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氏家族的衰败，是从清末政府设户部银行开始，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公私存款大幅度减少，乔氏不得不把票号改组为钱庄。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原依附于清王朝的乔氏商业，大受损失。乔氏在包头的商号，因为1926年冯玉祥军向北撤退，饷粮都由乔家包头商号垫支，摊派严重，乔氏复字号因此损失粮食5万石，现洋150万元，元气大伤。1930年中原大战后，乔家的大德通票号到了真正的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当时山西省内发行纸币叫晋钞，阎锡山战败以后，晋钞急剧贬值，最后几乎快成一张废纸，25块晋钞才能抵1块新币。这种状况下如果大德通信守承诺，百姓来取存款的时候，大德通以新币来兑换旧币，大清户部银行它就有可能破产；如果它背信弃义，以晋币来兑换旧币，它可以乘机发一笔横财。大德通的决策者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中，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信守承诺，他们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按照新币兑换。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家族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上，原本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被彻底击垮，仅此一次就造成了30万两白银的亏损。1932年，大德通票号关门歇业。事后许多人认为大德通的这种决定是不可取的，是决策者的失误。实际上在当时开会作出决定时，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霞在和兄弟及其票号大掌柜们商量时，大家议论纷纷，有人不同意兑换新币，认为这样做会让票号倒闭并累及乔家也会破产的。映霞这时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我们也不至于落得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一个个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会威胁到他们的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听到这段话后，那些持异议的人低下头再也没有反驳。乔映霞能这样做，是与他的商业思想有关，他认为商业要造福于人，如果靠损人利己的方式谋取利益，商业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商号也失去了它的价值。他的做法已经超出了商业经营的范畴，体现出他对战乱中普通老百姓的怜悯之心，这是一般商人很难达到的精神境界。1937年日军侵占包头，乔氏复字号当铺、钱铺均被日伪组织接收。抗战胜利后，乔氏商号复业，一直持续到建国以后得以善终。
在一个经商风气盛行的社会里，把谋取财富看作与谋取功名一样的艰辛。晋中民谚所谓“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晋中村落里一个个瑰丽、雄伟、奢华的大院，都是一个个负辱出走乡村而又荣归乡村人生梦想的实现。
当年乔家堡大院的始祖乔贵发7岁丧父，10岁丧母，十七八岁时在世人冷落的乡村环境中只身“走西口”，开始了“世上三般没奈何，赶车下夜拉骆驼”的生活，经十多年的辛勤经营，终于成了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商。十多年后，一个阴雨绵绵的清明节，乔贵发带着赚来的钱财和十多年未能在父母坟前敬香供奉的愧疚，赶回乔家堡上坟，却意外发现坟上有烧纸进香的痕迹——本村一个寡妇一直替他尽着孝道。乔贵发早年贫困落魄时曾得到过这位程姓姑娘的接济，富有的乔贵发立即决定娶这位寡妇为妻，并将她带来的孩子视为己出，用他的后半生来报答这位寡妇，并在乔家堡这块自己曾经无奈出走的乡土上修建了足以让四乡邻里仰望的“大院”。山西晋商大院往往是经过几代人才完成的，乔家大院是经过六代人完成的，抗战爆发后才被迫中止。
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曾使乔家大院名扬国内外。大院的总体布局，充满了民间吉庆祥和的气氛，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之情。乔家大院布局为一个完整的双“喜”字，欢悦祥和尽在其中。经大门而入，就走进乔家“在中堂”的院落。一条笔直的长约80米，宽7米的甬道将乔家的6幢大院，19幢小院分隔两旁，由南向北，从东到西依次排列。位于乔家堡村东头的乔家在中堂大院，乾隆二十年（1755）始建，经同治、光绪年间两次扩建和民国初年的重修，历时160多年，“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虽然有些夸张，但占地8724.8平方米，以313间房构成的乔家大院，确实称得上是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乔家宅院周围封闭的砖墙高十几米，上面有城堞似的垛口。这种城堡式民居建筑在晋中非常普遍，尤其是大户人家或聚族而居的家庭，院落总要设计成堡子，为的是防匪防盗。晋中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祁县又当要冲，是太原的南大门。在平川上修建房屋，只要财力物力容许，商贾地主为求安全，一般都采用院落组合的城堡形式，作为躲避社会动乱的安全据点。堡子本身无疑是个军事要塞，既能攻又能守，还可以储备一定量的生活物资。院中还有水井，一遇乱世，家族老小龟缩在院堡中自保相当时日。商贾人家再有钱也不许用斗拱，所以无雕梁；不许有彩绘，所以无画栋。在这一点上，它永远无法和官宦人家相比。在晋中的大院中，乔家宅院其实并不算大，但其结构却十分复杂和典型，是集北方民居建筑精华之大成的艺术珍品。一个院落一个景，院院景景各不同。每一处的砖石木雕和镂花刻绘，都似乎是一个充满灵性的生命。
乔家花园门前设有泰山石敢当，是当时江南江北共有的习俗。乔家大院的石敢当是一座大照壁，高1丈，宽9尺，青砖灰瓦，用料上乘，做工考究。正中镶嵌2米长、40厘米宽的石雕，上部雕刻虎头，下部是莲花宝座浮雕，中间刻“泰山石敢当”几个大字。建筑文化中，石敢当的影响非常广泛。关于石敢当的来历，民间传说大多与姜太公封神有关，姜子牙封神忘记了自己姓名，便自封为泰山石敢当。其他还有种种说法，然而都是取其镇宅避邪的功用。
乔家大院大门乔家大院坐西向东，围以10米的高墙与周围民宅相隔离。乔家大院的大门上方，悬挂一块横匾，蓝底金字，即“福种琅环”。琅环福地为传说中的神仙洞府，据称晋国张华游洞宫时，遇见一人，将其引至一处，只见大石中间，宫室嵯峨，别有天地，每室各陈奇书，张华观其书，多汉代以前事情，闻所未闻。张华问其地名，回答“琅环福地”。张华出洞，大门自闭。在中堂高门的此匾据说来历非凡：清庚子年间（1900），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慈禧太后出逃到西安，途经山西祁县时，乔家“在中堂”捐银10万两。当时，巡抚丁宝铨受西太后面谕，为褒奖乔家而赠此匾额。“福种琅环”即琅环福地，是传说中神仙的洞府。福种即种福之意，一般是皇帝赐匾才用“福种”二字。富有的家族，因此匾额而荣贵。
乔家大院的“集秀”牌匾门是建筑的入口关，也是建筑的门脸，地位和意义不言自明。宅以门户为冠带是一句古老的俗语，大院的门文化内容尤为丰富。山西大院院落朝南时，大门有意稍稍偏向东方，通常开在东南角上，民间称此为“抢阳”，阳光尽早照上门窗，表达了人对大自然的主动性。民间历来有高门出贵子的说法，为了福荫子孙，乔家大院的宅门建得富丽堂皇，厚实高大。窑洞般厚重的宅门上端，石刻行书“古风”二字，笔力遒劲，功底不凡，蕴藏着院落的气势，饱含着主人崇尚君子之德、古人之风的识见。
大院门前的青石或汉白玉柱础石、报鼓石上，一般雕刻着狮子、神鹿、锦鸡、青云一类的图案，取屋舍平安、平步青云、禄在其中之吉祥。
入门即为甬道，甬道西头是祖先祠堂，与大门遥遥相对。庙堂式结构的祠堂围以狮头柱寿字石雕扶栏，柱顶栅是玉树交荣、兰馨贵馥图案的木雕。正中高悬匾额：荫庇长昌。
传统院落的双狮护门乔家南北六个大院，各有三五个小院组成，院中有套院。大院居所有尊卑长幼排序：所有的院落都是正偏结构，既从方位上严格区分了主人卧室与客房、佣仆、下人住院的不同，体现了伦理上的尊卑有序。门窗随孔做成拱形，棂格花饰多变，总以吉祥、富贵、喜庆的乡俗主题为内容。一处院落，景象千变，融景于情，含实于虚。“光前裕后”牌匾这四个字挂在乔家最显赫的地方，不外乎是提醒院中后人时时刻刻不忘光宗耀祖，造福后代。
乔家大院的在中堂乔家大院主体院落是“在中堂”，当年它的主人乔致庸，将宅第命名为“在中堂”，将“中庸”二字巧妙地嵌入其中，深刻的哲学含义和处世为人之道不言自明。在孔圣人看来，“刚、毅、木、讷近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质朴寡言是历代封建圣人标榜的美德，并为士大夫普遍接受。大院中“慎俭德”“慎言语”“仁周义溥”一类的匾额，将德行与做官行商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大院的一个文化特色。
儒贾相通、义利相通观在清代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有学者认为，乔氏家族经营商业成功的原因，就像乔家大院的建筑一样，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去了解。先从乔氏家族本身来说，他们经过200年的发展，始终维持兴盛，其家族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教养精神是基础。乔氏家族发迹之初，翠竹风貌以勤、俭、诚、义起家，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过好几个世纪仍能维持其家风，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虽说是住在方砖墁地、梁柱滚金的深宅，主人也不忘将表现高风亮节、君子德行的竹枝，雕刻在居室、门楹上。在那个年代，修竹茂林是君子所居之地，苏轼有句名言“食可以无肉，居不可无竹”，是士大夫的自我标榜和精神追求。大院主人借助竹的高风亮节，勉励自己实现“年年高”“节节高”的人生目标。
乔家大院中一副有名的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额为“履和”，这副镌刻在青灰色砖墙上的对联，苍劲的笔锋和浑厚的构架常常引人驻足流连。这副对联出自晚清名臣左宗棠之手，门联印证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光绪年间，祁县乔家堡的乔致庸已是国内有名的票号财东，乔家大院的百寿壁当时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在平定西北时，所需巨额军费的运转全赖乔家票号存取汇兑，特别是当左宗棠财力困难时，乔家票号也鼎力相助借款给左宗棠。左宗棠平定西北后，朝廷调其回京任军机大臣。凯旋路上，左大人对乔家心存感激，便绕道专程拜访乔家。富甲天下的乔致庸，听说左大人要到他家登门做客，也是喜中有惊，整个大院都失去了平日里的沉稳和有序。
经过一番忙碌的布置后，乔家大院迎接这位封疆大吏的准备一切妥当，当左宗棠一行到达乔家堡时，乔家人纷纷跪倒行礼。身着便装的左宗棠下轿，并无人们想像中大官的颐指气使的派头，待人介绍亮财主乔致庸时，左大人急上前一步握住乔致庸的手，口称：“亮大哥，久仰了。”这一声亮大哥使这位走遍天下的巨商乔致庸先是不敢相信，继而觉得与左大人距离马上拉近了。在一个偏僻的村落里，即使是富甲天下的乔家，面对一个名扬天下的朝廷军机大员的到访，无疑也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左宗棠的平易近人和豪爽使乔致庸萌生了一个想法：请左宗棠为其大门外修建的百寿图照壁拟一对联。满腹经纶的左大人即兴挥毫，为乔家大院留下这副劝诫世人的楹联。
在乔致庸主持乔家商业时，先有“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继而有大德恒、大德通票号汇通天下。乔家两大票号在全国通都大邑设有30多个分号，总资本多达1000万两白银乔家大院的书房以上。乔致庸身在商海，却一生手不释卷，酷爱书卷，在村民眼中“俨然一老书生”。“幸有两眼明广交益友，苦无十年暇熟读奇书”——乔家客厅的这副对联正与左大人门前赠联意趣一般，传递着主人在“商”却求“儒”的一种心境。
无论多么儒雅的商人，也还是商人。商人注定与财富伴随一生，迷恋一生。走过乔家“在中堂”，在它高挺的后墙砖缝里，稍一留心，便可见每一处砖与砖的缝隙里，几乎都嵌入了钱币——清代的铜钱。对在“银祁县”里玩惯了成堆的白银和汇票的商人家族而言，铜钱似乎已算不了什么财富，但对于乡村里祖祖辈辈在黄土地上种庄稼的农民而言，这仍然是一笔难以想像的财富。其中的缘故其实很简单，作为商宅，它在执著地向世人夸耀着自己的财富——自己家的大院是以“钱”垒造的宅院。
大院屋檐的兽头装饰乔家大院的墙头兽为闭口兽，对于商人，招财进宝多多益善，闭口脊兽有财不外露的含意。在房院布局上，严格遵守“东高西低，阴不压阳”的规则。在汉民族远古神话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被称为道家四位守护神灵，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和青、白、红、黑四色。在民间宗教习俗中，东为上为阳，西为下为阴，晋中人家的风水观念里，信守着“宁让青龙高三头，不让白虎压一筹”的习俗，乔家大院从一号院的院门向里时，地平线逐一抬高，至最尽头的正屋，还要上几级。特别是山西这个多山之地，依山势建造住宅，更迎合了风水上讲究的“前低后高，子孙英豪”的说法。
乔家大院宅楼的花岗岩护栏上，有各种精美的浮雕，把晋中乡土风俗和主人的生活欲求融入其中：小狮饰4只、8只、10只不等，喻义为事事如意、时时如意。牡丹花和白头翁，喻义为富贵白头。松鼠戏葡萄，喻义为多子多男。《文昌帝君阴骘文》壁挂一蔓干枝缠连理，表示财源滚滚、腰缠万贯。蝴蝶红菊花，表示耄耋之年，长命百岁。
在封疆大吏们的眼中，乔家宝物难以计数，乔家富足时所收藏的珍宝不在少数，乔家乔景僖、乔映南父子酷爱收藏古玩。据说乔氏收藏有鼻烟壶数十个，还有用七八十块寿田、青田等名贵玉石组成的印章，每块上刻一句文，合起来为整篇《文昌帝君阴骘文》，是由明代著名篆刻家文彭操刀。这一珍贵文物原来是清贵族端方保存。他和乔家一直有来往，后端方遭暗杀身亡，此物就归乔家所有。
渠本翘 办实业 中堂错爱
渠家的长裕川茶庄祁县渠家：祁帮商人是我国清代商界一支劲旅，而渠氏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他们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渠氏先祖也是做贩运小本生意，是走村串户的货郎，经常在上党贩运潞麻和梨到祁县，再把粗布贩运到上党，天长日久有了一些积蓄。明代在祁县定居下来，后来子孙经商于包头一带。在渠源浈曾祖父渠同海时，在包头经营的商业已粗具规模，以购地十余顷，经营着菜园、粮油、茶叶，并兼营钱业生意。到清朝乾隆年间，渠源浈的祖父映璜又增设长源川、长顺两个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至此渠家已经积累了万贯家财，成为巨商大贾之家。据渠家传说，他在逝世前，有银120万两。其子长瀛、长发两门各分银60万两，因长瀛早逝，由他两个儿子源潮、源浈继承，各分得银30万两，而长发的60万两由其子继承。在咸丰、同治年间，渠家商业达到辉煌的顶点，当时渠家拥有像三晋源、长盛川、百川通、汇源涌、存义公等著名票号。此外，还开设有众多的茶庄、盐店、钱铺、典当、药材、绸缎等商业字号。据说总数有数百座之多，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渠家的财富到底有多少，现在很难说清。有人说，“旺财主”渠源浈生前在三晋源票号建有一座银窟，他死后，其后人从中挖出300万两。渠家宅院富丽堂皇，其建筑之考究甚至超过乔家大院。整个祁县县城，渠家建筑占了大半，号称“渠半城”，真可谓富可敌国。
百川通票号内摆设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起进入黄金时代，当时是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源浈小名旺儿，被乡人称为旺财主。他是著名的三晋源票号财东，该号创设于同治初年，资金30万两，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分号11处，最盛时营业额达六七百万两，每股分红利6000余两。渠源潮是长盛川票号的财东，源浈还与源潮等合组百川通票号，投资存义公票号，同时还在各省设有茶盐店、钱铺、当行、绸缎庄、药材店等庄号。
百川通票号银库渠源浈是渠氏家族中最善于经商理财者，如同治年间，他投资银30万两在平遥县南大街开办的百川通票号入股。后来柜上存入了旗人一笔3000万两的巨款，只保存银，不要利息。百川通大走财运，三年结账，每股分红1万余两，他每次分红10万两，百川通票号连续分红三次，挣回原来本钱后，他便断然将本金全部抽回。商界人士十分惊讶便去问他，他却笑而不答，后来他才说出其中缘由，原来他认为，凡事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盛者必有衰，买卖有挣就有赔。百川通存银是旗人的，旗人有权有势，时间一长难免要耍无赖，何况发财也要有够，差不多时就要罢手，这样股息皆得，如到亏损衰败下来时就悔之晚矣。果然，时过不久，百川通的生意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渠源浈远见一时在山西商界广为流传。
渠家大院渠家很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清末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渠家深感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于是聘请这方面的教师为其子弟授课，期望他们在未来得到最好的发展。渠本翘就是渠家最杰出的传人。他生于1861年，卒于1919年，1888年中举、1892年成进士，曾任过内阁中书，又东渡日本以清外交部司员任驻横滨领事。1910年任典礼院直学士。本翘当家主持渠氏商号后，不仅投资开办近代企业，而且亲自出任经理，他是山西近代最早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从房屋配件装饰上就能显示官商和民商之别，如宅屋的脊兽在官商和民商的宅院中形状并不相同，太谷曹家、灵石王家、祁县渠家都是张嘴脊兽，而对官商来说，做官理当为民说话，说话必得张口。商人都希望家族里有人捐官或科举入仕，渠家院落有了一官半职时就会对外界张扬，以示其既富且贵的得意。三星高照也是大院中人最常见的一景，在主人所居门额上雕刻福禄寿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三星高照可谓是没有缺憾的人生。祁县渠家大院雕刻将一至九的数字巧妙嵌入雕刻艺术品，诸如一蔓千枝（多子多福）、和合二仙、三星高照、四狮护栏（事事时时如意）、五福捧寿、鹿鹤同春、七巧回文、八仙过海、八骏九狮，将大院装点得生机勃勃，情趣盎然。
渠家院落常家铺 恰克图装满钱袋
常家曾经是显赫一时的商贾旺族，在崛起的晋商中曾名列前茅，在全国近代商业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常家始祖仲林原来是太谷人，明朝弘治年间迁居于榆次车辋村。为刘姓大户放羊，只是寄人篱下。后娶妻生子，也无自己所属院落的记载。直到仲林的孙子延和、延美、延玉兄弟三人成年之后，才勉强购得一片土地，筑起一个小院，有了栖身之地。家境仍然贫寒。传说常家三兄弟因贫寒受村民歧视，大旱之年不得用村中共用水井，三人便齐心协力夜以继日在院中挖了一眼井。在常家富裕后，这所低矮破旧的小院仍保留在常家后街南向中端的深宅大院包围之中，表示致富不忘本，世世代代感恩历尽艰辛的祖先庇护的意思。明朝末年，常家开始经商成为小康，到第八代常威使商业活动开始走向兴盛。
从常家的历史看，开始起家目光就是向外的。远在18世纪之初，常氏八世祖常威就是只身背着一条装有资金的“捎马”（口袋），靠打卦为生，不动袋内资金，徒步到张家口开始经商的。大约在清康熙时，常氏的先辈经商于张家口，开始是布摊，后来扩大到店铺，称“常家铺”。常家大院他在张家口苦心经营，扩大积累，不断开设新店，实行规模经营，逐步扩大自己的领地。清朝雍正年间中俄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开辟的恰克图（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阿尔丹布克）为中俄商人交易市场，此城由中俄双方商人共建；俄方称恰克图，中方称买卖城，并总领中俄贸易。常氏一直发展到进入恰克图，进行对俄贸易，把目光放到对蒙和俄国。当时已经年迈的常万达毅然率子孙北上开拓新的事业，他将常家商号开设到恰克图，向俄商出口茶叶、绸缎等物品，也引进皮毛、银锭等物内销，“生意兴隆，岁入倍常”。以后又开设了“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分号。后来“独慎玉”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号。构成了以总号“大中玉”为中心的“五大玉”连号搞外贸的格局。常家十三代常立训还开办了对俄贸易的金融机构账局。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常家，常家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在晚清时，在恰克图十几家大商号中，常家一门独占四个，堪称为清代山西省的外贸世家。到后来常家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对俄贸易，把买卖做到莫斯科去了。常家的对外“五大玉”，与常家从事内贸的遍及全国的“十大德”内外联网，内贸促外贸，外贸牵内贸，形成了巨大规模的良性循环，商号呈滚动发展的宏大局面。
在恰克图城中有影响的十余家大商号中，常家占有五家，即大德玉、大泉玉、大升玉、独慎玉、大美玉，与设在莫斯科等地的玉字号茶庄并称北常“十大玉”，与南常“十大德”商号相对应。当时茶叶为恰克图最大的买卖，占到对俄贸易的94%，而常家贸易额占46%。清政府为鼓励贸易，截至咸丰元年（1851）的100多年间，概不征税。嘉庆二十四年（1819）统计，对俄输出茶叶一项即高达500万卢布，约合白银200多万两；道光十七至十九年（1837-1839），平均每年输出807万磅，约值800万卢布；道光二十三年（1843），输出12万箱，价值可达1240万卢布。由此可见，常家仅此一项贸易，已是成为巨富之家。
常家为纪念先辈创业的艰难，特在家祠内立“常布铺”招牌一块教育后代子孙。常家发迹后，人丁繁盛，分为南常与北常两大家族，南常称世荣堂，北常称世和堂。北常商号多带玉字，号称十大玉，有大常玉、大德玉、大全玉、三德玉、保和玉、慎德玉、大升玉、大涌玉、大顺玉、泰和玉、独慎玉、三和玉等12家。南常的商号名称均带有德字，如大德通、大德美、大德昌等，号称十大德，商号遍布多伦、张家口、兴化、苏州、上海、汉口、太谷、大同、繁峙等地，南北常比较而言北常财势较大。常家致富后，便急于改换门庭提高社会地位，让子弟读书，常家逐渐由世代从商变为商儒兼有。从咸丰时起，常家已有人担任过主事、员外郎、教谕等官职，常家商业经庚子事变和辛亥革命逐渐衰落下来。
书卷香瓜的石墩寓意宅院此后为书香门第有清一代，常氏家族不绝于科举，但决不轻视商业，而且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在200年的经营之路上，常家尊儒重教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知诗书、识礼仪的儒商，把儒家的道德思想融于商业经营之中，形成了一个既有商业意识，又有文化素养的优秀商业管理群体，使常家产业力压群芳，长盛不衰。虽然常家也坚持“学而优则贾”，不去做官，但常家十分重视对弟子综合素质的培养，而不是仅限于商业能力的培养。常家文风很盛，学者辈出。从八世到十六世，常氏考进士、举人、秀才者，多达176人。其中进士1人，举人10人，国子监监生60人。常家大院处处透露出灵秀之美常氏学子虽不做官，但修其学业的气氛却相当浓厚。正是由于常氏注重教育，因此出现了商贾之家罕见的文化盛世，这个家族社团先后活动达13年之久。常氏家族为商而重儒，这是晋商中的一个奇特现象。由于常氏家族重视教育，常家在后来家业衰败之时，却形成了儒盛商衰的现象，常家的许多后人都成为大学者。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也算对常家重视教育的回报。
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极其聪明，长大后放弃科举，去张家口经商。维丰极有才能，办事干练，尤其擅长于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作得很好。但是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常家大院的后院观稼阁常家在明末家道小康后，就开始了宅院的修建，而常家庄园大规模的修建是在乾隆年间南北常的分家，北常从乾嘉年间大兴土木，开始分堂建院，到光绪年间经过前后近百年的修建，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常家大院。建筑面积占了车辋村原面积的近一半，常家住宅在村中整整占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沿着这两条街，常家的深宅大院亭台楼阁相映成辉。常家大院有房屋4000余间、楼房50余座，占地60万平方米。园林13处，占地7万余平方米，房屋1500余间，仅楼房就有40余座。常家庄院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所存规模仍很可观。庄园整个布局散而不乱，错落有致，建筑居于祁县、太谷、平遥晋商各院之首。
现存常家大院的主体建筑和景观有：一山一阁（观稼山、观稼阁），两轩（听雨轩和知味轩），四园（杏园、狮园、遐园、可园），五院（祠堂院、总账房书院、约斋书院、石芸轩书院、私塾院），六水（小石潭、曲溪、沼余湖、莲池、洗池、方正池），九堂（节和堂、人和堂、体和堂、慎和堂、雍和堂、谦和堂、养和堂、光和堂、贵和堂），八帖，十三亭，二十五廊，二十七院。观稼阁位于望稼岭东端，为面临沼余湖的五层高楼，它既是常家庄园的最高建筑，也是静园的主体建筑。
山西有“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之说，常家住宅当年的规模相当于祁县乔家大院的5倍以上，常家大院主体建筑雄浑方正，每个正院均分内外两进，外缘一律临街，南房倒座，大门侧东洞开，内有东西厢房各五间，正北则又一处倒座南房，正中设垂花门，里院则成长方形，为外院一倍，上房与南房相对称，东西各有厢房间数不等。这一结构与普通大院高墙护卫稍有区别，有极好的防盗功能。据说采用这种方式防护院落是源于一段传奇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