按量完成任务。”

机械厂的钢铁工人也赶来了,他们说:“我们用最好的炉子炼出最硬的钢,让咱这天桥支撑上一百年,一千年。”

万众一心,团结协作,这正是林县人干事创业的特色和魅力。

1959年1月16日,天桥终于架成通水了。帆布输水管像一条巨龙,头在北山,尾在南山,从离地50米高的空中,飞过了240米宽的浙河。

英雄渠工地,还流传着“二十四姐妹”大战河口山的故事。河口山是英雄渠通往四支渠的一个关卡。60名妇女接受了在这里开挖渠道的任务。

农历正月初二,女子们朝气蓬勃地开上了英雄渠工地。她们抬的抬,掘的掘,干得热火朝天。

可是不久,抡锤打钎难住了这些平常只会拈绣花针的家庭妇女,还得由男人们帮助干。

一个叫李宜珍的姑娘生性要强,她很不服气,对女伴王荷竹说:“犁地耕地都没难住咱,能叫抡锤打钎难倒?!”

晚上,她们不顾一天劳累,找领导软磨硬泡,要求成立女子突击队。

就这样,英雄渠工地上出现了一支“二十四姐妹”突击队。

林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妇女打钎的新鲜事。头两天,几十公斤重的大铁锤就是不听使唤,不是放空,就是打在扶钎人的手上,肿起一大片。

女子们眼泪扑籁扑籁往下掉,不是心疼自己,而是心急工程。

还是队长张凤巧一句话提醒了大家:“唐僧还跑到西天取经呢,咱就不兴去学学?!”

于是,姐妹们白天上工,晚上便找技术最好的男民工学习打钎,还带回了一套秘诀:“打钎不对脸,最好三角站,扶钎莫低头,眼往钎顶看,随锤往下打,省得掏石面……”

上工在山上打,收工用木锤木钎在工棚里练。起先只会抡直锤,后来又学会了抡圆锤。

李宜珍练得最是功夫到家,她两手扶钎,让两把铁锤同时打钎。张凤巧也一口气能打600锤。很快,她们就突破了日进3米的定额。

巾帼不让须眉。女英雄的故事,在英雄渠全线工地不胫而走,在整个林县大地广为流传。

可是,也有人不服气:“打钎是拿手活,叫她们点炮试试看!”

“二十四姐妹”的劲头又被激起来了:“这是怀疑妇女能顶半边天,咱就放个大炮让他们看看。”

其实,她们早就在操心学习爆破技术了,装药、下捻、封口都学会了,就是还没有敢点炮。

这天,太阳转向正南方,点炮的信号响了。队员付焕英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她咬了咬嘴唇,手里擎着两只火香,一口气点完21眼炮,然后一溜小跑地跑出了危险区。

一百多双眼睛紧张地看着她,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就在这时,惊天动地的炮声轰然炸响,漫山遍野起了狼烟。

“成功了,成功了!”女突击队员们把第一个女炮手围在当中,欢呼着,雀跃着。

从此,河口山上每天80多响炮,全部由女炮手放了。

在英雄渠庆祝通水的晚会上,“二十四姐妹”被全体民工请到了前座,受到热烈而隆重的礼遇。

到这年10月,张凤巧还代表“二十四姐妹”出席了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

这一年,毛泽东号召大办水利。3月份,国务院在新乡召开水利工作会议,讨论治理农业灌溉问题。

治理方案是上游“摘帽”,下游“脱靴”,即上游建水库把水蓄住,下游疏通河道水流畅通。

会议结束后,县委研究决定修筑要子街、弓上、南谷洞3座中型水库。这3座水库建成,全县南、中、北部,就可以彻底解决农业灌溉问题。

此时,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情绪高涨,干劲很大,各社队还建设了一批小型库塘,水利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1958年9月,在全国水土保持会议上,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授予中共林县县委、林县人民委员会一面锦旗。

11月1日,毛泽东赴郑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在新乡火车站接见豫北地区的县委书记。杨贵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跟年轻的杨贵握手,说:“林县杨贵?我知道你。”杨贵刚从澡堂出来,穿得衣帽整洁,加上情绪激动,额头上很快沁出一圈汗珠。

毛泽东风趣地说:“不要这么严肃嘛!你们把衣扣解开,解开。”

座谈时,毛泽东专门问到了水利建设,他告诫在座的县委书记们: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必须大搞水利。

毛泽东的话语,杨贵听得真真切切。

县委领导分组勘测水情

当林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胜利时,1959年又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旱,一冬无雪,一春无雨,淇、淅、洹、露4条河流都干涸了。已建成的水渠无水可引,很多村庄群众又翻山越岭,远道取水吃。

事实证明,现有水利工程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林县干旱缺水的面貌。

该是收获的时候,麦子仍然匍匐在地上,麦秆直不起腰。受灾最严重的砚花水村,辛辛苦苦挑水种的麦,到了夏季收割不用镰。

支书在群众会上宣布:

全大队平均亩产二两八钱。

老百姓抱头痛哭。消息传到县委,杨贵和一班常委们也都掉了泪。

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刻,中共林县县委会议室的灯光亮了起来。

杨贵主持了县委书记处会议。在会上,他动了感情:

水就是林县的一切。只要在林县这块地界上干事,就得为父老乡亲们彻底解决缺水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保说:“咱林县境内的山泉都经不起老天爷的考验。雨水多了,它流个不断,有时还会引起山洪暴发。逢干旱年头,便小得可怜,或者干脆断流。怪不得老百姓会编出这样的顺口溜,‘旱天把雨盼,下雨冲一片,刮去黄沙土,留下石头蛋’。”

县长李贵沉思了半晌,悲愤地说:“挖山泉,打水井,地下不给水。挖旱池,打旱井,天上不给水。修水渠,建水库,河里没水可引,就是有水也蓄不住水。难道老天爷真要把林县人逼上梁山吗?”

杨贵站起来,接着李贵的话头说道:“不是逼上梁山,而是逼上太行山!林县十年九旱,引水就要引大水,才能彻底为老百姓解决水的问题。与其苦熬下去,世世代代继续受旱魔的摆治,不如拼了命苦干他几年,重新安排林县的大好河山,为人民造福!”

李运保说:“可是,我在琢磨着,咱们到哪儿去引大水,林县境内再也找不出来像样的水源啦。”

杨贵微微一笑,说:“光在会议室里坐着,是找不出水源的。咱们不是有两条腿吗?!我看,还是先带头去搞调查研究吧!”

林县要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吃水的问题。要修渠就必须要有水源,但天地这么大,林县的水源到底在哪儿呢?

有3条河,可以作为林县引水的目标。第一条叫淅河,从县城的中部流过。第二条叫淇河,在县城的南部,第三条是漳河,在县城的北部。

林县县委领班子就分成了3个考察小组,然后兵分三路分别去勘测水情。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保等赴山西省壶关县,县长李贵等到山西省陵川县,杨贵和县委书记处书记周绍先率一个组去平顺县、潞城县。

李运保这一小组来到了淅河,沿着淅河,他越走越灰心,越走越灰心,为什么?水源越来越小了。等到他们走到山西壶关,也就是淅河的源头,他们彻底失望了。第一组失败了。

第二条河是淇河,淇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传说当中古代二十四孝,王祥卧冰就发生在这条河上。

故事讲述的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王祥的母亲想吃淇河的鲫鱼,王祥来到了河边,一看到河床上结着厚厚的冰层,王祥就脱掉自己的衣服,趴在冰上,用自己的体温将冰溶化,打上鲤鱼让母亲吃。

李贵带领的第二个考察小组来到了淇河。但是他们顺着淇河而上,一直走到了山西临川淇河的源头,他们也失望了。这儿的水也太小,根本没有引用的可能。

一个失望接着一个失望。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县委书记杨贵带的第三个考察小组身上。

所有的引水的希望只有漳河了。漳河出现在“西门豹治邺”这个故事。远在战国时期的魏国郡首西门豹,带领着老百姓不仅治理了漳河,治理了水患,而且让漳河造福了一方百姓。

山西省平顺县石城公社的老百姓,忽然有一天发现,漳河两岸有点不正常。几个陌生人,提着竿子尺子攀崖头,比比划划,鬼鬼祟祟。

那时人们的警惕性普遍很高,怀疑是台湾空降了特务,于是派一个民兵排悄悄摸了上去。

谁知一盘问,林县口音,其中还有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于是,石城公社的党委书记、石城大队支书、大队长等一干人迅速赶来了。

他们拉着杨贵的手直埋怨:“杨书记,这可是你的错了,来了咱石城,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听了杨贵说明来意,石城人更热情了。他们风风火火地把杨贵一行拉到公社食堂,招待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面条汤配馍。

然后,石城的干部又找来了当地有点阅历的老人,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详尽地介绍了漳河发源地的水文地质情况。

杨贵了解到,漳河分为清漳和浊漳。清漳,水非常地清澈,但是水量很小。而浊漳呢,水虽然很浊,但是,流量很大。如果能够把漳河水引到林县,林县就有救了。

林县的水源找到了!

吴祖泰挑起设计大梁

水源找到了,第二部就要马上实施工程的测量。修建红旗渠工程的测量工作,落在了林县水利局水利技术员吴祖泰的肩上。

吴祖泰的老家是河南原阳的。他出生在河南原阳的白庙村。

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有一年,为了逃荒,吴祖泰跟着父母就一路讨饭到了郑州,后来考入了河南黄河水利学校。他毕业分配到了新乡水利的专署。

1958年,吴祖泰主动要求调到了林县水利局。当时,林县正在兴建一些中小型的水利工程。

他来到林县之后,就投入到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勘测当中。吴祖泰跑遍了林县的山山水水,为当时的水利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引漳入林的测量、设计工作异常艰巨。即使有水源,但如果测量出现误差,修了渠,水也流不过来。

红旗渠总干渠的整个海拔,不能低于450米。如果低于了这个450米的海拔,红旗渠的灌溉面积就会由原来的50多万亩下降到7万亩。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如果要这样,红旗渠引漳入林工程不就又成为一个局部工程了吗?

在修这个工程之前,林县县委明确指出,为了不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和生产,要尽量地避开村庄,而且要尽量地避开耕地。

施工当然会放炮,会影响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把土地都给占用了,到时候渠修成了,没地可浇了。所以,从太行山的山腰上去修这条渠,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但是这样一来,就加大了工程的难度。

县委书记杨贵拍着吴祖泰的肩膀说了一句话,说:“小吴,我相信你,你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吴祖泰挑起了红旗渠设计的大梁,带着他的测量小组,投入到测量工作当中。

70多公里,如果在平地上,可能不算什么。他们测量要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有些地方那都是人从来没有涉足过的。

有的时候,吴祖泰和他的测量小组背着水平仪爬上了悬崖,但是找不到放这个水平仪的地方。这时,吴祖泰就让人把他自己用绳子拴起来,然后系在悬崖的边上。他把水平仪的一个角放在悬崖的边上,两个角就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

吴祖泰出生在平原,走不惯山路,没几天就脚上起泡了。为了爬上悬崖,他的手上划了多处血口子。饿了就带着自己身上拿的几个干粮啃两口,渴了,就从山上敲块冰含在嘴里含一含。

吴祖泰和他的队员,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凭着年轻人的干劲,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在最短的时间以内,交上了红旗渠的第一张设计蓝图。

当时吴祖泰的未婚妻,经常来看他,这个姑娘非常俊秀,叫薄慧贞。她是淇县高村的小学教师。

吴祖泰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就想早一点把他的婚事给办了。由于吴祖泰太忙,婚期就一拖再拖。最后是在1959年的大年初一,吴祖泰和薄慧贞才举行了婚礼。

在大年初五,吴祖泰就又赶回林县。两个人在一块儿,也就仅仅是四五天的时间。

正值红旗渠开工,选线测量的时候,吴祖泰就挑起了勘测和设计的重任。

技术人员非常少,吴祖泰每天带着这个测量小组,不仅要到实地去勘测,晚上回来,还要对每一个工程的图纸进行详细地核算。

一天,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说:“吴技术员,地委让你马上到地委去开会,汇报红旗渠的情况。”

吴祖泰当时就说:“我哪儿顾得上啊,这么忙,换个人去不行吗?”

来人就说:“不行。点名让你去,车都备好了。”

那时基层没有车,吴祖泰一听把都车备了,就感觉到这个事情很大。他马上收拾上车,跟着来人走。

吴祖泰上车之后,来的这位同志才告诉他,原来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为了抢救一个过铁路的小学生,舍己救人不幸牺牲了。

吴祖泰一听脑袋“嗡”的一下,被这个消息打倒了。

他守着妻子的遗体,整整坐了一天一夜。一口饭都没吃,一滴水没有喝。

跟他一起去的同志说,吴祖泰当时哭都没有眼泪。但是,红旗渠正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时期,大家在家里边都盼着他回去。

没有办法,吴祖泰匆匆地将妻子就地埋葬在她牺牲的淇县。想着等到渠道修成了以后,再把妻子的灵柩移回老家原阳。

回到林县的吴祖泰却病倒了。他在一个老乡家里边休养。大家不知道说什么来安慰他。

这个老乡家里,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当地的小女孩一般小名都叫妞妞。

一天,吴祖泰在床上躺着,就听到这个妞妞叫着说:“叔叔,你吃。”

吴祖泰睁开眼睛一看,妞妞手里就拿着两个鸡蛋,煮鸡蛋。他摇了摇头说:“叔叔不饿,你吃吧。”

没想到,这个小女孩还是很认真地对他说:“叔叔,你吃。娘跟俺说了,这是给‘宝贝’吃的。”

吴祖泰坐了起来,他疑惑地说:“什么‘宝贝’啊?”

妞妞说:“俺是俺娘的宝贝,你是大伙的宝贝。你要是好不了,俺的大渠就修不成了。所以叔叔,这个还是你吃。”

吴祖泰听完,一把把小女孩抱在怀里,说:“妞妞,放心吧,叔叔一定会把大渠给你修成的。”

从此,吴祖泰就成了工地上最忙的一个人。白天他在这个山崖上测量,晚上他就在这个工棚里边计算。

1960年的3月28号,山西省境内王家庄隧洞开工,工程在易于塌方的石山中向前掘进。

一天傍晚,大家下工吃晚饭的时候,吴祖泰刚刚盛了一碗饭,有一个工友回来告诉他说:“技术员,我向您反映一个情况,我们收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隧洞的顶部出现裂缝了。”

吴祖泰一听,刚刚盛好的饭放下就走。老司务长一把拉住他说:“吴技术,你吃了饭再去嘛。”

吴祖泰就一边急匆匆地往外走,一边跟这个司务长说:“没事儿,一会儿回来我再吃,现在趁着天还早,我得想办法。要不然大家明天一上工,不能让大家顶着危险去里边施工。”

谁也没有想到,吴技术员进洞刚刚10分钟,塌方发生了。等到大伙儿跑到那儿的时候,浓烟还没有散去。吴技术员被压在了塌方的碎石下边。

大家找到吴技术员的时候,他看上去非常安详。静静地,就像睡着了一样。

吴祖泰牺牲了。林县县委决定,要把烈士的遗体送回他的老家原阳。

水利局干部刘合锁就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刘合锁和吴祖泰生前非常好的朋友,他对吴祖泰非常地敬佩。

刘合锁当时猛地一下听到吴祖泰牺牲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不相信,他总认为吴祖泰还活着。但是在回原阳的途中,刘合锁的心情非常沉重……

吴祖泰是家里的独子。在吴祖泰牺牲之前的1958年,他的姐夫,由于在公安部门工作,在一次因公出差当中,殉职牺牲了。三年时间,三位至亲的人离世了。两位老人能够接受承受这样大的打击吗?见到两位老人,怎么张开嘴说。

当刘合锁走进吴祖泰家门的时候,他发现两位老人已经早早地等在那儿了。

吴祖泰的老母亲当时一把拉住了刘合锁,端详了好半天,然后对他说:“孩子,你回来啦。”

刘合锁实在忍不住了,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老妈妈拉着刘合锁,对在场所有的人说:“谁说俺的孩子回不来?谁说俺的孩子回不来?你们看,这不是俺的孩儿回来了吗?”

刘合锁“扑通”一下,就给两位老人跪下了:“娘,我就是你们的儿子。孩子不孝啊。”两位老人和刘合锁抱在一起失声痛苦。在场所有的人,都潸然泪下。

料理完吴祖泰的后事之后,刘合锁给林县县委领导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向林县的领导汇报了情况。并且向领导谈了自己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了宽慰两位老人,他想认吴祖泰的父母为干爹、干娘。

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林县县委领导的大力支持。自此,刘合锁就把自己当成了吴家的一个亲人。

完成引漳入林的规划

1959年10月10日夜,由杨贵主持,中共林县县委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了。

人们一踏入会议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一张引漳入林示意图。

杨贵挥手,用红笔在地图上的山西境内沿漳河边的辛安、侯壁断、耽车几个地方,重重地划了圆圈,转身向大家说:“从勘测的结果看,淇河、浙河上游的陵川、壶关引水希望不大。水源充足的还是这老漳河。常年流量有20,枯水季节也有10多个。”

“如果从辛安或耽车引水,水位将大大高于天桥断,让渠水沿南谷洞水库大坝过去,在黄露郊凿一个隧洞,水从姚村水河村出来,还能修一座高水头大流量的发电站,将南水北调改为北水南调,把南谷洞水库、弓上水库、要子水库串连起来。”

32岁的县委书记杨贵,有条不紊地讲着:“这样,林县就有了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既可以保证农业灌溉,又可以行船航运。林县很快会变成江南鱼米之乡。”

第二天早晨,会议形成了决议:

中共林县县委全体扩大会议,一致同意兴建引漳入林工程。

10月29日,中共林县县委再次召开全体会议,认真讨论引漳入林工程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

最后,县委决定,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充分发动群众,做好引漳入林的前期准备。待请示上级批准后,工程立即上马。

与深入群众同步进行的是测量设计。县委派出35名水利技术人员沿漳河实地勘测,提出了侯壁断、耽车村、辛安村三个引水点。

杨贵千叮咛万嘱咐:“引漳入林修的是一条百姓渠。如果设计上出了差错,水引不过来,你我,咱们可就成了林县人民的千古罪人!”

结果,测量队反复测了4次,才郑重向县委提交了测量报告

紧接着,中共林县县委作出的兴建引漳入林工程,进入请示日程。

11月6日,中共林县县委正式向新乡地委、河南省委报送《关于“引漳入林”工程施工的请示》。

11月28日,县委举行常委会议,听取第三次测量汇报,对3个引水点作了比较,最后确定,按从辛安村引水制定工程设计草案。

12月5日,杨贵向中共新乡地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引漳入林工程设计情况

12月23日,新乡地区水利建设指挥部,发出《关于同意林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的通知》。

1960年1月13日,县委召开书记处会议,对引漳入林工程又进一步进行了讨论,同意以林县人民委员会名义,向上级政府请示。

l月24日,杨贵给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写信,吁请省委、省人委帮助给山西省委、省人委发函,协商解决从山西境内引漳入林问题。

l月27日,中共河南省委、省人委向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委发出公函。

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和省委秘书长戴苏理,以个人名义,给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书记处书记王谦写信,请求山西省党政领导,支持林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

这时已是农历己亥年腊月二十九,第二天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年初一。

林县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王才书,同县人委山区建设部秘书石玉杰揣上信,顾不上过春节了,他们赶赴山西省会太原市,转达河南省委对兴建引漳入林工程的意见。

水,对山西人民来说,实在是太稀缺了。此时,山西在兴师动众,酝酿规模宏大的引黄工程。

1958年8月,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

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察,已提出线路的初步设想。”

毛泽东听了,表示同意,他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我们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

陶鲁笳和林县是有些渊源的。在战争年代,陶鲁笳曾担任过太行五地委的书记,而这个太行五地委,就设在林县。

2月1日,陶鲁笳召集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副省长刘开基等有关方面领导开会,研究林县提出的从山西境内引漳河水入林的请求。王才书、石玉杰也列席了这个会议。

同样,处在缺水困境的山西人民,向林县人民伸出了慷慨无私的援助之手。

会议经过研究,向中共晋东南地委、平顺县委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协助林县选好引漳入林工程的引水地点。

林县县委的主要领导,也在期待中度过了一个亢奋的春节。

大年初一这天,李运保、周绍先、秦大生,不约而同地来到杨贵家里,简单地互致问候以后,马上把话题又转移到引漳入林工程上来。

2月3日,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副省长刘开基,给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复信,同意林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

因耽车村以下有赤壁断、侯壁断等几个大跌水,要建水力发电站,所以“建议林县引漳入林工程从平顺县侯壁断下引水,按此设计”。

2月6日,杨贵正在郑州参加全省四级干部会议。当省委书记处办公室将王谦、刘开基给史向生的复信,转给他阅后,杨贵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得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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