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陆上丝路
阿拉伯人控制的城市，在与东西方贸易中已经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城市，尤其在与中国、印度的丝绸贸易刺激下，丝织业、印染业、陶器制造、玻璃器制造、冶铁业等迅速发展起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大食帝国一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的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中国的贸易。在巴格达甚至开辟了专卖中国货的市场，以满足人们对中国商品的狂热追求。杜环《经行记》就曾记载恒罗斯之战后他曾经流落巴格达，在那里目睹“郛廓之类，里闬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物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刻石密为卢舍，有似中国宝辇。每至节日，将驮贵人。玻璃器皿，鍮石瓶钵，盖不可数算。粳米白面，不异中华。……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洮，织络者，河东人乐阳，吕礼。”（杜佑《通典》卷193）可见当时中国与阿拉伯之间贸易的兴盛。
在阿拉伯大食帝国富强的支柱商业贸易中，连接中阿贸易的丝绸之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公元7世纪起至13世纪，大食帝国与中国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为了发展这种关系，大食帝国的哈里发统治者对于贸易路——丝绸之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阿拉伯人优先经营东方大道，即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因为中国的丝绸、棉布早在亚历山大时期就是通过丝绸之路输入西方的主要商品。对这条大商路的经营，阿拉伯人是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为起点，穿过伊朗高原的雷泥沙不儿、麦什特、谋夫等工商业中心，然后经布哈拉、撒尔马罕到中国西域南道的商业中心喀什噶尔（古代疏勒），由此进入中国内地，从河西走廊来到黄河流域。阿拉伯人将大商路发展成一套严密的道路系统，以适应商业的需要。在这些商路上，阿拉伯人为商队设立了宿舍和驿站，开掘了水井，设立换马站。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大食帝国的驿站已经达到1000个。
优良的贸易商路上，无数商队涌向东方，丝绸之路上时时传来阵阵驼铃声。
从公元7世纪上半叶开始，穆斯林商人们沿着这些贸易路大批进入中国。中国的西北诸省和首都长安，是阿拉伯穆斯林商人首先大规模聚居的地区。贞观六年（632年），长安城的阿拉伯商人首先建起的一所伊斯兰教寺院。《太平广记》里记载的“西胡”实际上就是这些阿拉伯大食商人。这说明当时在长安已经有了阿拉伯人的社区。经商居留西北诸地的穆斯林商人大
部均循陆路丝绸之路而来。
这些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在中国经商致富，在当地颇有势力。《太平广记》卷102曾记大食国胡商以4000万贯买珠的交易。像这样富有的穆斯林商人在该书中引录的有40多条。唐朝中期，居留中国的阿拉伯商人日益增多，如在广州，公元879年黄巢攻陷该城时，死亡的伊斯兰教、祆教、景教教徒达12万人，其中又以阿拉伯商人为主。穆斯林商人在当时掌握着大量财富，人口繁多，形成社区，有的五世而不返，生齿日众。有的还在中国做官，如大食人李彦昇，名噪一时。这些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融进中华文化的穆斯林，便是孕育出13世纪以后形成的回族族源的重要一支。
著名的波斯诗人萨迪的名著《真境花园》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巴格达商人向作者亲诉他到中国的“淘金梦”：
“我认识一个商人，他有150头驮货的骆驼。40个跟从的奴隶和仆人。有一天晚上，他在波斯湾凯希岛上他的住宅内招待我，我们接着谈了一整夜。他说‘在土耳其斯坦，我有这样一个货栈；在印度斯坦我有那样一批货物；这个是某大庄园的抵押契单；那个是某某个人商号的债券，’接着他说：‘……啊，萨第，我想再做一次旅行。这个愿望实现以后，我就从此隐退，不再经商了。’我问道：‘什么旅行呢？’他答道：‘我准备把波斯的硫磺运到中国去卖，据我所知，硫磺在那里可以售的高价；然后我再把中国的陶器运到希腊；把希腊的或威尼斯的锦缎运到印度；再将印度的钢带到阿勒波；把阿勒波的玻璃器运到也门；然后带着也门的条纹衣料，回到波斯。此后，我将放弃国外贸易而退居于一所大商店里。’”（见汤普逊《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第15章）像萨迪叙述的这个巴格达商人的梦想，在当时几乎是所有阿拉伯商人的梦想。因为中国的丝绸、陶瓷、金银器、药材、工艺品已经成为他们经商致富的财源象征，谁能到中国经商，谁将成为巨富。
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越来越证明，在中国与阿拉伯的经济文化交往中，丝绸之路的亚洲陆上商路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尼沙不儿，德黑兰附近的赖依出土有唐五代越窑青瓷和唐长沙窑彩绘盘，在埃及的福斯塔特和阿巴斯朝古都萨马拉成批的出土唐陶瓷碎片。伊朗境内的9～13世纪的出土瓷器几乎遍及全境，其中有不少唐瓷。丝绸之路沿途的长安、兰州、凉州、酒泉、吐鲁番、和田、疏勒等地不断发现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阿拉伯金币、
银币，阿拉伯仿波斯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