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一个国家硬实力的强弱直接决定该国国际话语权的大小。人微言轻，国强势大。强国通过一系列的地缘政治整合使自己处于地区有利地位，而霸权国家则通过一系列的国际秩序安排使自己处于国际中心地位。美国就是通过雅尔塔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奠定了自己在“二战”后国际政治与经济中的主导与中心地位。
在国际政治领域，美国与苏联一开始近乎平分秋色，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建立了许多超大功率的发射台，利用多种语言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不间断的广播，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主张与生活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持续进行思想渗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强势话语权在与东方阵营竞争中先拔头筹，而且不断强化这种领先优势，最终为赢得“冷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世界经济领域，美国则通过操纵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主导世界投资、金融与贸易，将世界大小国家，按照近似“同心圆”的布局、最有效传递“美国声音”的方式进行序列排座，通过美元媒介、美联储政策中心与华尔街金融中心将世界编织成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话语体系。美国的超强经济话语权，不仅是美国强大的国家实力的体现，反过来也能进一步维护与增进美国的利益与实力。
话语权可以表现为同时也能决定着话题选择权、事务主导权、市场定价权与利益分配权。当今世界经济起起伏伏、国际金融潮涨潮落，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主导以及对国际金融的操纵密切相关。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金融资本主要是美元资本，国际主要大宗商品的计价、交易与结算用的是美元，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期货市场当数美国最集中、最发达，美国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与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等形成了分工协作的网络体系而覆盖全球，美联储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操纵货币政策的天时、地利与能力，等等，这一切赋予了美国强大的金融话语权，华尔街与华盛顿的谋略家依照美国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最优化来设计与使用金融话语权，在全球兴风作浪，将世界的资源与财富吸引或驱赶到美国。
话语强权早就是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秩序的常态，除了直接用于鼓动宣传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还不断向同心圆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兜售“好政策”和“好制度”，但是这些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早期或没有很好地用过，或根本就没有用过。当今的发达国家尚处于经济追赶阶段时，都努力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从先进国家走私机器，频繁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甚至直接猎取先进国家的技术工人，侵犯他国的知识产权一直就是家常便饭。而当这些国家先进与发达之后，便摇身一变，由偷猎者变为狩猎者，转而大肆宣扬维护自由贸易、保护知识产权等政策和制度的必要性与好处。
近代以关税保护本土产业的始作俑者就是发达国家。14～15世纪，英国对当时的主要工业——毛织业一直给予保护，而毛织业对英国工业革命与国家富强曾经具有决定性意义。到1846年旨在保护本国谷物生产的《谷物法》被废止以前，英国根本称不上是一个完全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美国和德国就是直接受惠于关税保护而成为经济强国的。美国建国后长期采取高关税保护政策，直到19世纪后期关税保护的平均水平仍在40%以上，而当时美国的人均购买力已经是英国的3/4.自由贸易政策一贯都是强者给弱者、先行者给后进者指示的“好政策”，如今在世纪金融大危机的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抬高贸易保护的门槛，自由贸易被纷纷抛弃。
世界上第一个专利体系是1474年在威尼斯出现的，美国通过专利法则是在1793年，尽管如此美国在1836年专利法修订之前，对本国公民无须任何原创性证明，即可取得专利。在美国快速工业化的整个19世纪，美国一般都是将他国技术看成通用技术，采取“拿来主义”，只有本国技术才当作专门技术加以保护。只有到19世纪最后10年，当美国有更多的知识产权在海外遭受侵害的时候，美国国会才通过了知识产权延展法案，使国外知识产权享受美国居民同等待遇。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知识产权之剑悬挂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头顶，显示其“己所不欲，硬施于人”的不良用心。
发达国家不仅向地球泼洒了第一桶脏水，而且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泼洒。自工业革命以来，占全世界人口不到1/4的发达国家消耗了全球3/4的资源，排放了80%的温室气体，至今人均排放量还是发展中国家的8倍，是“人类行为导致地球变暖”（假设该命题成立）的祸首。如今，发达国家在实现富裕之后，在经济与产业实现低碳化之后，登高一呼，承担起“拯救地球”的责任，要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釜底抽碳，用心何其险恶。《京都议定书》曾经是发达国家所积极推动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他们倡导并接受的，但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他们近乎抛弃了自己的选择与承诺，反而将矛盾指向中印等新兴大国，用意何其虚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