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径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此乃古人建设都城的传统，白纸黑字地写着。北京虽然屡屡改朝换代，但也不例外。甚至忽必烈造元大都，同样不敢坏了这规矩，将太庙立于齐化门内，社稷坛立于平则门内，分别从左右两侧拥护着大内宫城。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更是照章办事，大大地拉近了“左祖右社”与皇宫的距离——紫禁城是坐北朝南的，在其前方御街的东西两侧，设置了规模宏大的太庙与社稷坛。既可作为紫禁城的附属建筑，又唇齿相依，密不可分。这下子，皇帝去祭祀天神与祖宗，更方便了。只需过几重门、拐几道弯就可以。而从心理上来说，也更踏实一些——毕竟，有这两大势力，在冥冥之中给自己撑腰呢！看谁还敢造反？那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嘛。
清朝取而代之，占据了紫禁城，在宫廷礼仪方面依旧沿袭着明制，把祭祀社稷、太庙同祭祀天地一起列为大祀。惟一的区别，在于将太庙里供奉的牌位，换为自家的列祖列宗了。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北京有句流行语，夸耀本地之名胜：东单、西四、鼓楼前，五坛八庙颐和园。所谓五坛八庙，五坛指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八庙指太庙、奉先殿、传心殿、寿皇殿、堂子（古称“国社”，祭祀土谷神）、历代帝王庙、雍和宫、文庙（孔庙）。这些都是有劳皇帝大驾、需周期性拜谒的圣地。不允许布衣草民随意进入的。
社稷坛与太庙，俱名列排行榜，皇气逼人，勾起世俗中百姓的无穷想象。
直到1914年10月10日，笼罩着社稷坛的神秘感才首先被打破：定名为中央公园，正式向全社会开放。其时清帝已退位，蜷缩于紫禁城之一隅（依照辛亥革命后与南北军代表订立的“合同”，本应迁居颐和园的）。而三大殿以南各处，划归民国政府管辖。由段祺瑞等人挑头，各界人士踊跃捐款，赞助修理社稷坛，以辟作新时代的公园。开放的那天，第一批游客肯定觉得像做梦一样：只需掏钱买一张门票，即可自由进出于这皇家禁地——要放在从前，绝对是杀头之罪。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拜殿（即今中山堂）与戟门明代叫具服殿，看见了存放神牌、祭器及制作祭品的神库、神厨、宰牲亭、退牲房，看见了乾隆二十三年修建的“办公室”（值宿待漏），看见了供奉关公雕像的坛神庙（后改建为工字形的四宜轩），最重要的，是看见了大名鼎鼎的社稷坛：系用汉白玉条石堆砌的台型建筑，高两层，另加筑坛面五色土一层。底层方17.82米，上层方16.87米，坛面五色土方14.92米。五色土是社稷的灵魂，依照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方位铺设：中央是黄土，东面是青土，南面是赤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正中必有一方石柱埋入土中，微露棱角，此即“社主石”。以土为肉，以石为骨——社稷坛啊社稷坛，是江山的缩影。“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谷众不可遍祭，故立稷神以祭之。”（《孝经纬》）这小小的台面上陈列着人类对天地万物的祈祷与感激。“社为九土之尊，稷为五谷之长，稷生于土，则社与稷固不可分。”（《山堂考察》）稷生于土，而人是吃五谷杂粮成长的，追根溯源，人本身说到底还是受泥土呵护、由泥土捏成的。帝王将相，也知道自己不能例外。
当时由东门通往拜殿的御道尚存，此为天子祭坛时必经之路。据说喜气洋洋的游客们，争先恐后在御道上“潇洒走一回”，尝一尝当皇帝的滋味。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地方从前仅有皇帝才能去，如今老百姓也可随便游览，使人大开眼界。社会上如此殷切期待着社稷坛开放，多为好奇心理所使，实在想看一看多年禁地里的景色究竟是什么样。”（引自建明《中央公园开放记》）
社稷坛原本是“封建式管理”，南、北、西均未设门，惟独东面辟三座门，依次为社稷街门、社左门、阙右门，供皇族及衙役出入。此三门皆在天安门里。自从辟作公园，即在临长安街的南墙（天安门西侧）开凿一大门。并有售票处。
后来，中央公园又改名为中山公园，有纪念孙中山先生之意。我曾经说过，北京的公园中，我最爱逛的是这一座。置身闹市中心，园内的环境却分外清静，路畔的灌木修剪得极整齐，像被遗忘的一方净土，大隐隐于市——对于公园莫非也如此？我多次去其中的音乐堂听音乐会，而且是西洋交响乐团的演奏。听交响乐就需要类似的与尘世既亲密又疏离的外部环境。我跟随曲径在亭台楼榭间绕来绕去，走挺远的一段路才抵达那笙歌四起的殿堂。算是为聆听神曲而做的“热身运动”吧？
我出生在帝制早已被取缔的时代，无缘亲眼目睹天子祭祀时的盛况，只能根据别人的描述而加以想象。《大清会典》记载：“凡祭祀之机，岁春祈秋报，皆以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之神，以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郑连章先生形象地勾勒了清代祭祀的礼仪：“皇帝身穿祭服，日出前四刻乘礼舆出宫，由内大臣和侍卫前引后扈至太和门阶下降舆，再改乘金辇去社稷坛，当出午门时要鸣钟，并设法驾卤簿为前导，导迎鼓吹设而不作，由阙右门进至坛的外垣墙北门外神路右侧降替。这时赞引太常卿二人恭导皇帝步行入北门的右门，进入戟门内幄次，皇帝盥洗毕，再由‘导引官导上（指皇帝）由拜殿右门出，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上至御拜位，内赞奏就位，上就位’，就开始正式进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举行毛迎神，读祝文、上祭品、奏乐、献舞、上香、跪拜、读圭、出圭、送神、捧帛馔各诣晋位等一套繁琐的礼仪，都要严格按照仪式的程序和会典的礼仪制度进行安排。封建帝王对于社稷坛的建筑设计有着严格的思想要求，最主要是要表现‘社’和‘稷’的崇高神圣以及皇帝与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社稷坛建筑艺术所产生的效果看，无论是总体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组合或单体的建筑装饰都是非常成功的。”
这一整套繁文缛节，别说让咱们身体力行了，即使站在旁边看一回（幸好我看的尚且只是文字），也觉得眼花缭乱。当皇帝纵然令世人羡慕，其实也不容易，今天祭这个神，明天拜那座庙，东奔西走，一点不敢马虎。够累的！老百姓怕当官的，当官的怕皇帝，而皇帝本人，原来也有他怕的东西（说白了不就是老天爷嘛）。真正是一物降一物。
不过，幸亏还有这五坛八庙能镇得住皇帝，否则他还不无法无天了？还不成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自陈胜吴广以来，百姓造反（俗称“农民起义”），就是为了管一管大大小小的昏君或暴君，就是为了让皇帝知道什么叫做害怕。尤其明末，李自成率领一群泥腿子闯进紫禁城，崇祯知道去祭社稷坛（临时抱佛脚？）也没用了，只好一口气逃到景山上吊了。如果不懂得笼络人心，光靠拜天地、祭社稷也是没用的，偌大的江山照样会丢掉的。
五色土啊五色土，都是血染的、泪洗的、汗浸的、火烧的、霜打的。社稷坛是天地之间的炼丹炉，使古老的神话在不同的火候下体现出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命运。我从中发现：土地犹如树木，有着自身的年轮，乃至自身的规律。
社稷坛改作公园后，平民化的茶馆（老舍写过），随即搬进去了，抢占这块风水宝地。生意果然很好。看来在天子脚下，卖大碗茶都能发财。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这三个茶铺，成为中山公园“最热闹的所在”。在皇帝祭社稷的地方喝茶、聊天、看风景，何其逍遥？谢兴尧认为：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座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园的茶座作他们业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乐园。谢兴尧对中山公园的茶座情有独钟，还因为有许多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告诉他：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中山公园茶馆的老板真有福，白捡了一条这么精彩的广告词。
不仅有茶馆搬进了中山公园，连1900年清政府为被打死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所立的石牌坊也搬家了，由东单总布胡同西口移至中山公园内。这是1919年的一大举动。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结束，德国战败，中国恰恰属于战胜国联盟，因而再也不怕德国鬼子了。不仅将石牌坊换了个地方摆，而且颇得意地将其更名为“公理战胜”坊，以洗刷旧时蒙受的耻辱。新中国成立后，再次将此坊改称“保卫和平”坊（郭沫若题字）。这座三间四柱三楼、全部以汉白玉石为材料的庑殿式牌坊，至今仍是中山公园内一道特殊的风景。它忠实地记载着中国近百年来的衰亡与复兴。我每逛中山公园，必看此牌坊，而且必定会由衷地舒一口气。
我想，供奉着祖传的五色土的社稷坛，同样也舒一口气。我听见了泱泱国土的一声叹息。
与天地神圣的社稷坛相比，太庙的人间烟火味恐怕更浓一些。它是皇帝的家庙，里面供奉着皇族祖先的牌位。然而皇家的祠堂，盖得可豪华了，比民间的庙宇更显尊贵。明清两代，皇帝的家谱或许并没有多厚，却是跟中国近600年来的历史混淆在一起的。在紫禁城里住过的皇帝，前前后后共有24位（没算上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作为旧中国的“首席执行官”，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这个国家的盛衰兴亡。
太庙与皇帝们的“家务事”密切相关。皇帝从登基开始，直到结婚（娶妻纳妾？）、生子，以及出征或凯旋，每遇见此类大事，都要亲自出马，去太庙祭祀列祖列宗。既是尽一尽孝道，又在请求九泉之下的祖先保佑，希望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大家族越来越兴旺。
希望终归只是希望。皇帝家的香火，最后还是断了。自从末代皇帝溥仪被赶下台，太庙顿时变得萧条了。那里面记载着封建时代的风烛残年。
正如社稷坛被辟作中央公园，太庙也不再是皇帝家的“自留地”了。若干年后，它改换了门庭，成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天安门东侧，同样开凿出一道大门（和中山公园大门左右对称）。门牌上“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七个字，是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题写的，龙飞凤舞。据说这一设想，也是布衣出身的毛泽东的点子。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自然有权利将皇帝的家庙改造为自己的乐园。这真正是一种翻身的感觉。我觉得文化宫的“宫”字用得很好。在旧时代，它是皇帝专用的一个名词。凭什么只能他一个人用？不管故宫抑或太庙，都已非一个人的天下。
20世纪90年代，劳动人民文化宫经常举办特价书市，带有酬宾性质的。我每次都去，以很便宜的价格、很少的钱，就能买回一大捆打折处理的旧书。挑书之余，我喜欢四处逛逛，看看宫殿，看看红墙，看看假山石，看看古树。同时诙谐地联想：帝制早已过期作废，皇帝早已一钱不值。不知末代皇帝离开紫禁城之前，是否举行过拍卖会，将王冠、权杖、龙袍、龙椅及宫中的其他器物，全抖落出来，摆在地摊上，降价处理，挥泪大甩卖？不知是否有人舍得掏钱去买？
前几年，张艺谋执导的歌剧《图兰朵》（一个中国公主的故事），就是在太庙演出的。门票颇昂贵。这“老谋子”，真会选地方！
太庙的往事，曾出现在林语堂笔下：“在中国社会，祖先崇拜在生活中历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坐落在皇城东南角的皇室祖庙——太庙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一年中每个季节的头一天都要供奉牛羊来祭祀先帝的灵魂。按照古代赶庙的习俗，每当做出影响皇族前途命运的决策时，都要在此向死去的亡灵一一通告。与普通人家的祖庙不同，皇家太庙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殿堂被分成各个祭室，每个祭室供奉一位皇帝，而且为每位皇帝和他的后妃设有御位。皇帝御位置于中央，两侧是皇后的御位。例如，康熙有四位皇后，便另设有四个御位；乾隆有两后，咸丰有三后，可怜的光绪只有一位皇后。庭院里有古老的松柏，许多乌鸦栖聚在上面。这些鸟凭经验已经知道这个场所是禁止射猎的，在中国其他地位的许多祭祀场所也是如此。”看来在太庙里，先帝的灵魂同样需要“私密空间”，各居一室，面积还很宽大。至于那些通人性的鸟类，更是把太庙当作自己在北京城里最后的避难所（或避风港）。它们，也真会选地方！
跟门庭若市的民间寺庙相比，太庙是不对外开放的（皇帝在的时候），因而庄严、肃静，甚至有一点点阴森。当然，太庙也会定期举办“庙会”的，可那是一个人的“庙会”。一个人，很孤独的，在这里，梦见祖先的亡灵。不，还有一大群长舌妇般聒噪的乌鸦，陪伴着他。直至他自己，最终成为众多亡灵中的一员。所谓皇帝的一生，不过如此。
自从太庙改作劳动人民文化宫之后，原先的门牌就取消了，被撤换下来，闲置在紧锁的祭堂（作为仓库）里达数十年之久。最近，又把这块蒙满尘埃的写有“太庙”字样的匾额找了出来，重新悬挂在通向紫禁城的西门。据说是为了吸引逛故宫的中外游客，顺便能拐过来，看看明清皇帝的祖庙。毕竟，瞅着故宫的生意越来越火热，一墙之隔的太庙，有点眼红了。客观地说，太庙确实是紫禁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必要的补充。逛完紫禁城再逛太庙，能对古代的宫廷生活了解得更全面一些。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情。太庙里的园林、殿堂已年久失修，也该借着旅游热好好地修理一番。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人恢复了对皇帝的崇拜，而是表明：他们终于学会了尊重历史。对文物的保护，就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否则的话，未来的孩子们，将不了解太庙坐落于北京城的何处，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将不知道所谓的太庙是什么玩意儿……即使现在，也有许多人，只知道劳动人民文化宫，却不知道太庙。太庙，北京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它的往事，曾经长期被打入冷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