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告别故乡
所有人从结珠胎于母腹那一刻起，就在一步步走向最终归宿。人们自以为是在人生道路上向前奋进的时候，其实是已经踏上了归程。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圆圈，起点和终点永远是重合的，当你离起点越远的时候离终点就越近。无论是君临天下高居庙堂的天之骄子、才华横溢名震四海的风流才俊也好，抑或渔樵耕读碌碌无为的山野草民也罢，一个人不管一生中曾经留下什么样的印迹，无一不是与草木同朽最终灰飞烟灭。
任何人都不可能记住自己走过的每一步，但是当你把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每一步串联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每一步都在左右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当人们站在黄泉路口，回头审视一生中走过的风风雨雨之时，终究难免唏嘘感慨：人生的起点与终点并无不同，无论伟大抑或平庸，无论富贵抑或贫贱。当人们永远告别生命、告别思想的时候，曾经拥有的一切，还属于“我”吗？
然而，人毕竟还是要一步步走在风雨中，走在归途上……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一论断之所以被奉为爱情箴言，首先是因为很多人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婚姻对于爱情的反动。所有曾经以为婚姻是爱情归宿的人们，当他们发现爱情一点点被婚姻蚕食到支离破碎的时候，就只剩下迷茫和无奈了。
这种社会现象，不知道应该被诅咒还是应该被理解。西方有一句谚语：“我们因为不了解而结婚，因为了解而分离。”这个说法有点极端，然而也值得玩味。即使我们承认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而婚姻却是爱情的杀手，那也绝不意味着婚姻应该是没有爱情的。
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的这种认识未免有点不可思议。尤其不靠谱的是，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至少，夏风和雪梅是这样认为的。要说了解，比他们更加了解彼此的情侣未必很多，何况这种了解并不局限于仅看到对方的优点，也包括看到种种不足和婚后必须面对的严酷。共同经历过的坎坷和磨难，使他们愈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结果。
高雪梅心里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那就是一定不能让别人小瞧了夏风和自己。他们婚后和妈妈住在一起，为了不让夏风分心，她除了天天到生产队出工，还承担起大半家务，使夏风并没有因结婚而陷入家庭琐事之中，这让夏风对家里事几近不闻不问。结婚并没有改变夏风晚睡的习性，每天都要看书到夜里十一点以后，高雪梅也慢慢适应了他的习惯。她支持夏风钻研技术，但对他天天夜里上炕后还要看一段时间文学书籍可就颇有微词了。有时她也会对婆婆诉苦，婆婆却总是笑着嗔怪她：“谁让你这么惯着他……”
不过说归说，高雪梅并不试图改变夏风。
夏风回来之后，又被安排到那个小小的机电修配厂。夏风不在家这两年，这个厂已经名存实亡，只靠修理牛马车轱辘为社员修理水桶等手工活维持着。按着高书记的想法，夏风回来了自然还是当厂长，又指定曾经跟夏风学电工的小顾作为副厂长，高雪梅做会计，一个身有残疾需要照顾的社员当出纳员，其余人员由夏风自己决定。让高雪梅当会计，除了她可以胜任之外，显然也有重新为她安排工作同时照顾夏风的考虑。工厂不仅要恢复电器修理，还要扩大规模，高书记动用当年做销售员时建立的关系，搞了一台车床回来，至于具体干什么，那就要夏风这个厂长拿主意了。
夏风当然清楚他所面临的困境：一无资金二无人才三无项目四无市场。那个年月，所有物资无一不是奇缺，即使解决了上面的“四无”，也难免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针对这些困难，夏风定出了四条原则：一是工厂要由小到大滚动发展；二是所有人员包括他自己一律不脱产；三是凡可以自己制造的设备一律自制；四是技术人员立足于自己培养。
好在，此时的夏风不仅在电工方面已经颇有造诣，而且初步掌握了车、钳、铆、焊以及设计制图等技能，使他得以施展拳脚。夏风从全大队选拔了三名初中毕业生：一名下乡青年小郑（他爸爸是市玻璃厂的采购科长，可以帮助买进部分钢材），两名一直坚守岗位的修理工。共10个人的“工厂”就算正式恢复营业了。
过惯了苦日子的夏风自有他的省钱之道。他带领9名手下，利用从农电安装队买来的两台废变压器，总共花了500元钱就改造出一台具有8种输出电压的低压变压器和一台交流电焊机。那台低压变压器不仅可以用于各种电机线圈浸漆前、后的干燥，而且是线圈接线正确与否的试验台。电机线圈接完线以后无需装入转子，只要在定子中放入一套旧轴承，如果接线正确，轴承就可以沿内膛匀速旋转。在当时，这被大多人认为很神奇，为这个小小的修理厂带来了辐射半径远达百里的许多客户，修理的电器也从电动机、变压器扩大到发电机、扩音机和收音机。
那时，停电是家常便饭，几乎天天白天都要停电，而在半夜12点前后来电。这使夏风每天夜里都要开着电灯睡觉，一旦来电，马上就要爬起来去上班，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停电才下班。为了不让雪梅或者妈妈跟着受累，他夜里上班从不吃东西，虽然当时没有什么感觉，但终于留下了胃病的后遗症。至于他后来所患的胃癌是否与此有关，却无法说清了。
接下来夏风他们又为临海公社机械厂铸造加工铜、铝阀门的阀体，也获得成功。随着资金和人气的积累，夏风感到工厂应该改变以修理和为别人配套为主的生产模式，需要开发新的项目了。一个没有自己定型产品的企业总要受制于人，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在这一点上，雪梅和他有分歧。雪梅对当时的情况已经比较满足，觉得在周边的人群中，夏风和自己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日子过得也舒心，何必让自己那么累呢？但夏风不这样想，他喜欢挑战，把事业看得更重。以夏风的性格，他不会容许自己在任何一个节点上原地踏步。一个男人，如果终生碌碌无为一无所成，无疑是很悲哀的。
第二年8月，夏风和雪梅的儿子出生了，为小家庭增添了许多乐趣。为了不影响雪梅的工作，她妈妈也常常来住在一起，和婆婆一起帮着照顾孩子承担家务。
当年刚入冬不久，在雪梅身上发生了一件怪事。那天，夏风到市电机厂买漆包线刚回家，后半夜雪梅就开始发高烧，烧到触手烫人，感觉体温不会低于40℃。夏风连忙爬起来，翻院墙跳到周士贤院子里，喊吴毓冰给看一下——那时吴毓冰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吴毓冰用体温计测量一下，一边反复看体温计，一边疑惑地喃喃说道：“奇怪呀，怎么只有37℃呢？”
“不可能是37℃，是不是测得不对啊？”夏风也是一脸疑云。吴毓冰使劲甩了几下体温计，再次塞到她的腋下，等了5分钟，拿出来一看，还是37℃。
“可能是体温计坏了，我回去换一支。”吴毓冰急三火四地换了一支新的体温计回来，测量结果依然是37℃。此时双方的妈妈也都围在炕前，四个人面面相觑。
高雪梅闭着眼睛，双颊绯红，已经开始出现呓语，却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吴毓冰让夏风用热水浸湿毛巾敷在雪梅的额头上，看了看两位老太太，迟疑着对夏风说：“我看二姐这病，恐怕……”
夏风明白吴毓冰的意思，知道她怀疑雪梅得的是“虚病”。“虚病”相对于“实病”而言，泛指由于鬼神或者其他某种灵异力量作祟而使人患病的现象，如黄鼠狼迷人即所谓的“癔病”，就是表现形式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经二十多年的“破除迷信”宣传教育，但在中国农村，这种意识却从未绝迹。夏风自小受到妈妈的影响，后来又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教育环境里长大，从各种书籍中得到的信息也是矛盾重重，最终接受了“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儒家理念，对此一直抱有信则有之不信则无的看法。但同时，他也笃信“鬼为万物灵人为万物精，灵能弄精精能弄灵”的说法，因此更多的是不服气。此时吴毓冰刚提起话头，两个老人也在嗫嚅着期待夏风相信，夏风却断然打断她的话：“你别说了。我一会儿去找姜队长，让他给派一台马车，送到公社卫生院看看吧。”
吴毓冰同意了。
“这样也好。你忙你的，我陪二姐去卫生院。”
她们是傍晚回来的。吴毓冰告诉夏风，在卫生院检查也是这样，虽然感觉烧得很厉害，但测体温却正常，打了两针庆大霉素，情况也没有好转。
两个老人坐不住了。雪梅妈没好意思把话说得很重，夏风妈却训斥道：“你怎么这样犟啊，不能听你的，明天快到岛里去找那个老太太给看看，你不能找队长要车我去找，我陪雪梅去岛里！”
夏风岂敢违背妈妈的指示，连忙答应了。
雪梅妈说：“听说那个老太太现在不敢给人看病，你顺便去找一下雪梅她二舅妈，她是那个老太太的干闺女，娘家也在岛里，和老太太是一个屯的。”
那时正赶上厂里在铸造一批铜阀体，夏风无法脱身，他当晚就把该找的人都找好了，同时特地跟雪梅和赶大车的车夫做了交代：“去找那个老太太看完以后，回来路过地区医院，再到地区医院去检查一下，要不我总是不放心。”
未到天黑，她们就回来了。令夏风惊诧的是，雪梅竟然完全好了，像没事人一样。吃晚饭时，雪梅讲了去看病的过程：
“……因为怕被批斗，老太太现在基本上不给别人看病，如果不是二舅妈，我们今天也要白跑一趟。那个老太太看病很特别，既不问生日时辰，也不问有什么事，我们一进门就直勾勾瞅着我，那眼神让人害怕。她瞅了我一会儿，说我前两天冲了一座新坟被吓到了，还说坟里埋的是咱家的一个亲戚。我记起确实有这回事，那天中午我到西山去拾草，半路上突然看到路边有一座新坟，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也不知道是谁的坟，倒是二舅妈知道是我二姨夫的坟迁在那里。说来也怪，老太太并没有给我治病，我当时就觉得头也不晕身上也不烧了。后来回到二舅妈的娘家，吃完午饭就回来了。”
两个老人都啧啧称奇，不约而同舒了一口气。夏风没有作声，只在心里琢磨这件不可思议的怪事，试图用现代科学来解释这个现象。是心理暗示疗法？是碰巧？是特异功能？还是冥冥之中确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神秘力量？都有可能。但问题恰恰出在这“可能”上。所有可能也都意味着不可能。有些事情，你不去思考时也许会很简单，越是深入探索反而越是复杂越是迷茫。
为了此事，夏风特地找文秀进行探讨。
文秀对此类虚无缥缈的东西历来抱有十分明确的排斥心理。相比之下，他是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关于那个老太太的传说，我也听过几桩，但对于那些听来的故事，除了作为饭后茶余的谈资，从来没有认真过。既然是发生在四哥的身边，谅来真实性不容置疑，然而凭一个老太太的几句话就可以治病，无论如何也让人无法相信。四哥你现在也算在搞自然科学了，应该从科学道理上解释各种自然现象才对。这件事，我觉得更多是由于四嫂受到某种心理暗示而产生的效果。”
“其实，我倒也不至于拿《西游记》或者《封神演义》之类故事当真的。”夏风笑着说，“但我也不赞成对一些事实上存在的现象采取鸵鸟政策。人类科学发展至今，肯定还有许多不解之谜没有被揭开，最大的谜团，很可能就是现在还被认为是不经之谈的所谓迷信。此事我也解释不了，不妨暂且‘存而不论’吧，看看将来会不会出现令人信服的解释。”
这件事对夏风的影响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当他在日后的岁月中涉猎道教、佛教学说时，这也常常作为一个例证被忆起。
对于中国来说，1976年无疑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份。仅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巨人相继辞世，当年清明节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及逮捕“四人帮”这五件大事，就足以让中国甚至全世界瞠目结舌。
就在那年10月，夏风为此写了一首长达100行的散文诗，署名高雪梅，投稿到省文联主办的文学杂志《鸭绿江》编辑部，标题为“盛大的节日──祖国的新生”。稿件没有被采纳，只收到一封随着退稿寄来的回信，大意说诗写得很好很有激情，但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发表，请原谅。同时说刊物的女作者甚少，希望保持联系，期待她写出更多的作品。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阻隔，这是夏风中断了10年写作后，重新做出的一次尝试。以后，他再也没有试图发表作品，从此告别了少年时代的理想与追求。
不同的中国人，对发生在1976年的那些事件有着明显不同的敏感性。对于夏风和文秀这样关注时局的人来说，未来的形势走向是他们更关心的问题。尽管已到而立之年，又被形形色色的事件磨去了原本就并不锋锐的棱角，已经没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锐气，但是不服输的秉性和作为男人的责任感，使他开始了对自己未来的新思考。
1981年春节后，县农业局杜局长（这位局长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到马场公社蒋庄大队，那时夏风并不认识他）邀请夏风到农业局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让他负责组建一个工厂，以安排局里干部和职工的待业子女。当时给他开出的条件很诱人：月薪120元，两年内为他解决三间住房并把他妻子儿女的户口迁入近郊区，三年内把他转正为正式工人。
夏风无法抵御这样的优厚待遇。他与高雪梅商量后，找支部书记辞职，经过高雪梅的软磨硬泡，承诺夏风不会扔下机电修配厂不管，这才获得同意。他来到农业局的第一个工作完成得很漂亮：几乎没花多少钱，就修复了农业局植物保护站的8台分析仪器，使全局上下对夏风有了很好的印象。接下来，他又根据《无线电》杂志的一篇文章，带领十几个待业青年，开发出“黑光杀虫灯”。第一台黑光杀虫灯装配出来时，恰逢玉米螟成虫大量活动期，杜局长当天就让夏风把这台杀虫灯挂到县政府的大院里，到第二天早晨，杀死的玉米螟蛾竟然装了满满三大洗脸盆。
杜局长打电话把夏风叫到县政府，让他到政府食堂吃早饭，并利用这个时间向王县长汇报。王县长已经看到摆在食堂门口的那三大盆玉米螟蛾了，这件事引起了县长的重视，指示杜局长和夏风抓紧生产并进行推广。
这是夏风第一次和县长直接接触。
然而夏风在农业局的工作仅仅干满了一周年。
就在第二年春节前，文秀接受公社革委会的再三动员，回到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春节期间，文秀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夏风，并希望他能回大队，哥儿俩一个抓农业一个抓工业，要塑造一个全新的石桥大队。
夏风毫不犹豫地同意回到石桥。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要说他完全不考虑个人得失，那是不现实的。但权衡事业上的当前与长远，与文秀共同创业的期许使他的决定并不带有一点点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