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商机 运粮草 万里海疆。
济家用 通国运 名震淮扬。
古猗顿 为商祖 源远流长，
依然表里晋山河，
古镇唐多地不讹；
乔木真堪称故国，
家家门巷古槐多。
这首《太原杂咏》是说山西作为古晋国历史悠久，而山西人经商更有着悠长的历史。
早在夏商周时期，解州池盐消费地区就是封建统治者的国都。春秋时期，晋国为了招徕商人、培植国力，采取了“轻关、易运、通商、宽农”山西池神庙的政策，使山西出现不少富商大贾。春秋战国时的猗顿，从山东到山西落户，从经营大牲畜牛羊到贩运解州池盐发迹，成为富比王侯的大商人。汉设猗氏县以纪念他。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山西商人又加入了与西域商人贸易的行列。此后，山西商人在各地经商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马可·波罗游记》称太原：“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还特别提到在晋陕豫黄河三角地区有“大批的商人从事广泛的贸易活动”。晋商真正迅速崛起并称雄商界五百余年，成为著名商帮，是从明初开始，并由此成就了长达四五百年的商业辉煌。
地瘠民贫的山西山西人曾经成群结队地外出经商，对此许多人试图寻找其中的答案。古人分析山西人外出经商的原因时说：“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太原以北，冈陵丘阜，硗薄难耕，乡民惟以耕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待命，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兼拙于远营，终岁不出里门，甘食蔬粝，亦势使之然。”其实大家公认的是因为山西地瘠民贫，生活的困窘逼迫人们为维持生计而经商于五湖四海。明代，晋商的勃兴与山西的物产资源有很大关系。山西铁矿资源丰富，产铁悠久，官办冶铁在历朝历代占有重要地位。明洪武六年（1373），全国冶铁所十三所，山西就有五所，其中两所在吉州，太原、泽州、潞州各一所，产铁量居全国第五位。其中，山西交城的云子铁，质地优良，用于铸造兵器。在明代，山西产铁州县达十九个。平定、明代冶铁法吉、朔、潞、泽州、太原、交城、榆次、繁峙、五台、临汾、洪洞、乡宁、怀仁、孝义、平遥、壶关、高平、阳城县均产铁，阳城产铁最多。阳城古代已开始开采铅锡铁等上贡政府。泽州和潞州两地也产铁，分为生铁和熟铁。生铁可铸大炮、钟、鼎、锅、壶、脸盆、犁铧等，熟铁可打造刀、剪、锄、、锨、镰、钉等，年产铁750万到900万斤，相当于明朝初年全省铁产量的七八倍。因此，阳城居民世代出外经销铁货。阳城李思孝在开封、周口、亳州、曹州等地设有商号，资产达数十万两。杨、曹、徐均为明代阳城的贩铁大户，活跃在河南、山东、河北、内蒙等地。泽潞冶铁经过漫长的发展，到明代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在个体冶炼的基础上出现了以分工为基础的规模较大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从而使铁和铁货产量提高，四方商家聚集，行销国内各地。泽潞两地生产的生活和农业用具及生活用具，通过省内和省外商人运销天下，供民需所用。泽潞铁货商人涉足各省，潞安经营铜铁锡器的商人，明代冶铁图很早进入京城，并在北京创建了潞安会馆。明代，泽潞铁货驰名天下，在铸造工艺上，不仅可以生产生活用具、生产工具，还可以加工铁钟、铁牛、铁狮等艺术品，铸造技术高超。潞州出产的铁锅，是北方边镇蒙汉互市上交易的重要商品之一。
明代，山西蚕丝生产迅速发展。当时山西许多州县种桑养蚕，缫丝织绸，出产绫、绸、帕、绢等丝织品。绫产于太原、平阳、潞安、汾泽四州。绸，产自潞安府和泽州。帕，出自平阳府、潞安府、泽州，蒲州府和高平县米山的帕最好。虽说山西出产丝绸的州县很多，但产量最多、质量最好的要数潞州和泽州的绸缎。中国丝绸产区一向以苏杭为主。到了明代，明代纺织业的发展潞州与苏杭并列，是中国三大丝织业地区之一。潞州和泽州织机最多时曾达到一万多张，织绸技术达到了高峰。这两地产的丝绸有大小之分：大潞绸，每匹长五丈，宽二尺五寸；小潞绸长三丈，宽一尺七寸。潞绸颜色鲜艳，有天青、石青、沙蓝、月白、酱色、真紫、黑色、红青、黄色、绿色、红色、秋色、艾子色等14种色彩，织工技艺精美，为明代人所喜用。潞绸的发展带动了晋商的崛起，它的生产无论产品销售还是原料购进，都离不开商人。晋商跋涉各省，到四川、浙江、湖州、山东、河南、直隶等地购买蚕丝供应原料，或到通都大邑开设店铺出售丝绸。潞绸不仅销售于内地，也行销于北方蒙古地区。
明代的潞丝织品山西各地产煤，宋代，当地居民就开始用煤做饭，煤的储藏量相当丰富。明清时期，山西煤除供本省使用外，还运往周边省份销售。在明代，山西冶铁业、丝织业和采煤业的发展，是晋商迅速发展的物质基础。
抓商机 走边关 借帆远航
晋商成为明清时期著名商帮，直接受惠于明初政府所推行的“开中制”食盐政策。明朝皇帝朱元璋从蒙古人手里夺得天下，当年因实力限制，没能将蒙古军队一网打尽，蒙古军队不时骚扰北方各地。为坐稳龙椅，朱元璋和他的后继者想了很多办法均无济于事，最终用了修长城、在北方边镇驻扎军队的老办法来防御蒙古军队侵扰。在东起鸭绿厚实的黄土地是晋商的发祥地江西至嘉峪关绵延万里的边防线上，相继设置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边镇，共驻扎约八十万军队守卫边疆。为解决戍边军队的粮草供应，政府在北部边境让将士们耕种田地，自给自足。但北部不同南方的鱼米之乡，土地贫瘠，气候寒冷，粮食产量很低，难以满足大量粮饷、布匹、草料等物质的需要。皇帝只好每年拨运粮饷供应边防官兵，而这些粮饷是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农民运送到边镇。这对于农民而言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它不仅妨碍农民按季耕作，而且运转费用常常超过正粮的一倍以上，常使贫苦农民倾家荡产，民间怨气十足。洪武三年（1370）六月，第一任山西行省参政建议：“大同粮储，自陵县（今山东陵县）长芦运到太和岭（今山西马邑），路远费重。如今商人于大同仓交米一石，太原仓交米一石三斗，发给淮盐一引，每引一百斤，商人纳米完毕，就可拿发给的盐引去指定的盐场领取食盐售卖，如此，既可以节省转运费用，又能减免百姓负担，解决边塞军队供应物资问题。”朱元璋见这建议利国、便民、可增加国家盐税，商人也因有利可图而乐意缴纳粮食，就采纳了这项建议。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开中制”政策的出台。
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政府利用自己控制的食盐专卖权，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所需的粮食，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食盐。为获取盐引，商人们必须要在北部边镇缴纳粮食，山陕商人抓住政策提供的机遇，利用靠近边关、运输便利的优势，北京故宫捷足先登，将自己挖土窑宜藏粮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商业效益，奔走于北方边镇和两淮盐场之间，成为第一批粮盐商人。山西地处南北交通的要道，东面是北京和商业聚集地天津，北面连接蒙古，可通关东，西面连接关中，可通甘陇、新疆、四川，南面连接河南，可通东南繁华城市。晋商抓住南来北往的货物都要途经山西这一有利条件，向距离山西较近的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诸边镇大量贩运粮食，换引贩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