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之道，有张有弛。居官之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进不退，定生祸端，只退不进，无所作为。老子说：“功成身退，天之道。”管子也说：“名进而身退，天之道也。”曾国藩深得其中真味。
（1）越是位高权重越是常怀忧患
同治三年（1864年）3月间，曾国藩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其实他本可以高枕无忧。一则自己兵霸一方，水陆两部均在旗下；二则自己劳苦功高，战绩威震天下，金陵（太平军首府）唾手可得；三则自己对皇上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心直身正；四则弟弟国荃也厉兵秣马，相与照应。然而曾国藩仍然“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者”，一是因为军饷拮据，恐怕军营哗变，功败垂成，丢城失地，遗患江西；二是户部奏折似有意在他与皇上间为难；三是因为自己用兵太久，担心朝廷内外怀疑他擅权专利。兵权太重，利权太大，这才是最值得忧虑的啊！曾国藩在想，自古以来，高位权重的人，没有一天不是在忧患之中，现在自己上下难当，左右难处，怎么办呢？曾国藩在想，江西争厘（设卡征税）的事如果不成功，那么就会饷缺兵溃，当然可忧；即使争厘成功，那么专利的名声就更为显著，更是可惧。反复思虑，再三筹划，曾国藩做出决定：解去兵权，告病引退。一来可以平息别人的怀疑诽谤，二来向朝廷表明自己不敢久握重柄，三来对自己还有避其重取其轻的意思。曾国藩想，如果从此事机日顺，四海之内不再兵刃相向，那么我就长期引退并终老山林，不再出山参与政事，这于公于私都是值得庆幸的。对曾国藩来说，引退山林并不是迫不得已，他不引退，同僚也无可奈何，皇上也无可奈何，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图谋不轨，况且他屡次拜恩受赏，他有什么理由归隐山林呢？然而这样想他就不是曾国藩了。实际上，在天京陷落以前，清政府既已开始着手限制曾国藩势力的膨胀。在军事上，对曾国藩进行防备。在湘军合围天京的同时，清政府以防太平军北上、东援为由，调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交界之处，冯子材、富明阿把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武昌，在长江中下游三大军事重镇上皆屯兵陈粮，实际上是防患于未然，以免湘军在攻下天京后，肆意北上，问鼎京师。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竭力偏袒沈葆桢，使湘军在粮饷供应几至山穷水尽的地步，以防湘军势力的继续膨胀。
（2）把以退为进作为消灾避难的良方
天京陷落以后，清政府利用湘军内部故有的矛盾，迅速提拔和扶植曾国藩手下的将领，他们的地位迅速提高，以至于与曾国藩地位不相上下。当左宗棠的左系湘军与沈葆桢结成同盟，并脱离曾国藩，向其发起挑战时，清政府则大加利用，暗中支持左、沈与曾国藩分庭抗礼，从内部瓦解曾国藩的势力。而对于曾国荃则竭力进行压制，不让其有抬头的机会。虽已升任浙江巡抚，却以尚未赴任为借口，不允许其单折奏事，此一巡抚，岂不形同虚设；夺得天京首功，本以为可以扬眉吐气，却不曾想竟然接二连三地遭严责和警告。面对大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之势的曾国藩，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境，确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其实，在天京陷落前的一个时期里，曾国藩已经对大功告成后如何收场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当天京陷落以后，面对朝廷的猜忌和随之而来的种种为难之举，曾国藩有了思想准备。要想善其末路，必须自翦羽翼。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7月4日“定议裁撤湘勇”，在7月7日的奏折中，向清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3～4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消”，而时人却认为这完全是借口，是为避锋芒，时人王定安就说过：“国藩素谦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以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寇，威武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曰，国藩之言暮气，谦也。”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也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曾国荃在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惟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而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致使曾国藩十分难堪。
后来，曾国藩曾回忆道：“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所以，曾国藩只好劝慰他，以开其心窍。“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在曾国荃41岁生日那天，曾国藩特意为他创作了七绝12首以示祝寿。
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陆云入洛正华年，访道寻师志颇坚。
惭愧庭所春意薄，无风吹汝上青天。
几年朱笔通辛酸，科北及人寸寸难。
一剑须臾龙变化，谁能终古老泥蟠。
庐陵城下总雄师，主将赤心万马知。
佳节中秋平剧寇，书生初试大功时。
楚尾吴头暗战尘，江干无土著生民。
多君龛定同安郡，上感三光下百神。
濡须已过历阳来，无数金汤一剪开。
提挈湖湘良子弟，随风直薄雨花台。
邂逅三才发杀机，王寻百万合重围。
昆阳一捷天人悦，谁识中军血染衣！
平吴捷奏入甘泉，正赋周宣六月篇。
生缚名王归夜半，秦淮月畔有非烟。
河山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
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
左列钟铭右镑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大虚。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
千里亲疏齐颂祷，使君眉寿总无涯。
童稚温温无险峻，酒人浩浩少猜疑。
与君同讲长生诀，且学婴儿中酒时。曾国藩一席至诚话语，感动得曾国荃热泪盈眶，当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时，竟然放声恸哭，宣泄心中的抑郁之气。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场。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春，清政府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从兄弟二人关于为官进退的态度和遭遇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以退为进、以退护官的为官之道，令后人不由不为之叹服。
为官者，谁不想高官晋爵、官运长久。但官路是险路，仕途如征途。今日座上宾，明天或许是阶下囚，今日高朋满座，明天或许是门可罗雀。所以，为官不知进退，不会张弛，则官位危矣。曾国藩官至显赫，但他深知其中利害，时时谨慎，处处退让，充分表现出他进退有谋，以退护官的为官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