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宋儒对理想社会的构思总体而言属于一种试图描绘人类社会最理想方式的纯理论作品。它所勾勒的美好前景其实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从本质上说，那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家的设计方案。乌托邦理念是指一种与这种理念所产生的现实环境不相符合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目的是在彻底改变与此思想不相符合的现实环境。然而，这种理想在原则上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乌托邦理念是一种绝对的、不妥协的“完美主义”理念，它之所以不可能实现，则与其所追求的目标的完美性有关，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这种目标的完美性，因而阻碍了这种理念的倡议者对实际问题的认知与处理。中国是一个盛产乌托邦理念的国度，从老子的“小国寡民”，孟子的井田制，《礼运》的大同世界到王莽的王田制度；从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各式各样的乌托邦理念支撑和牵曳着国人对历史变迁的理解。儒家主流政治哲学中的乌托邦性质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更值得后人反思与探讨。宋代理学思潮勃兴之后，几乎每位理学大师均对社会历史的理想模式提出特有的见解，他们思想中所蕴涵的理想以及如何实现理想的创见，普遍地渗入传统中国人的意识深处，成为国人批评现实世界的起点与超越现实世界的终点。以宋儒为典型的儒家社会历史思想所蕴涵的乌托邦理念有着以下几方面的特质：第一，这种乌托邦理念的社会现实基础在于农业国度中普遍存在的小生产者强烈的平均主义意识，其终极要求是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平均分配与占有，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宋儒坚执井田制的梦幻构想而不改变。第二，这种乌托邦理念的思想取向是过去而不是未来。这可以由以下两点得以证实：首先，其思想原型大都著录于《礼记》和《周礼》之中；其次，以宋儒为例，他们所设定的理想社会均曾存在于唐虞三代的远古黄金时代，他们都是复古主义者。作为农业社会简单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反映，这种理想事实上具有强烈的保守倾向。
第三，以儒家思想为框架的乌托邦理念并非纯粹的有关未来美好世界的描述，而是改造病弊丛生的现实世界的强烈要求，是未来设计与现实批判的结合，是超越性的理想与现实性的政治运作模式相结合的一种历史哲学和政治学说。第四，也是最具特质的一点，那就是，儒家思想的乌托邦理念具有“以德为本”的伦理道德化倾向，其对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的理想化设计夹杂着浓郁的伦理色彩。也可以这么说，以纲常伦理为主导的道德规范是牵引中国社会在传统轨道上走向理想境况的主要动力。面对贯穿于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全部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与伦理的悲剧矛盾冲突，宋代理学大师们坚持高举道德至上主义的大旗，坚决地认为道德的价值高于经济、政治、法律、科学和艺术的价值。不仅如此，道德还是永恒不变的，现实社会的有序存在，理想社会的实现，都必须以道德为有效的控制手段。相反，这种控制手段的失效，就意味着历史进入一个难以形容的黑暗时代。这便是道德史观解释历史的要义所在。道德史观的基本特点是把人的伦理活动看作是历史的基本价值选择和终级目的，从人性和人伦关系出发，引申出社会的各种制度，并以此解释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和发展动力。从孔子开始，儒家政治理念的终极目的就在于要缔造一个合乎伦理原则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建立，关键不在于现实政治的运作上，而在于政治机能对造就理想社会所能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政治机能本身应是绝对道德的。它包括，政治领导人应是道德的楷模——圣人，政治领导人应是道德的——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上所有人的道德感，使社会人际关系具有深切的伦理内涵。这样，圆融和谐的社会秩序自然就可产生。宋代理学大师在阐述自己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时，表明他们是坚定的伦理主义者，他们的政治、历史观具有非常浓郁的乌托邦思想色彩。他们认为，理想的政治应是纯粹道德的政治，而纯粹的道德政治是可能的，曾存在于唐虞三代之治中。反过来，以道德政治的标准衡量后世，则发现后世的政治机能与现实环境完全背离了三代之“道”；而这种情况是必须改变的。
宋儒所冀求创建的理想社会模式，在张载学说中得到最为典型的表述。在那里，以井田、封建、宗法为经济、政治、社会的三大支柱，构筑起一幅宛如田园风景画的乌托邦，尤其是严密的宗法关系的确立，更能体现宋儒伦理主义的政治历史学说的特征。在封建的宗法制度下，血缘情感和实践理性融为一体的社会组织，惠及鳏寡，怜恤癃残，接济贫穷，人际关系中则忠恕之道大行，整个社会笼罩在那层温情脉脉的雾纱之中，简直就是一个“民胞物与”的人间天堂。然而，这一切毕竟只不过是乌托邦理念所迷散的梦幻意识而已。这种梦幻意识固然有着缓解现实与理想撞击所产生的社会性紧张心态，抚慰不合理现实与合理需求之间冲突的重要功能。但是，它终究未能深刻地理解历史与道德的分立和张力，它不承认理想社会的实现最终还需依赖历史进步来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它执着地认为，整个社会道德意识的确立是建立理想社会的前提。而这种道德意识并非以社会公平为基础，而是以“理（礼）”为核心，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以名分和等级制度为制约内容而确立起来的。这种道德规范既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质，又具有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功能，实际上不过是宗法社会中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总结。以伦理主义的精神来作为理想社会的支柱，事实上根本支撑不了宋儒笔下的那种“民胞物与”式的人间天堂。如何看待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马克思曾以封建社会为例进行过一番精彩的分析。他说，封建的生产方式有两种对抗性的因素，人们称其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但是，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占上风。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工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只能是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灭绝，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会被掐断。经济学家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任务。
马克思总是将“善”与“恶”放到历史的辩证的前进运动中去考察，肯定“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当然这种“恶”不过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恶”起的作用的结果正是成全了“善”的目的。一个社会的完美程度不能以简单、抽象的伦理尺度来判定，而只能以包含伦理尺度在内的历史尺度来判定。事实上，以道德规范来图解历史，以人伦关系来限制其他社会关系的生成发展，必然剥夺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乌托邦理想的美妙梦幻适足以成为扼杀社会机体活力的最佳理由。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Raimond Popper）认为，乌托邦理念与历史决定论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联，形成一种“整体主义”的思想倾向。“历史决定论关心发展，但并不是关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而是关心‘整个社会’的发展，乌托邦工程也是整体主义的。二者都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这个意义上的‘整体’绝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二者都不满足于‘渐进修补’和‘摸索前进’。他们希望采取更激烈的方法……都相信他们能够发现‘社会’的真正目的，例如，判定社会的历史趋势，或断定‘他们那个时期的需要’，从而发现社会的真正目的。这样，他们就倾向于采取某种历史决定论的道德学说。绝非偶然的是，提倡乌托邦‘计划’的作者，多半都告诉我们，计划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历史正沿着一定的方向前进，我们必须计划，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在这种情况下，权威主义意识也就在乌托邦工程的设计者和建造者那里膨胀起来。然而，他们不能认识到，“权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许多人头脑中的知识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集中对于明智地运用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这一事实具有深远的意义，既然不能确定在这么多的人的头脑中的想法，他就只好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别而使自己的问题简单化，他必须用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统一人们的兴趣与信念。然而，这种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的做法，势必会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的可能性，因为它显然与思想自由，特别是批判思想的自由不相容。”也就是说，乌托邦工程对于权威主义的依赖导致政治全能主义的控制，它要求个体对群体的无条件屈从，个体除了对群体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绝对认同之外，没有任何现实的个性存在。这样，人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明判是非的思辨力，渴求真理的求知欲，均被扼杀在纲常伦理的圈套之中。在这样一种“理想”社会里，对权力的觊觎与追逐得到空前的强化，个人掌握了权力就意味着获得了以群体名义支配其他个体的权利，而个体的依附意识则剥夺了他们的首创精神，造成整个社会守旧心态的空前强化。最为糟糕的是，由于权威主义政治理念对社会的强力制控，使得道德规范成为外在的他律约束，而不是内在的自律意念。事实上，道德不仅有规范性（即对人的社会约束性和导向性），而且还有主体性（即在道德活动中，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观意向、创造性等能动作用）。道德的本质不是规范性，而是主体性。因为任何道德规范必须被行为主体理解，变为行为主体的内在信念，与行为主体的意志融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义务感、责任感、道德情感，最终引向道德活动。
因而道德的规范性是以主体性形式表现出来的规范性，道德的本质在于道德的主体性。尽管儒者，尤其是理学家不断地要求个人自觉地体认先验的、植根于人心的、与宇宙同体的伦理原则，然而他们还是未能解决如何使普通民众深切地认知先验的形上伦理本体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由于道德责任和义务不是来自个人内在的坚定信念与自觉选择，人们不愿意承担这种道德责任与义务。这样，以伦理主义精神为基本框架建构的理想社会，其社会成员的道德感却是非常差劲的。这就是以道德立国，追求完美社会而带来的弊端。其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以泛道德主义思想基础而设计建立的永恒化的完美社会是决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要使这个社会永恒化，那就意味着要阻止变化过程的出现，有限度的修正也必须在最严厉的社会控制下完成，而人们根据自己的创造精神而从事的任何可能导致社会进步的事情必须严加阻止。这样，一个乌托邦理想，即使梦想成真，也不过是一个静止呆滞，死气沉沉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