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道德滑坡和犯罪增多的问题，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但是，法制约束属于事后约束、被动约束、国家权力的强制性约束，有其局限性。另一方面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寻求事前约束、主动约束、内省约束。“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互为补充，辩证统一。而这两者都可以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得到有价值的思想材料。因此，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提出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提出的文化背景
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这是广义的文化概念。狭义的文化概念，特指精神文明。如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理论等。我们这里讲的文化背景，则专指“现代新儒学”的兴起与发展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因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提出与现代新儒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必须对现代新儒学的兴起发展及其对传统美德教育的影响做一个大概的分析。
（一）现代新儒学的兴起
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倡导儒学复兴运动，以弘扬儒学为己任，以融汇中西、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型为宗旨的学说和学派。现代新儒学把儒学的延续与发展分为先秦儒学（原始儒学）、宋明儒学和现代新儒学三个历史时期，故现代新儒学亦称“第三期儒学”。
要了解现代新儒学是如何兴起的，须把儒学在先秦、宋明和现代三个发展时期所面临的境遇和针对的问题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先秦儒学所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学内圣之学的基调。宋明儒学所面临的是佛老泛滥，儒学衰微的局面，理学大师们通过对佛老的吸收和扬弃，重建孔孟道统，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是西风东渐，传统的道德体系不断解体的局面，新儒家学者试图上承宋明儒学，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消化、吸收，实现儒学的现代发展。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是与2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场论战中，现代新儒学是作为“全盘西化”理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在中西文化论战中，胡适明确主张“全盘西化”，他认为我们应当“死心塌地去学习人家。……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胡适：《胡适论学近著》1937年商务印书馆第640页。这样做的前提是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同上，第639—640页。在胡适看来，传统文化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种种的弊端：“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胡适：《胡适论学近著》，1973年商务印书馆第，483页。他主张要改变这些民族痼疾，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全面地拥抱西方的科学文化。
针对“全盘西化”论，新儒学站在维护民族文化的立场上予以坚决的反驳。他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是某种“病态”，是“病人”，而不是“死人”。要“肯定病人生命之存在”，并怀着“同情”和“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内在的精神价值，发现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新儒家指出，全盘西化无异于使中国“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而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范畴，“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贺麟：《儒学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他们认为牺牲民族文化非但不能换取民族的生存，反而会加速民族的灭亡。新儒家正是怀着这种“危机意识”，掀起了文化救亡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的。
（二）现代新儒学的发展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1现代新儒学的第一阶段，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五四”时期，产生的背景如前所述是“中西文化论战”。这一时期新儒学的特点是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对立，与“全盘西化”论展开论战，维护儒学的尊严，倡导儒学的复兴。梁漱溟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经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儒学文化不会走向灭亡，相反它较之西方文化更富有现代意义和价值，更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更合乎世界文化发展潮流。所以他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2现代新儒学的第二阶段，代表人物是冯友兰、贺麟、钱穆。三、四十年代，文化思潮的主流由强调中西文化的对立转变为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冯、贺不仅对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趋势具有清醒的认识，而且着手探讨中西文化、哲学相互融合的途径和方法。冯吸收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改造程朱理学，贺则力图把新黑格尔主义与陆王心学相结合。但是，在一个根本点上他们仍然坚持新儒学的基本立场，这就是：中西文化的融合必须以中国文化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为主导来“把握、吸收、融汇、转化西洋文化”，来“儒化”、“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
3现代新儒学的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五十年代以后，新儒学发展的重心移到港台地区。这一代对西方哲学、文化的了解超过了他们的前辈们，在他们的思想理论中体现了中西文化、哲学的更为全面的融合。1958年，牟、唐、徐和张君劢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明确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把“开出新外王”（发展民主与科学）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任务，发掘传统儒学中所包含的民主思想的萌芽，以作为吸收西方民主的媒介。
4现代新儒学的第四阶段，代表人物是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进入八十年代后，新一代新儒家学者开始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上。这一代较比他们前辈来说思想开放，视野开阔，更富有现实感。他们试图超越“五四”以来西化派与保守派的思想对立，在与西方现代学术思潮广泛对话的基础上，寻求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
（三）现代新儒学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提出的影响中国大陆学术界开展有关“五四”以后新儒学思潮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这种研究的开展一方面固然与港台及海外学术界的影响不无关系，但主要是由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中西文化比较”问题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激起了人们重新研究、认识和评价“五四”以来的文化、哲学和社会思潮，特别是新儒学思潮的浓厚兴趣。
在学术界把视野扩大到港台和海外新儒学领域的同时，教育界特别是德育界的专家和学者也把眼界开放到港台和国外（其中包括新加坡、日本、韩国等）的教育领域。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现代新儒学的影响下在大中小学普遍地开设儒家伦理课。在新加坡，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伦理》课（现在名称虽改为《好公民》，但其中的儒家伦理精神并未改变）。在台湾，龚宝善先生著的《德育原理》、黎建秋先生著的《人生哲学》都是大学的必修课的教材，其中的主要内容都讲的是儒家伦理思想。
关于把儒家伦理思想引入学校课程的目的和意义，现代新儒学第四代代表人物之一的杜维明教授做了重要的论述和说明。他说：“把儒学思想引入学校课程，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理解他们和他们父母所遵循的适当的生活方式的内在逻辑”杜维明（美）：《新加坡的挑战》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10页。“人，尤其是怀着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和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人，需要一个大体的纲领，有一个理论基础，以便他们信奉一种伦理体系，把他们自己培养成有道德的人，并且在复杂的现代世界处理艰难的价值问题。”同上，第267页。他认为“儒家伦理只要讲授得法，可以对新加坡人民有重大的影响，使他们增强公民意识，使他们认识到与权利相辅相成的责任感，……并且培养一种全民族的本色。”同上。他把儒家伦理的教育过程与个人成长过程结合起来，设计出一个“同心圆”式的教育过程和自我扩充过程图，并解释说：“自我扩展到家庭、邻里、社区、国家、世界和宇宙。这个扩充过程就是作为一个开放体系的自我充分开发其内在资源，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关心他人、有责任感、目光远大的人的过程。”杜维明（美）：《新加坡的挑战》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7页。杜先生所设计的儒家伦理教育体系，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儒家伦理精髓通俗化、具体化、现代化了，是对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理论的现代诠释和发展创新。同时，这一教育体系也符合现代社会学关于人的社会化过程的一般理论，因此它又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型之例，体现了现代新儒学的原则立场。
总之，现代新儒学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国内学术界、教育界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关注；新加坡儒学伦理教育的实践和杜维明先生儒家伦理教育体系的理论及其给我们的启发，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提出的文化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