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试泛观《庄子》全帙，论及精神之超旷，义蕴之瑰玮，情采之辩雕，与乎笔致之酣畅，兼足傲视古今，成为两千年来，华夏文哲之鸿宝。其所以能达此高妙之境，当出诸庄子一本自然，仰观俯览之余，眼中心中，所见所想，概属“天地与我竝生，万物与我为一”之生命大全。目光无所不及，精神亦无所不通，故宇宙之理，人生之象，无分钜细，一经奔赴其笔下，立即一变，而成为各形各类生命之活跃，多采而多姿。由是鲲鹏可化，斥亦笑，蝴蝶竟梦，猿狙能怒。如许化、笑、梦、怒。固谓之为鲲鹏之化可，斥之笑可，蝴蝶之梦可，猿狙之怒可。或谓之为庄子之化，庄子之笑，庄子之梦，庄子之怒也可。更谓之为众生之化，众生之笑，众生之梦，众生之怒，亦无不可。谬悠而荒唐，无端崖而时恣纵，芒乎昧乎，此庄子之所以为庄子，卮言之所以为卮言。
何以庄子必须如此“以卮言为曼衍”？盖当彼战国中期，百家争鸣，纵横游说之士，备受时君敬重，立谈而致卿相者，比比皆然。顾庄子之才辩，一朝改弦易辙，自足猎取富贵，名显当时。然而哲人之道德感与政客之权势欲，迥乎不同，使他看清现实客观情势，毫无可为；不只毫无可为，甚且毫无可说。所以《天下篇》有云：
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
对当时的现实，怀抱如是否定态度，自有其时代原因。惟历来中国思想家，总是正视人生，意存救世。故庄子外表，虽较恬退，然其内心，并非冰冷。对此救世之大目标，仍寄予关注。未因“不可与庄语”一点，便如楚狂之流，退求“方今之时，仅免形焉”（《人间世》），反却逼出庄子之思想更为逍遥，文辞更为诡。以其哲人雄辩之风，破此沉浊，开示天下。
推源战国之际，上承春秋二百余年积弊，社会变乱纷乘，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然究其实，果系如何沉浊，致使庄子思绪，不能循经正当途径开展，转而放言滑稽，徜徉玩世，此中缘由，应从三方面说起——
第一为世道之今不如古。由古到今，演变下来的情形是：“世与道交相丧也。 ”而业已无可救药。如《缮性篇》有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 ”
第二为思想之道术分裂。当时实际的情形为：“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使之感到至为可悲。如《天下篇》有云：“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 ”
第三为风习之上下相欺。其累积并发的情形是“日出多伪”。甚且不知何以善后。如《则阳篇》有云：“今（之君人）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
由以上世道、思想、风习三方面言，只须其中之一，呈现不良倾向，便足导致社会动荡，人心陷溺。现既同时发生危机，其严重性已极昭著。再则，仅世道之“今不如古”，尚或犹有可为，直到“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便无可为。又，仅思想之“道术分裂”，仍当犹有可为，直到“天下之人，各为所欲”，便无可为。至于风习之“上下相欺”，亦足犹有可为，直到“于谁责而可”（按，即社会已无道德判断之意），便无可为。处身如此全面绝望状态之下，当可想象庄子心情上，负担如何沉重；精神上，压力如何巨大！“天下无道，圣人生焉”（《人间世》）也正是他不走纵横家路线的显明原因。因为当时并非单纯的政治病态，而是在于人心的堕落已甚。
为期肆应内在沉重负担和巨大压力，庄子形成双重性格。表现于行为方面是“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凭着这种无所谓的放旷态度，造成其轶荡言行。对此，较易获得世人欣赏与了解，毋待申论。隐藏在思想方面是渴望“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凭着这种高远情怀，孕育出其理想世界，以寻求其生命之依托和扩大。由这种思想所培植出的超世精神境域，常识上虽云费解，但实为人生最高目的及努力方向，则无可怀疑。且人类天生无限之意志力量，具有促使其理想世界实现之可能性。此种可能性一旦增加，由物质生活熏染而出的低劣精神和文化，必将相对转变；个人因而嗜欲日泄，天机日张。经此反复推移，理想世界之至境，自可日趋接近。
细察庄子的理想世界，由于其考虑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二：
一为众人设想，则希望重返上古自然淳朴的社会。此种设想之发生，一般说来，导因于当时社会处境。横的方面，各国状态，大同小异，无可借资比较，以舍短取长；且纵的情势，由三代而春秋，而战国，长期发展趋向，似有每况愈下之势。未来的新局（如今人所责望之民主自由社会）一时尚难找出有力的理论依据及实现条件，所以只得回头，上溯到古代已有的状况，求于其中，寻取希望。崇古贱今，遂不独庄子为然，且已成为战国时代之流行思想。如儒家一向盛赞尧舜之世，由孔子而孟子，以及其后学，历久不衰。此众所熟知。墨子推尊禹为大圣，并使后世之墨者，崇奉禹道，亦是另一显例。他若商鞅变法之议起，秦庭犹闻古今之争，相持不下。可知以古今对照，而求有所改革，或尚古，或贵今，是为当时两大思潮。故庄子以上古之世，作为理想世界之一，并非独家学说，仅是站在崇古立场，将时代推得较各家尤早，以致无法查考，有类寓言而已。
另为自己（或有道之士）设想，复开出一“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为友”（《天下篇》）的逍遥世界。其意当时天下，陷于世道、思想、风习颓靡之季，个人精神无可发抒，已落入一种郁积苦闷状态中，宜从“日以心鬬”（《齐物论》）的有限现实，别辟一条新路，扩大人类蕲向，以游夫无穷。这当然并非一蹴可就，需要一番高深的修养功夫。初步是由对大自然的欣赏（庄子谓之观化），而神往，更进而主客交融，浑忘现实的沉浊，然后可由内心深处，升起一种精神自我之游，逍遥乎物外而无所待，独自享受天地之大美。
前述两种理想世界：重返上古之世，理论简单，究非独力可以完成，实现之时日，亦渺不可期。故庄子提供主张，寄予希望，但非其思想之重点所系。上达逍遥世界则相反，虽云理论玄虚，然为自身所能致力。且修养既深，当下即可求其实现。以是庄子不厌于全书中，反复申说，足知乃其心力之集中所在。本来，中国各家哲人，都注重由人的行为功夫，以求人生存在之状态，能够向上超升。庄子之书亦欲借这一方式，影响现实，改善人生，其功过如何，见仁见智，且暂勿论。但可指出一点，如果当时思想界，对人生现实的影响和改善方法：墨家是借用宗教性的奉劝；儒家是借用教育性的启发；法家是借用政治性的驱策；然则，道家的庄子，应是借用艺术性的升华。这种艺术性的升华，归于一种内心净化功夫，缓慢而无形，对于影响或改善现实的效验，虽不可立竿而见影，但由之沉潜乎内，自然流露于外，不期然而建立之人格美（美之范围中，以此为最高），其赋予人生方面之意义，当极深远。
人格美相当于一般所谓之圣人境界。庄子志不止此，而以真人、至人、神人、天人为其终极理想。所以他进而致力于个人的内心精神，由艺术性的净化而道德性的超化。此项净化过程，先由一己向外探索，体悟得大化之流与本身之关联。再求对此种种关联，分别予以把握、调协，期能促成或保持本身之“宁”、“和”。然后，天人不二，物我无碍，精神始得超化而游，一心独往，冥然进入其逍遥世界之自得化境。
这种超化而游的功夫，虽其神秘意味甚浓，但非仰赖未知之神力或外在之自然力、奇迹出现。完全重视个人一己自力，以求志气精神之升起。纵然力有未逮，亦可凭此已有之精神修养，转化为恬退之心境，安享一种有类上古之世的淳朴自适生活。从此可以理解，前述两个理想世界的关系，上古之世并非生活的终极目标；不过是为逍遥世界布置一种环境，让人随其修养的高低，进可超化，退可自适而已。
兹将《庄子》书中，散见各篇，有关个人自力与外在关联之思想，加以整理综合，计分五项列举，并略作说明如下：
（一）道与德道指自然之道，德谓无为之德。道为宇宙万物之本源，涵容众有而无乎不在；德乃人生行为所必具，为求超越或应世，无不对之假借。欲能成德，当先体道。故道与德之关联，而为人所宜努力之重点，即如何使“德”向“道”寻求依归。
（二）天与人天的意义，特指自然无为的显示。人的概念，泛谓个人或社会的妄自造作。这种妄自造作，与自然无为抵触，实为世道人心堕落陷溺之根源。由是无论个人或社会，均宜保持自然无为，以期适性顺情；减少妄自造作，借免亡真丧己。故天与人的关联，而为人所宜努力之重点，即如何使“人”向“天”寻求反省。
（三）物与我我为主体，物为客体。自其同者视之，物我为一；自其异者视之，而又非一。因从物我暂时呈现之现象，但见其异，而昧于同，遂致相刃相劘，无时或已。如欲加以调协，唯当体物而不为物所物。故物与我之关联，而为人所宜努力之重点，即如何使“我”向“物”寻求解脱。
（四）群与己己即以自我为中心之个体，群为个体以外之众人。人同此心，内以“心鬬”；形诸于外，争竞纷起。群己相处之道，贵乎各安其分，各遂其生，同享淳朴之自然生活。故群与己之关联，而为人所宜努力之重点，即如何使“己”
向“群”寻求分际。
（五）神与形个体内外，各有所主，外则属形，内则属神。常人之情，逐外而忘内，终致以形为重，以神为轻。设祈自我之超化，当宜神为主而形为从，归于形敛而神王。故神与形之关联，而为人所宜努力之重点，即如何使“形”向“神”寻求冥合。
以上所举之五项十点，其中“我”、“己”，为每一努力之人的代号；“德”、“人”为对主观要求应作之努力；“物”、“群”
为对客观条件应作之努力；“神”、“形”为努力之基本起点，“道”、“天”为努力之最高境界。吾人对此相互之间的关联与其努力重点，倘能深切认识，自力由之充分发挥，精神从而不断升起，最后所求生命之自得与生活之自适，于所含之各类矛盾消除之余，当不无实现可能。
兹为便于观览，谨将前述五项十点之相互关联，附表于后：
本表为庄子思想系统之概要，亦即本书内容之纲领。后面第二、三、四、五、六各章，尚将依此为据，分作较为详明述解，以完足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