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事只靠自己很难成功。曾国藩善于用人，更善于用幕僚，这使得曾国藩在当时的中兴名臣当中拥有了最强大的幕僚阵容。他的智囊们为他筹划钱粮、应对垂问、参谋军机，也使曾国藩每做决断，总能集思广益，找到最佳的行动方案。
（1）把为国荐才当做自己的责任
咸丰十年（1860年）冬，因侵略者侵占北京，咸丰帝避走滦阳热河行宫，朝廷上下乃有迁都之说。京官具奏者甚多，湖北、河南、山西诸省疆臣也纷纷陈奏，众口一声，以为迁都乃当时第一良策。惟曾国藩称，“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汉迁许都而亡，晋迁金陵而存。拓拔迁云中而兴，迁洛阳而衰。唐明皇、德宗再迁而皆振，僖宗、昭宗再迁而遂灭。宋迁临安而盛昌，金迁蔡州而沦胥。只要有忧思勤勉之君，贤劳之臣，迁亦可保，不迁亦可保；无其君，无其臣，迁亦可危，不迁亦可危。我观察历史世事的变化，觉得除了求得人才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资凭借。”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朋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惠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来，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然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希望借助友人来指出自己之缺点。他说：“有师友的扶持鼓励，即使懦夫亦能立志。”所以，他后来向朋友和兄弟们反复说明“国家因为获得人才而强盛。人才存在才能政通人和。想要自强，必须以修明政事，谋求贤才为紧要任务”；“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国家大计，首重留心人才”。世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坏事如此，好事亦复如此。古人说：“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曾国藩是深知这个道理的，因而在人才问题上深具历史的卓识与战略的眼光。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就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封疆大臣军营统帅遍布全国。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
（2）曾国藩幕府人才济济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规模恢宏，济济多士。幕府，本指将帅在外以营帐为府署，后借代古代达官的参谋班子和办事机构。我国的幕府制度，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养士风尚，平原君等四公子养士数千百人，盛极一时。这些士人或称为“客”，或称为“舍人”，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呼风唤雨，常常左右大局。曾经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李斯，就是从吕不韦的舍人逐渐发迹的。又如，唐代的不少将相，出自汾阳王郭子仪的幕府，这一养士风尚代代沿袭，以致州郡以上官长自聘从事、参军、记室等，已成为定例。而曾国藩的幕府尤称盛大，并且它既具有古代幕府的一般性质，又体现着19世纪中叶的浓郁的时代氛围与曾国藩个人的性格特征。第一，人数众多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二年（1852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幕僚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写道：曾国藩“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划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聚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贡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中碌碌无为，没有很大建树的人都没有全部列入。”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的“幕府人物总表”则开列了八十九人。第二，范围广泛曾国藩用人，如他在经学上不存汉宋门户之见一样，也注意五湖四海，声明用人的原则，应该是官员，乡绅并重，江南江北的人都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贯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23%强；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
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的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沼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这些，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第三，职权膨胀古代幕僚，也称“西宾”或“师爷”，多为清客或谋士，有的也充当文案、刑名等佐助人员，极少数则编书、刻书，如吕不韦的幕客集体编成《吕氏春秋》之类。而曾氏幕僚的整体职权却远不止此，他们掌握部分政权、兵权和财权，直接参与重大的政治活动与军事指挥，管理牙、厘、盐、茶和粮饷、漕务等项，从事军需后勤工作，设立编译馆，选派留学生员，办工厂，造兵器，指令交通运输，甚至撇开清廷的中央政权，直接进行外交和外贸活动等等。薛福成描绘道：“幕僚虽专司文事，然独克揽其全，譬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汇也；譬之力穑，幕府则播种之区也。”容闳叙述道：“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曾国藩据江南财赋之地，人文荟萃之区，又集军事、政事、人事大权于幕府，其幕府实已似一汉人“小朝廷”，权倾一时，势震天下。清朝的这种外重内轻的情况，实自曾氏幕府始。更有甚者，督抚享有保举官员的权力，握有罢免惩戒下级官员的权柄，故曾国藩的幕僚们无不以入幕为进身之阶，由幕僚跃升而为地方长官或军事元戎。李鼎芳表列的八十九名幕僚中，官至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及尚书、侍郎的，即达三十人，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臣。正所谓“旧部多专阃，新除如建旗”。
曾国藩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观察军事也应如此。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幕僚是古代选用人才的一个特殊渠道，正是通过这一不拘常规的渠道，曾国藩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标准选人用人，从而将天下英才尽收幕中，得成绝世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