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头一拿 有穿有吃
彭总从庐山回到北京。依然早起打拳，晚上散步，吃睡都显得正常。只是，他已经戒了的烟又抽起来了。
有一天，他又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叫我送去，说是要求批准他当农民，到人民公社去劳动。后来，据他说，主席回信不同意，说他年纪大了，参加劳动有困难；勉励他读几年书，每年去工厂、农村搞些调查研究。
后来，彭总住进了北京郊外的吴家花园。搬家前，彭总对我说，上级还是要给他配几个人，问我有什么想法。我没吭声。他又讲道：“你这个同志，很老实，工作负责，跟我这些年了，我们也互相了解。但我不好留你，怕耽误了你的前途。”我明白，他是想留我；我也舍不得离开他。特别是在这种时候。但又考虑到他已经免去了在军队的职务，不再是军队上的人了，我留下来，也就得脱军装，我怎么舍得离开人民解放军这个大家庭？我把这个矛盾的心情如实地告诉了他。后来，上级把我和秘书綦魁英同志叫去，通知我们工作不变。依然属国防部管理局管。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搬家的时候，彭总叫我把他的元帅礼服、常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的字画等等，统统上交。他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我都不要。”我照他的吩咐，把许多东西都上交了，但留下一些好一点的衣服，悄悄地往他箱子里装。可是，他一个个箱子检查。一件件拽了出来，还是交了公；剩下来的，几乎全都是书。
吴家花园是圆明园旧址的一部分，房子不多，也很破旧，但院落宽敞。院子里，有些凋零了的花草。彭总到新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我给他买来了锄头、锹镐之类的小农具。一个黎明时分，在蒙蒙亮的院子里，我听见有人吭哧吭哧地砍什么，连忙披起衣服走出门去，原来是他在砍一棵花树。
“这是干什么？”我觉得很可惜。
“我把这些花花草草都铲了，翻了地，种粮食。”
见我站着不动，彭总又说：“愿干就动手，不愿干就回去，不要凉着。”
“真要当农民啦？”
他拉长声调说：“锄头一拿，有穿有吃！”他朝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说道：“农民，五亿。不是说，五亿农民事关重大吗？”
我于是脱了衣服，跟着彭总一起干起来。
补旧
来到吴家花园，起初组织上还是要给彭总派护士、公务员，他不要。他说：“我没病，要什么护士。现在是个闲人了，还要人家来打扫卫生，料理生活，那真是岂有此理！”
从此，一应生活上的事，如扫地、洗衣服、补衣服，都是彭总自己动手。他的夫人浦安修那时在北师大做领导工作，只有星期日才回来。
冬天来到的时候，彭总找出了他的旧棉衣在廊檐下补着，一边晒着太阳。我看他干得十分吃力，对他说：“眼花手笨的，还是我来吧。”他说：“你呀，未必有我这两下子。”
我接过来一看，针脚整齐，横是横、竖是竖的，补得就是不错。彭总从老花镜上边看着我，有些得意地说：“多多评头论足吧。”就在这次，他给我谈了他的身世。他童年丧母，家庭很穷，他不但要给人家当苦工，还要照管两个弟弟。“那时候，什么活没干过？什么苦没吃过？”彭总感触很深地说：“今天，住到这个圆明园，皇帝老倌住过的地方呵！”
他的这身棉衣，是抗美援朝期间有次回国，为了外出方便买来穿上“打掩护的”。质料很一般，外头连罩衫也没有。就是这身棉衣，伴着他在吴家花园度过了六七个寒冬，后来又穿着它到了西南。直到他被林彪、江青派来的一伙人揪上北京，我们最后分别时，他穿的还是这身黑蓝颜色、上头闪着一层油光的土布棉衣。
记不得是哪个冬天了，也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彭总在院子里补衣服，我带着家里人照相玩。走过他面前，故意逗趣他说：“这位老大爷，照张相吧？”我们都以为他不会干的，还会说“我这个人长得丑”之类的话。谁知这一回。他抬起头来。笑呵呵地坐正了，说：
“照吧！”
笑声中，我给他拍了一张“老人补旧”的照片。
这张照片的主人已经不在人间了，照片本身也在一场浩劫中化成了灰烬，但是当时的情景，却永远留在我和妻子的心里。
一分试验地
彭总真是个勤勤恳恳的农民，他在院子里开了许多块“荒”，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还组织警卫人员把原有的小水塘挖深挖宽了，种上了藕，养上了鱼；并且买了小猪、小鸡和小鸭，分给大家饲养；花树砍倒了，满院栽上了果树。这一应农事上的开支，都是他自己掏钱，但所有的收获却又归大家所有。
水塘旁边的那一分地，彭总付出的劳动最多。这块地整得很平整，土质也好，准备种小麦。这是他的一块“试验田”。他亲自丈量过土地的面积。我问他：“干吗刚好开一分地？”他说：“既然是试验，就得讲个科学。一分地好算账。”
彭总在这块地边挖了一条三尺多深的沟，然后按这个深度把这块地翻了一遍，每个土疙瘩都敲得粉碎，又用手捏过。我说：“种庄稼的都像你这样深挖碎捏，一个人怕就只能种两三分地！”他说：“这一分地神啦，少说能产千把斤、几千斤，我和你够吃几年咧。”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他问：“你笑什么？”我说：“你在说梦话哩。”他指着我的鼻子：“不相信？好！你也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坐在地边休息。彭总告诉我真话：“人家说深翻我就深翻；说多下肥我就多下肥；说密、说水，我都照着做。我在这块地里了，我看一亩地到底产多少斤。”我明白了，他种试验田是冲着当时的“浮夸风”来的；他对报纸、电台说的这里那里粮食亩产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根本就不相信。他要用自己的实践来证实他的怀疑，是不是真的右倾了、保守了、给群众头上泼冷水了？
为了积肥，彭总不再在有抽水设备的厕所里解手，自己买了一个痰盂，每天早晨都见他端着这个痰盂走向后院的粪池。后来还买了个桶，要大家“支援”他。
一天早晨，警卫班的一个战士跑来告诉我：彭老头（那时我们常这样称呼他）下水塘捞鱼去了。我赶忙跑出去，见彭总两脚糊满了漆黑的污泥，身上也弄脏了好几大块，正踩着池边起皱的浓霜，提起一筐塘泥走上岸坎来。我跺着脚大喊：“嗨！这么冷，小心脚……”彭总的脚是在西北战场上冻伤过的。听人家说，那是一场大战过后，一个战士困倦已极，倒在雪地就睡着了。他把大衣脱下盖在战士身上，没想到自己也睡过去了，直到被雪花盖住冻醒过来。这些年来，凡是气候突然变化的时候，彭总的脚就酸涩胀痛。前不久，我还见浦安修拿艾条给彭总灸烤。现在，这么冷的天，彭总却脱了鞋下水去挖塘泥。我顾不得讲究方式了，夺过那个满是污泥的筐，甩向一边，说：“搞啥名堂！快穿上鞋子吧！”
彭总朝我一个劲挥手：“你不懂！你不懂！干活的不会冻脚，停了才要冻坏哩。”他跑去捡工具时，我看见他的一双脚在地面上打战。
我没法，只好脱了鞋下水。接着，秘书老綦和司机老赵带着警卫战士来了。大家“强迫”彭总洗了脚在岸上接泥。一会儿，他真的累出汗了。太阳出来，霜冻消融时，彭总望着一大堆塘泥说：“池塘挖深了，肥料也有了。今天一天就能晒个半干，把它上到我们的麦地里，肥得很哩。”
这分地，到春后庄稼长得密密蓬蓬的。快收获的时候，彭总成天在地边守护着，不让麻雀儿去偷嘴。最后真正做到了颗粒归“筐”。一过秤，九十来斤。彭总说：“一亩地，八九百斤。算我们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两千斤，顶天了！”
同农民交朋友
彭总的交往也变化了。
到吴家花园不久，彭总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几年里，彭总和他们你来我往的，像走亲戚一般。
起先，乡亲们不认识彭总，见他对农事感兴趣，他们干什么也常帮着干，只觉得亲切。有天晚上，彭总和一个老头在田坎上抽烟闲聊。那老头问：“老同志，你是农科所的吧？”他说：“不！我在家的时候干过农活，几十年不干了，荒生了，现在想重新干干，来向你们学习的。”
“你贵姓？几十年都在干啥？”
“我姓彭，几十年都在打仗，干军队上的事情。”
“哎呀！”老头惊诧不已，喊道，“你姓彭呀？莫非是彭老总呀！”
“我姓彭不错，可不是老总！”
消息传开，附近几家人都涌出来看彭总，都要拉他进屋里坐坐。彭总坦然地说：“我现在是个有问题的人，以后在田头向你们学点手艺，希望乡亲们不要嫌弃我。谢谢大家，你们屋里我就不去了。”临别时，彭总告诉他们家住哪里，请他们去做客。
过了一些日子，彭总见没有人来他家串门，就再次向一些老头子发出邀请。大概有人告诉彭总，我们院门口的哨兵不让他们进来。这下可把他的火气引发了：“你们不让我见群众，我就给毛主席写信。我不在这里受憋，我要回家当农民……”我向彭总解释，哨兵不让老乡进来，是出于好意，执行哨兵的职责嘛。我还向他保证：以后只要我们认出是这里的老乡，随来随请。这样他才消了气。
以后，我们院子里就热闹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来串门。婆媳不和、两口子打架，也来找彭总断是非。有一次，一个妇女把个生病的孩子也抱来请彭总看。我向她解释彭总不是医生，她坚持说：“让好人摸摸脉，没有坏处。”
中南海放电影的人也经常想到彭总。他们对我说：“只要彭总想看电影，你打个电话来就行。”放电影的时候，彭总自己把小凳子一排排摆好，叫我们去请老乡来。开始，我们给彭总摆了一张大皮椅在中间，他硬叫搬开。每次看电影，彭总都和乡亲们坐在一样的板凳上，还自己提着水壶给放映员和老乡们倒开水。
中南海管理局的人也十分关怀彭总。我们院里原来的自来水有些苦味，他们派人来专门打了一眼很深的机井，水质很好。彭总跑去告诉附近的群众：“你们来我那里担水吧。”从此，担水的群众络绎不绝。但是从大门进来，要绕一段路。彭总见了，说这事还没办彻底，又叫我们在墙外装了一个水龙头，把打出的井水引出来。这样。群众用水就十分方便了。
一九六三年，一连下了几天几夜的暴雨，住地周围成了一片汪洋，我们院子里水深及腰。彭总头顶雨布，打着赤脚，锳着深水到附近农家去探望。对一些房屋有倒塌危险的人家说：“到我那里去住吧，我把南屋腾出来了……”吴家花园附近的许多居民，至今都还记得！
高墙挡不住
在吴家花园住着一个警卫班。彭总“避嫌”，很少到警卫班去，也从不长篇大论地给战士们讲什么。六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班的人换了好几批，有的调走，有的当干部，有的复员还乡，但是，几乎每个人，临走时都要来向彭总告别：首长，这三年你给我们的教育，我一辈子都记得。
各种蔬菜瓜果成熟了的时候，彭总都叫我给战士食堂先送些去，请战士们尝新。有一次，我送去一篮鲜嫩的茄子，战士们把它放了好几天，舍不得吃。班长感动地对我说：“我们都亲眼看到的，这是首长辛勤劳动的果实啊！要是我有办法把一个茄子保存下来，我就要把它永远带在身边，给我家里的人看看，给所有的人看看。”池塘里的鱼长大了，彭总也是叫警卫班先打来吃。每次，战士们吃到他送的这些东西，心情都很不平静。战士们和他告别时的眼泪，代表的是他们的千言万语啊！
许多战士行前请彭总作指示，他总是说：“我的话不能叫指示，我希望你们，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点真本领，脱了军装也要给解放军争光、争气，不管干什么，都要把全身的气力使出来，为人民服务！”也有人要彭总在本子上题字留念，彭总说：“不要把我的名字写在你们的本子上，我这个人名声不好，不要惹你们的亲人朋友见怪，不要给你们自己添麻烦。”
战士们回乡后，常常给彭总来信，还有的从河南等地专程赶回来看望他。
最困难的那一年，有天早上哨兵报告，有个提了一条大鱼的军人，来在门口把鱼往门口一放，说：“告诉彭总，解放军战士给他送来的，他就知道了。”我把这事转告给彭总，他说：“我没叫谁给我送鱼呀！”警卫班的同志担心坏人搞鬼，不敢拿来吃。彭总笑了笑，说：“我把它收下了。”
后来，我们还陆续地收到过不留姓名的人送来的许多东西。有一次，送来一桶茶油，炊事员看了看，说是湖南的特产。又有一次，送来一袋大米，六十斤，有点发红，做的饭特别香，还是炊事员鉴定出来的，只有江西才出这种米……彭总把这些东西大都送给了大食堂。这些东西，自然是忘不了彭总的人送来的，而吃了这些东西的人，也一定会永远忘不了彭总。
他爱孩子
彭总喜爱孩子，有很多有趣而感人的故事。
在吴家花园，虽说彭总并不灰心丧气，但心情终究比不得从前。读书、劳动、散步的时候突然发一阵呆，黄昏时，莫名其妙地站在大门口。但是，只要见到孩子，他顿时眉开眼笑，好像一切的烦恼都立刻飞到九天云外去了。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还有我，那时我们都有一个刚会学话的孩子。三个小东西成天绕在彭总膝前，给他消愁，也“消”了他不少的糖果、饼干。
老綦的女儿芳芳，两岁时得了肺炎。经过一段治疗，肺炎好了，却留下了后遗症：耳聋了，口哑了。彭总焦急起来，他请来了名医。每次都是他抱着芳芳给医生看，还自己拿钱给她买药。这样持续了好些年，芳芳的聋哑症状并未消除，但在她心里，却深深地印上了彭总的影子。后来，芳芳大了，识字了，只要在什么地方见到彭德怀三个字，她就难过地低下头去，眼泪花直滚。
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刚会走路的时候，就跟着彭总到地里去识别麦子和杂草，“哇哇”地吆喝偷嘴的麻雀，懂得爱惜粮食。有一年，彭总手把手教他们一人种了一窝南瓜，告诉他们说：“给瓜藤浇水、上肥，就像人吃饭一样，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也不行。”彭总亲手给他们的瓜藤搭了架。不久真结出了好些大南瓜。于是，每天去看瓜，就成了这一老数小最开心的事。
彭总对不认识的孩子，也是异常钟爱的。我们住地附近的居民潘金荣的小女儿，用一块布包着书本上学。彭总看到了，便问孩子：“你的书包呢？”孩子说：“妈妈说，过了年才给我买。”彭总知道潘家孩子多，生活困难，很想送给孩子一个书包。但孩子很懂事，总是说：“妈妈说，好孩子不要别人的东西。”彭总听了，十分尊敬这位妈妈，也更喜欢这个孩子。后来。接触的日子长了，小姑娘信任他了，更加亲近他了。两人建立了友谊，彭总这才高高兴兴地带着孩子上商店，给她买了书包、钢笔，还给她买了一条鲜艳的头巾。
陈家的孩子来挑水，人比水桶高不了多少，走起来，桶底挨着地。彭总问明了陈家的大人病了，便和孩子相约：你每天按时来，彭伯伯给你挑。可是，说什么孩子也不让。彭总就在孩子挑水的时候，悄悄站在他身后，用两手托着扁担。这样来，比挑水还吃力。孩子不得已，只好把扁担交给了彭伯伯，从此，彭总多次把水挑进病人家。
彭总自己没有儿女。他在中南海住时，有几个侄儿、侄女和黄公略的女儿、左权的女儿跟在身边。他对他们，视同己出，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在彭总的严格要求和耐心教育下，几个孩子都接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好作风，学习努力，衣着朴素，很讲礼貌。彭总从来没有用汽车接送过他们，也从不叫工作人员去为他们办什么事，从小让他们学会自己料理生活。但他又是个真正的慈父。孩子们游泳后，他都要求用冷水冲洗，但又觉得水温过低。担心着凉，便接上一盆盆冷水晒在太阳下，等着孩子们回来。在吴家花园时，他的一个侄女从部队复员回来，安排的工作地点远了些，但是上班不能马虎，他要求她必须按时。这样，吃早饭就等不及了，而他又不让炊事员受累，于是每天提前起床，为她生火做饭。
彭总曾对他的孩子们说：“你们也长大成人了，各自为人民干一点事去吧！我这里不要来了，有困难的话写封信来！”但孩子们还是常来，有时还带了自己的爱人和孩子来。每次来，彭总都是说：“你们又来干什么？要努力工作，要替我为党为人民工作！”
自然，彭总的心里是非常惦念他们的。有时，孩子们被什么事绊住了，没来或者来晚了，彭总就久久地站在门外，忧郁地望着暮色中的汽车站。
坐公共汽车
国内经济生活开始好转时，彭总的情绪也开始好转了。有一天，我陪他散步，走到一个公共汽车的中途站，彭总突然提出：“我们坐一会公共汽车，好不好？”我问：“你要到哪？”他说：“不到哪，随便走走。”我请彭总戴上口罩，还把帽檐给他往下拉了拉。彭总像孩子似的高兴起来，搓手擦脚的，挤进了排队等候公共汽车的行列。
上了公共汽车，来到农村的一个集市贸易地点。彭总这里看看，那里问问，不外乎鸡蛋怎么卖，红薯多少钱一斤。有个卖东西的要彭总出个价钱，彭总说：“我不买，只问问。”那个人白了彭总一眼，彭总忙扭头问我：“带钱了吗？”我摆了摆手。他说：“可惜！可惜！”
后来，彭总找到一个卖鸡蛋的老太婆，和她攀谈起来：“卖了蛋买什么？”老太太说：“买头小猪。”彭总又问她：拿什么喂猪，村里多少户，养多少猪……老太太笑眯眯地向他夸赞起“新”政策来了：“他大哥，只要我们喂猪，肉管吃。”彭总连连点头说：“对，大养其猪对！大养其猪对！”
当彭总逛了集市，搭乘公共汽车往回返的时候，正赶上散集，等车的人排了更长的队伍。彭总说：“好多的人啦！这要等到什么时候？”他又同排队的人聊起来。人家告诉他，到了星期六下午，队排得更长。彭总点了点头，又转身对我说：“难怪梅魁她们星期六回来得晚，等上一趟车不容易啊！”
这天，彭总回到家的时候，十分高兴，说：“今天你算开恩了，让我坐了趟公共汽车，增加见识不少哇！”
再次回湖南
一九六一年冬天，彭总给毛主席写了信，要求回湖南看看。不久，中央办公厅答复说，毛主席同意了。中央办公厅还派了一个同志给他做秘书。他对我们说，他准备在他家乡住几个月，调查一下上、中、下三种不同情况的大队。
在湖南，接待彭总的是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华书记从长沙陪同彭总到湘潭，一路上，向他介绍了很多情况。华书记如实地讲了“共产风”、“浮夸风”给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的极大危害，也讲了正在采取的措施。华书记为了给彭总下去调查创造条件，各方面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
彭总回到家乡一看，他家的老房子都重新整过了。从地委招待所运去了崭新的被褥和一些日常用具，使我们感到吃住都很方便。后来我们了解到，华书记派出了省、地、县各级公安干部，精心负责彭总的安全。我们随行工作人员很是感动。“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也为这事受到了牵连，居然有人来找我们了解：华国锋和彭德怀是什么黑关系？
那次，彭总的调查遇到了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就在第二天早上，我刚醒来的时候，便听到外头人声嘈杂。原来是群众听说彭总回来了，都要来看他。执勤的干部不让群众进屋，说要请示。老百姓才不听这套，自己闯进来了。头批还没走，后头的又挤上来了。彭总只好来到屋外禾场上同乡亲们谈话。群众围着他，七嘴八舌的，有的说这个，有的说那个。一整天，彭总没有坐过。我给他端了一条板凳去，却怎么也不能叫他停下来落座。有个白发老人一边往禾场上走来一边喊：“德怀，德怀，你回来了！你在哪里？”他们见了还不算，还要摸摸他。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对群众说：“乡亲们！大家歇会儿，让彭总把饭吃了再说话吧。”乡亲们听懂了，说：“让他吃，让他吃，我们等他吃了再说话。”
彭总回到屋里，坐在桌边，哪里吃得进去？彭总问他的侄儿：“他们吃饭了吗？”侄儿答道：“好多人是从好远好远的地方来的，半夜就起身了，哪里吃饭？可是这么多人，我们家也招待不起呀！”
彭总为难了。他想了一阵，向地委的一个同志提出，能不能帮他买一点粮食，让他招待远地来的乡亲吃一顿饭。
这天下午，从远地来的一部分人留下吃了一顿饭，用了一百多斤米。第二天，第三天，来看他的人更多了。几天吃米五百斤。后来，饭是招待不起了，但人群还是不断地涌来。有许多人是从几百里外的其他各县赶来的。
彭总只好同意派人到半路上去劝阻。可是劝阻不住，有的地方还吵了起来。没法子，彭总只好离开他的家外出调查。可是，无论走到哪都跟上一大群人。彭总问别人的少，别人问他的多：“这几年，你到哪里去啦？”“身体还好吧？”……这样，跑了几个地方，彭总不想再走了。他对我们说：“行了，我不能住了，回去吧。”他在家乡只住了二十几天，便离开了。
临行的那个晚上，彭总把我和老赵叫上，打着手电筒去看了看他的亲戚邻居。每走一家，彭总先把老老少少都看看，再望望缸里有米没有，床上有被没有。对缺东少西的人家，他都留下一点钱。挨家挨户走了十多家，天就快亮了。到动身回城的时候，群众又赶来送他，有的拉住他的手，有的牵着他的衣角，恋恋不舍地让他上了车。车缓缓地开出老远，我回过头去，还望得见乡亲们一动不动的身影。
事情过去十几年了，我对彭总这次回乡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现在想起来，还使我深深地激动。
二十多箱书
彭总的家，好比书屋。桌上、床上、柜子里、箱子里，到处是书。他说：“别看我是个粗人，我可知道孔夫子的用处。”他把孔夫子作为了书的代名词。从中南海搬出来，这也要交，那也要交，独独一再叮嘱我：“书，一本也不能丢！”现代的、古代的，平装的、线装的，搬来吴家花园，装了二十多箱。后来他又买了一些，还在杨献珍那里要了一些。于是，他的新居又成了图书馆了。劳动之余，他就钻到书堆里去了。
那时候，劳动和读书，成了彭总主要的乐趣。他读到什么称心之作，常拿起书本，举在空中，迈着有弹力的步伐，喊着：“好呀！好呀！对极了！我拥护！”有一次，我请彭总吃饭他不理不睬，拍着一本什么书说：“不对不对，这个仗根本不是这样打的！”接着就指着书上的作战示意图，跟我讲起来。讲着讲着，他生气了：“歪曲！歪曲！纯粹是歪曲！”可惜，我当时没留意，不然，我今天可以告诉那个写书人：彭总对他的大作可有意见了。
为了多读点书，读得更好，彭总常到高级党校去找老师。党校负责人指定了两个教员，辅导他学习政治经济学。他还注意研究农业，常给我们谈他的学习心得：“干什么光凭好心肠不行，得先学习，先调查。”他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到住地附近访问，又去湖南调查，都是闲中不闲呀！他把亿万农民的甘苦装在心里，时刻准备为改变我国的面貌出一把力气！
彭总不仅自己学，也督促我们学。常说：“你们在这里事不多，正是学习的好机会。可是你们呀，就是爱吹牛皮……”他还跟我说过：“有的人只爱他的命，却不爱惜他的时间。时间都白白地过去了，他那条命除了用来吃饭屙屎，还有什么用咧？”所以，我从不敢在彭总跟前偷闲。彭总当国防部长的时候，曾经给我规定过：“出去要带书报。我去办事，你就在汽车上学习。”有的时间，碰上我们正上文化课，彭总又要外出，若是事情不紧急，他就说：“我等一会，别耽误你听课。”彭总去高级党校学政治经济学时，也叫我坐在一边听。我说听不懂，他又请党校领导把我和司机安排到文化班。回来，彭总不但检查我们的学习，而且帮助我们逐字逐句地批改作业。
有一次，我们学习了《朱德的扁担》。彭总问我：“这一课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一课简单。”立刻给他复述了教员讲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他听后，说：“这一课才不简单哩。我看你还不懂，差了十万八千里。”接着跟我讲：这条扁担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说明了我们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干部和旧社会官老爷的区别。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他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应该和人民同甘苦，按人民的心意办事情，人民靠扁担挑粮吃的时候，我们不能坐着吃现成的；人民肩膀上还压着扁担的时候，我们不能自己躲到一边去图清闲、享清福。彭总还说：学文化不是为了学几个字记豆腐账，是为着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担责任，学出一个好脑袋为人民想点问题。
正是那几年，在彭总的影响和督促下，我才学了点文化，读了点书。可是，离他对我的要求太远太远了。
彭总的二十多箱书，后来又随着他全部搬到了西南。可惜，在彭总被揪上北京后，他的屋子被抄得一塌糊涂。那些经他圈点和批注过的书，绝大部分都“飞”了。
“我们以后会说通的”
庐山会议后，彭总还担任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党中央和国务院仍然给他发文件，每逢国庆节还是通知他去观礼。观礼他没去过，对文件却看得很仔细。有一次，他看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叹了口气说：“是咧，早就该调整了。在庐山会议上，比例失调这问题就扯过了。”但是，他并不泄气。更多的时候，我见他从文件上抬起头来，望着窗外的天空，眉头有时松开，有时紧皱，有时又陷入沉思。发脾气的时候也有过。一次，送来了一个会议的文件，上头不知说了些什么，彭总气得暴跳如雷，叫住我说：“你给我去买纸，我要写信，我要把我的一生写给毛主席！我的错误、我的想法，一条都不隐瞒。”我一听又要写信，就不愿意给他纸。他又慢慢平静下来，放缓了语气跟我说：“小景，人家说我里通外国啊！嗯，我不向毛主席说清楚，你叫我把这个罪名背到棺材里去么？”他又激愤起来，放声哭了。
我跟彭总十多年了。在朝鲜战场我跟他一起挨过敌人的炮弹，在海边防我跟他一起承受过暴风雨的袭击，庐山会议后，我又长期分担着他的焦躁不安和冷落寂寞，但是我没有见他流过泪，别说放声痛哭了。“里通外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啊！别说对彭总，对我们这些长年跟随彭总的战士也是一个侮辱啊！我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了，立刻给他买来了纸张。彭总着手写信了。一连写了几十天，写了厚厚的一叠，然后请秘书老綦和司机老赵给他抄写。彭总说：“我写的都是实话、心里话，写出来了，见马克思也心甘了。”
彭总叫我坐在他的身边，把手放在我膝头上，轻轻拍着说：“小景，我想过了，若是为了我彭德怀自己，写不写信，申不申冤都没多大意思。我是在想，我是一个党员，我是一个老兵，心里有什么，能不向党掏出来么？敢于说话，这是一个党兴旺的好风气咧。你怕什么？我们都保卫过延安，保卫过毛主席，要说打仗，这也是打仗啊……”这段话感动了我，也鼓励了我，我终于鼓起勇气把这封信发走了。
谁想到，后来这封信株连的人可不少。“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控制下的一个专案组把我和老綦搞去，一个劲追问：谁看过这封信？彭德怀写这封信的时候谁去过？我们说，不知道。真的，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问的这些事。但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对这封信恨之入骨，为什么他们一伙对这些事追得那么紧。因为，我听老綦、老赵说过：彭总的这封信里揭了一些人的老底，指名道姓说了哪些人不老实，他对哪些人的怀疑。
彭总写过这封信后，同我谈到重大的政治方面的问题比以前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当他谈到他对毛主席的态度时，总是充满了深切的怀念和崇敬之情，谈得非常真诚、非常激动。彭总说：“我没见过像毛主席那样能把马列主义讲得那么深透易懂的，没见过他那样学问渊博的。我每听他谈一次话，好多问题都清楚了。我不想对别人说的话，坐到他面前就不得不说出来。”我问他：“过去在井冈山、在延安，你也给毛主席写过信？”彭总说：“那个时候写什么信，有问题，跑到他那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又不打个什么稿子，和他争吵、怄气的事也不是没有呀。”他一再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以后会说通的！”
再点将
一九六五年秋天，彭真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党中央接见彭总，向他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要彭总到西南领导大三线建设。彭总回来时，对我说：“我没答应，我不懂工业，也不想搞和军队有关的事（他指的是军事工业），因为我早和军队脱离关系了。”后来彭总寄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还是要求调他到国营农场去，说他还是愿当农民。
过了几天，大清早，毛主席亲自来电话了。毛主席对彭总说：你来吧，我等你。彭总知道毛主席有夜间工作的习惯，说：你工作了一夜，休息吧，我另找个时间来。毛主席说：你这个人，叫你来你就来嘛，我们好久不见面了，你快来，我们好好谈谈。彭总只好立刻赶到中南海颐年堂去。这次我跟彭总去了。车子一到，毛主席已经在颐年堂外等着了。彭总急忙迎上去，同毛主席紧紧地握着手。
毛主席说：你这个人啦，平时总不来。写信是不写则已，一写几万言。
两个人都发出了笑声。然后，毛主席拉着彭总的手，两人肩挨着肩，进了颐年堂。
我心里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兴地想着：两个老战友终于又见面了！我和司机在外面等了约两个小时，快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领我和司机去吃饭。我们正准备往食堂去的时候，就看到朱总司令、小平、彭真，还有陈老总等人的车都来了。他们的警卫人员有许多都是我的老朋友，见了面，一拥而上，捶打着我的胸脯和肩膀：“你小子，这些年钻到哪去了？”他们指指彭总的车，问道：“又出来了？是吗？太好啦！”
到了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首长送彭总出来，每个人都和他久久地握手，送他上车。
在车上，我看到彭总红光满面，微笑着。我问他：“喝酒啦？”他说：“喝了！毛主席点了我的将，我同意去西南。他请我喝酒，我就喝了几大杯。”彭总平时是不大喝酒的，最多一小杯，半两不到。这次喝了那么多，那是高兴啊！
接着，彭总告诉我：“毛主席把我说通了。今天我们两个都讲了好多好多的话。主席讲了历史，讲了我们革命到今天不容易，大家要团结，要齐心协力发展革命的胜利，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主席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
往后，无论在去西南的路上，或者在西南各地视察，尤其是又受到别人的误解，直到看出林彪、“四人帮”对他露出杀机的时候，彭总向我不知多少次地谈过毛主席对他的这次接见，感情深重地回忆着毛主席对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体会得到，他是多么感谢毛主席对他这一生的帮助和教诲，多珍惜两个老战友又“说通了”的那次难得的会见！
他说过，毛主席一见到他，就提起了他在吴家花园写的那封信。问：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来，写个纸条来，花那么大的工夫写长信干什么？你费了力气，我也看不大懂，彼此都不满意，何苦？我们还是谈谈，吵架可以，骂娘也可以，你有话可以说。你还是政治局委员么，你还是我们的同志么！
毛主席还说：历史上，真正的同志绝不是什么争论都没有，不是从始到终，从生到死都是一致的！有争论、有分歧不要紧，要服从真理，要顾全大局，大局面前要把个人的意见放一放。
毛主席说，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
毛主席针对彭总自己说的“臭了”，批评了他，要他不要发牢骚，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变的，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还说：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毛主席还说了：我没有忘了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你也不要记账，日久见人心，我们再一起往前走吧！
给彭总谈工作的时候，毛主席还特意对在西南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说：“彭德怀同志以后给我写信，你们要快点给我送来。对他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他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要看什么就看什么。要对下面说，多创造条件，方便他的工作。”
从中南海出来，一路上，彭总都很高兴。只是谈到毛主席的健康的时候，他才收住笑容，担心地对我说：“我好久不见毛主席了，他比前几年老多了，头发白了好一些。他太忙了！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担子够他担了。”
回到吴家花园，彭总便忙着打点行装。由于动身太急，他的夫人浦安修未能随同前往。老夫妻俩约定以后在西南见面。但是，“文化大革命”很快开始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后来我才得知：直到一九六七年夏天，彭总被拉到北师大批斗时，浦安修也被拉去陪斗，老夫妻才得“重逢”。而这次“重逢”，也就成了他们这对多年相处、十分和睦的老夫妻的永别！
后来，到了西南后，面对动荡不安的形势，彭总想起临别时毛主席的吩咐，曾经含着泪给毛主席写了几次信。信一寄走，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叨念：“天知道，能不能到毛主席手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