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妓女，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在旧时代，把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范围之内，与贩夫走卒无异。因而我辈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时，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虽然唐宋的诗人（譬如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以及擅长写“花间词”的柳永）与妓女的关系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然很难登上大雅之堂的，顶多属于“民间团体”罢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之地位的是关汉卿，他作为当红的词曲作家出没于勾栏瓦舍之间，与媚眼频抛的歌伎舞女们打情骂俏。关汉卿生长于元大都，堪称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里一样能找到大腕的感觉。
对妓女的记载一般只能见诸于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马可·波罗游记》，较早介绍了北京地区（时称元大都）妓女的规模与状况。马可·波罗说新都城内和旧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有2.5万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个特设的官吏监督，而这些官吏又服从总管的指挥。给人的感觉，元大都对妓女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员相当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妓女甚至进入了这个欧亚大帝国的外事（外交）领域：“每当有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为了用最优等的礼貌款待他们，大汗特令总管给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并且每夜一换。派人管理她们的目的就在于此。”妓女的“觉悟”好像也挺高，“都认为这样的差事是自己对大汗应尽的一种义务，因此不收任何报酬。”不知马可·波罗统计的妓女数目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册登记的暗娼？“卖淫妇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营业的，她们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这些地方共有娼妓二万五千人。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看来那是一个“性解放”的时代。不过在当时，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养得起如此庞大的妓女队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观了。
明朝的北京，红灯区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不太清楚。手头没有现成的资料。我只听说，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的红颜——陈圆圆，就是“三陪女”出身：“姓陈名沅，为太原故家女，善诗画，工琴曲，遭乱被掳，沦为玉峰歌伎，自树帜乐籍而后，艳名大著。凡买笑征歌之客，都唤她做沅姬。身价既高，凡侍一宴须五金，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趋之若鹜，大有车马盈门之势。即词人墨客，凡以诗词题赠沅姬的，亦更仆难数。”后来，崇祯皇帝驾下西宫国丈田畹，以千金购之，将其包养起来。再后来，吴大将军去田府串门，一见圆圆，惊为天人，爱得要死要活的……
明清两朝，皇帝都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俨然已成最大的“红灯区”。大红灯笼高高挂。只不过三千粉黛，都是为一个人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女无辜（虽然也会争风吃醋“抢生意”），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贪婪最无耻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而清帝中，甚至出过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访去逛窑子的人物。闹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脱下龙袍换上布衣，让小太监扮作仆人，频频光顾八大胡同，跟上了瘾似的。结果染上梅毒，18岁暴卒。既误国，又害了自己。
好像这也是有传统的。更早的时候，宋徽宗就尝过去民间做嫖客的滋味。他迷恋东京名妓李师师，偷偷挖了一条地道通往妓院。不仅跟“追星”的词人周邦彦“撞车”了，还中过梁山好汉宋江的“埋伏”。
明末出了个陈圆圆，晚清出了个赛金花。赛金花绝对属于“另类”。她生长于烟花巷陌，遇见大状元洪钧，就从良了。虽然只是妾，却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算是出过远门，见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皇帝）。很出风头的。自海外归来，因洪钧早逝，家里断炊了，就重操旧业。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以昔状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门卖笑，本来就适宜作为花边新闻炒作，赛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错，弄不好还能成为巴黎茶花女式的传奇。偏偏赛金花天生是盏不省油的灯，又卷入了更大的是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她与德帅瓦德西闹了场满城风雨的“跨国之恋”……真不知她怎么想的。
1936年，刘半农领着研究生商鸿逵访问人老珠黄的赛金花，由赛口述、商执笔，写了本《赛金花本事》。此为比当代的畅销书《绝对隐私》要早得多的“口述实录”。“大学教授要为妓女写书，轰动了整个社会，书出版后销售一空。”（叶祖孚语）
说起老北京的妓院，人们首先会想到八大胡同。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的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民国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为八大胡同火上浇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价收买参、众两院800名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每人月薪800块现大洋。而国会的会址位于宣武门外象来街（今新华社），“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40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这段文字，见之于方彪著《北京简史》。唉，八大胡同，竟然“载入史册”了。
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重张艳帜”之处，但毕竟出了小凤仙那样真正的义妓。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滇军首领蔡锷身陷虎穴，为摆脱监控，假装醉生梦死，放荡不羁于八大胡同，因而结识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小凤仙。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起义，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破灭了……”（林语堂语）蔡锷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似应有小凤仙的一份，多亏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说英雄救美，可这回却是沦落风尘的美人救落难的英雄。
有一部老电影叫《蔡锷与小凤仙》，就是表现这位红尘女子跟北伐名将的知音之情。蔡锷是王心刚演的，小凤仙是张瑜演的。
根据《燕都旧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民国七年（1918年），妓院增至406家，妓女3880人。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7000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京头等妓院有45家，妓女328人；二等妓院（茶室）有60家，妓女528人；三等妓院下处190家，妓女。1895人；四等妓院（小下处）34家，妓女301人。以上共计妓院329家，妓女3052人。但实际上暗娼的数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数字比这大得多。”据说妓院的房间很矮小拥挤，跟鸽子笼似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那里面收容着烟花女子们扭曲的人生。幸好新中国成立后，妓女们也得到了解放。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所有妓院。“八大胡同”可以休矣！
叶祖孚先生曾重新参观了从前妓院旧址。他去了朱芳胡同9号，原来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宝茶室，门框上面“聚宝荣室”四字犹存。“听说在一次房管局修缮房屋过程中，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愤怒地要求铲掉门口这四个字，他们不愿意这些象征耻辱的痕迹仍旧保存着。”朱家胡同45号，原先的妓院叫“临春楼”（一听这名字就很媚俗），门框上刻有“二等茶室”的字样；里面的住户，抬头低头都能看见，估计同样很不是滋味。“这里楼下5间房，楼上也是5间房，每间房约9平方米，原先楼上楼下都是7间房，每间房只有6平方米，后来改成5间，略大了些，但仍是鸽子笼似的……”6平方米的空间，虽小，里面却浸染着一部血泪史。当然，故事早已失传了，面目模糊的主人公也下落不明。妓院分三六九等，其中的头等者，硬件设施要高档一些，甚至很豪华，可以想见其门前车马喧嚣的情景，进进出出的都是旧时代的大款吧？百顺胡同，就是精装修的头等妓院之集中点，专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的。譬如49号，是个四面环楼的院落（属于另类的四合院），“每面4间房，楼上共16间，楼下也是16间，每间房均10平方米大。有个楼梯通到楼上，楼梯还结实，楼上还有雕花的栏杆。看了这个头等妓院，可以想像从前这里妓女倚门卖笑，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样子，从这里散发出来的污浊空气腐蚀着整个北京城。”我尝试用现成的古诗句串联一番：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可惜只批驳了站在台面上的商女，没来得及讽刺幕后的嫖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嫖客比商女更鲜廉寡耻——那是在花钱买“亡国”啊。头等妓院除了经营“老本行”，额外还提供餐饮游乐，堪称全方位的服务。韩家潭27号，即叫做“清吟小班”的地方，“门口上面有个名叫李钟豫的人题了‘庆元春’三字，是这家妓院的名字。这里院子比较宽畅，只有南北两面有两层楼房，每面都是楼上4间，楼下4间，两面共16间房，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间约有10平方米。这是富人们的销金窟，除了可以嫖妓外，吃得也不错，经过修理的楼梯上还钉着一块‘本庄寄售南腿’的木牌，证明从前这里的饮食水平。”连金华火腿都成为一大招牌了。只是，闻风而至的公子王孙，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楼宇间的妓女们，为投其所好，即使不会跳埃及的肚皮舞，也得将南美的大腿舞学上几手。嘣嚓嚓，嘣嚓嚓。推金山，倒玉柱。
值得一提的是，这花枝招展的韩家潭（今名韩家胡同），曾是闲散文人李渔的隐居之地（大隐隐于市嘛）。“他生于明清之际，进北京似在入清以后，请张南垣为他在韩家潭垒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别墅‘芥子园’为名，题楹联曰：十载藤花树，三春芥子园。”此语我是听诗人邵燕祥说的。我想，芥子园，恐怕是八大胡同地带惟一的文化遗迹吧？想这放荡不羁的李笠翁，即使挟妓醉饮，也不会怎么脸红的。他老人家并不在乎与八大胡同的秦楼楚馆为芳邻，不在乎后人说闲话。
而邵燕祥，50年代中期，曾和袁鹰结伴去韩家潭小学跟少先队员们见面。是否辅导作文？“那时候还不知道李渔在这条街上住过。只知道韩家潭是所谓‘八大胡同’之一，不免有些感慨；当时看校舍破旧阴暗，猜想或许正是旧日青楼，又不便问，心中如堵。近年有时去铁树斜街（原名李铁拐斜街，颇富民俗色彩，不知为什么一定要改名，是怕误解为嘲弄残废人吗），房管所在那儿；左近属于‘八大胡同’的石头胡同、陕西巷，四十多年前已尽扫勾栏秽气，不过民居没太变样；韩家潭胡同较大，宽敞些，但也绝无芥子园的痕迹了。”
前一段时间，有好事者，倡议修缮八大胡同妓院遗址，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中外观光客，哪怕是进行一番“忆苦思甜”的教育，也有积极意义。此言一出，在报端立即招致众人反对：有人说，老北京的风俗，不能靠八大胡同来表现，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桥、大栅栏、琉璃厂等等，够玩的了；有人说，让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过是为了满足某些现代人对妓女生活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会产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种种，都恨不得将八大胡同夷为平地，最好是索性将其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毕竟是北京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至于是否有必要列为景点隆重推出？确实够让人为难的。怀古乎？怀旧乎？八大胡同，似乎跟巴黎的红磨坊、纽约的红灯区还是有区别的。东、西方的道德观念，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本地虽然一直向外来游客推荐“胡同游”（坐在老式的人力车上，体验一番“胡同窜子”的感觉），但八大胡同并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属于被（刻意）遗忘的角落。
像我前文中提及的叶祖孚、邵燕祥诸君，要么是“微服私访”，要么是不期而遇，都没有大张旗鼓的意思。我本人，也不大敢打着“文化考察”的幌子，去八大胡同探古溯源。甚至写这篇文章，都不得不斟词酌句，生怕错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
至今没踏访过八大胡同旧地，加上不想招惹是非，只得借助前人的文字，想像并评述一番这昔日青楼地带的风风雨雨。
谈论妓女，一如在谈论洪水猛兽。八大胡同，乃至天底下所有的红灯区，仿佛是人类囚禁、奴役自身的“动物园”。或者说，都展览着人性向兽性演变的复杂过程。令后世之观众惆怅不已、五味俱全。是的，我们无意间目击了人类心灵中曾有过的阴暗面。华美的肉体与丑陋的灵魂，形成鲜明的对比。
《燕都往事谈》一书，在原则乃至语气上把握得很准、很正，虽涉及了一些烟云往事（或烟花往事），但特意在代序中强调：“旧北京也有它的阴暗面：公开和不公开的妓院，形形色色的赌博，以及算卦相面、坑蒙拐骗……充斥着这座古城的底层，散发着臭气，毒害着人民。纸醉金迷的‘八大胡同’是罪恶的渊薮，使古城失色。北京解放以后，这些垃圾堆被铁扫帚扫到九霄云外去了。本书记下这些资料，目的在于让后人知道旧社会曾有这样的渣滓，以便提高警惕，千万不能让沉渣泛起。”正气凛然，可作示范。该序言虽署名“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听说执笔者正是叶祖孚先生，文风老辣！
我工作过的单位，曾租借泡子河一带某宅院办公。这幢老房子格局较奇怪，四面皆两层小楼，中有天井。房间数量多，但各自的面积小，颇封闭。作为互不干扰的单人办公室倒正合适。于是同事们纷纷抢占有利地形。虽然年久失修，但室内及走廊所铺实木地板绝对是好材料，依旧棱角分明，只不过踩起来咯吱响而已。后来听街坊说，此处日伪期间曾为妓院，各间暗室里皆搁有贴地的榻榻米。有女同胞顿时花容失色，上班时全敞开着门。我想她们的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谁知道这老宅里有没有孽债，有没有冤魂？说不定曾有铁蹄下的歌女（或慰安妇）在此被逼迫而死呢。天井里本有一口枯井的。我在井边跟领导下过棋。从此尽量绕道而行。
后来，单位搬迁了，离开那幢宅院，那条胡同。大家全由衷地舒了一口长气。
读老照片，能对清末的妓女有更为直观的印象。我发现，当时有两类女性颇爱照相的，其一是宫廷女性（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其二是烟花女子。前者是因为与洋人接触的机会多，难免忍不住好奇心，摄影留念。后者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场合不同罢了。外国使节或传教士，在紫禁城与颐和园里，跟慈禧太后之流打交道，是很累的，生怕破坏了礼仪。于是，业余时间，就去泡八大胡同，放心大胆地见识神秘的东方女性。饮酒作乐之余，难免技痒，顺便掏出照相机来，摁一摁快门。在中国，民间的女子中，很难有谁能像妓女这么大方，经得起陌生的蓝眼睛的挑逗与注视。于是，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摄影爱好者”们，终于在胡同深处寻找到最称心如意的模特儿。
赛金花各个时期的玉照，我见过许多幅。她堪称是当时最“上镜”的中国女性了，拍照时比慈禧太后要放松，况且也更年轻。挺会摆姿势、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说明，你会以为画中人是某大家闺秀。
更多的则是一些无名女郎，穿着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袄，在画栋雕梁间搔首弄姿。客观地说，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较朴素（有些尚未摆脱村姑的稚气），比同时期上海滩的摩登女郎要显得土气一些。她们虽然碰巧进入“洋镜头”了，但估计还没使用过巴黎香水、伦敦口红。
有一幅照片，我看了特别不舒服。那是两位俄国大兵（肯定是八国联军的），各自正搂着一个强作笑颜的妓女（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强作出来的），围坐在八仙桌边，高举酒杯合影。只需看一眼，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铁蹄”，指的是什么。当时，连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颤栗，更何况八大胡同呢？这一回，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照相机了，还有口径更大的枪炮。想一想那一时期的中国，命运的悲惨，似乎并不比苟且偷生的妓女强到哪里。需要同时面对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简直连招架之力都没有。
旧中国，对于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强来说，就是可以自由进出、肆意妄为的八大胡同。他们到这块古老而丰腴的土地上来，是为了寻芳的，为了探宝的，更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蹂躏其自尊。他们并不是腰缠十万贯来消费的，而是借助坚船利炮来掠夺的。
从上面这张妓院的照片里，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影子，一个无比屈辱因而无比漫长的瞬间。对其中的那两位表情尴尬的女性，我很怜悯，有什么办法呢，身若飘篷的弱女子，只能随波逐流地忍受命运的摆布；她们承担着的其实是双重的耻辱（从肉体到灵魂），因为她们不仅是饱受欺凌的妓女，同时又是毫无尊严的亡国奴。
我关心的是：在画面之内以及之外，中国的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抛弃了自己柔弱的姐妹？据了解，当时中国的天字第一号“男子汉”——皇帝本人，已一溜烟地逃出紫禁城，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难去了。唉，光绪真够窝囊的，临出逃前不仅无法搭救心爱的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投进井里），更顾不上照料皇城的妇女们（包括社会底层的妓女），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即将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难怪有骚客借用古代国夫人的诗句（当时她所在的王国的军队，全部向入侵者缴械投降了），来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尽无一人是男儿！”
这张八国联军逛窑子的照片，是侵略者亲手拍摄的。他们以此纪念自己的双重征服（或全方位的征服）？
日本电影《望乡》，通过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经历的沧桑，表现了一群“南洋姐”被祖国抛弃（甚至归国后还受到歧视）的苦难生活。作为一个战败国，能以电影的方式对那一卑微的群体加以关注与追悼，恐怕需要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做出决定的。
而中国人，不大可能为八大胡同（尤其是作为联军侵华期间的）拍一部电影的。正如他们在心理上，把八大胡同排除在古迹保护的范围之外。八大胡同，哪能算“文物”？哪能辟作旅游景点？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传统的观念是：家丑不可外扬，旧事（主要指负面的）不必重提。
中国人，不大好意思（或没有勇气）直面惨痛的历史与惨淡的人生。
更谈不上反思以及检讨了。
他们通常选择回避或遗忘，来化解曾遭遇的尴尬与羞耻，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错误。
莫非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虽经历了几千年兴盛衰亡的大循环，却一向被公认为是“乐观”的民族？
自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屡屡受伤，很容易受伤。却很少真正地“伤心”。因为他们掌握了遗忘的技巧。因为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要活下去，就得朝前看。你说这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也罢，你说这是民族性格中坚韧的一面也罢。
毕竟，而今的中国人，已彻底改变了“亡国奴”的身份，并且“洗脑”般地摆脱了耻辱的记忆。
可我想，痛定思痛，倒也不失为一种美德，或一种勇敢。
逛北京城，无意间碰见八大胡同遗址，其实大可不必绕道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