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有句名言，一旦中国醒来，世界会为之震动。对正在苏醒的中国，西方国家既爱又恨，爱恨交织。他们爱中国，爱中国人任劳任怨，为他们提供优质而廉价的劳力、环境与资源，为他们提供压低通货膨胀的“中国制造”，爱中国人“钱多人傻”，为他们提供用血汗换来的外汇资金而廉价地供他们使用，整个国家都在定向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企业提供“超国民待遇”，为他们分担了一个又一个经济风险；他们恨中国，是因为中国崛起正在影响他们长期以来养尊处优的生活，担心中国日后总有一天会超过并取而代之，也担心中国人会跟他们算新仇旧恨的总账。西方对华矛盾心态带来对华矛盾政策，即既捧又打，在“灌小米汤”忽悠中国的同时，不时“抡狼牙棒”敲打中国。西方对华或捧或打，边捧边打，捧打结合，如此滥用话语权，实质是在尽可能遏制中国崛起与延缓中国发展。
改革开放后到苏东剧变前，中国与西方关系有过一段暧昧时期，但是苏东巨变与冷战结束后，西方很快翻脸不认人，话语上对中国打压成为主流，由此攻击和贬损扑面而来。这当中，借“银河号事件”来羞辱中国，借“李文和案”来污蔑中国，借“误炸驻南使馆”来戏弄中国，借“血汗工厂”、“中国制造都是假冒伪劣”来诋毁中国，借“人民币币值低估”来敲诈中国……“中国威胁论”间或“中国崩溃论”，你方唱罢我登场，越唱越来劲，从独唱到小合唱，而后更有了大合唱，从“京奥盛会”到“汶川强震”，从拉萨“三·一四”到新疆“七·五”，西方媒界与政界戴着明显的“有色眼镜”来评判中国，更有甚者公然违背新闻操守，颠倒黑白，移花接木，混淆视听，捏造事实来抹黑中国，而且毫不掩饰使用双重乃至多重标准，如中国的西藏和加拿大的魁北克一样，明明是主权问题，但是在西方那里，西藏就成了人权问题。在西方咄咄逼人的强大话语面前，中国显示出惊人的忍辱负重之耐力，虽然不断尝试反击，但是话语体系主流由西方操纵，中国的回击是疲弱无力的，尽管也有一些“阿Q式”自我陶醉的胜利，然而根本无法改变“西强中弱”的话语格局，无奈的选择也有闭目塞听，可是在西方看来沉默就等于默认，如此导致西方话语更加强势，有时近乎是绝对优势。
也许真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2008～2009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西方的金融大危机，一时间令诸多西方金融机构甚至一些国家风雨飘摇。因为经济相对落后（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低、金融自由化程度不高），或许还有几分“老天保佑”，中国虽然不是风雨如磐，倒也能称得上是金融海啸的中流砥柱，由此中国一下子被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社会殷切地表现出对“中国责任”的高度期待。习惯直挺腰板的美国政要，在危急关头身段柔软了许多，不约而同在多个场合，笑容可掬地引用中国古典语句吹捧中国，一直被西方所拒绝与诟病的“中国模式”也热了起来。如今，在西方一种“重新定义”中国、调整对华政策的非主流声音也渐渐响亮起来，在继“利益攸关方”、“中美利加”（Chimerica）之后，有学者甚至提出“G2”（两国集团）主张，而且还一度引发西方舆论热议，如此种种一下子令世界诸多反华人士无比错愕，也让不少幻想与美国“同舟共济”中方人士激动万分，精神恍惚，真的不知“今夕是何年”。
世纪大危机加速世界经济力量由西方向东方转移，西方主流开始艰难地接受这一不争事实，而且还有不少先知先觉的开明人士也不时表示，乐意看到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但是他们的用意明显只是想把中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当中，而不允许中国改变、挑战既有国际经济准则与话语。因此，西方在增加对华接触与合作的同时，也在加快对华遏制与竞争的步伐。如今，美国危机渐趋平息，西方经济情势趋于稳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正逐渐收起了柔软与友好姿态，再次露出遏制与打压中国的苗头。在商品贸易、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诸多议题上，发起了对中国的“合围”，声浪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在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援助等诸多方面，要求中国承担发达国家不愿承担、发展中国家不能承担的“大国责任”。如此也充分暴露出西方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以及唯我独尊的思维标准，强权意志十足。
正是由于处于强势甚至有时还是绝对优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话语权的使用上越来越肆无忌惮，基本上是怎么拿捏中国方便，就选用什么话语标准，就定义中国一个“合适”的国际身份。而中国的国际角色、国际责任、国际地位任由西方主导与界定这一事实，清晰反映出中国要成为话语大国、世界强国的路途依旧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