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 本书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理论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对香港中资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演变的历史与现状的把握基础上，围绕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和控制权私下收益理论对香港中资企业的内部治理问题进行研究。本书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理论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本书力图清楚把握香港中资企业内部治理的现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内部治理现状和问题做出价值评判，即在回答香港中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是什么”的基础上做出“应该是什么”的判断。
（2）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是为了从时点上把握香港中资企业内部治理的现状，动态分析是为了从变迁的视角审视香港中资企业内部治理的变化，它们的结合是为了把握香港中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变动规律。
（3）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理论前提，而定量分析可以验证和支持定性分析。本书在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和控制权私下收益理论，论述良好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公司发展是多么重要的基础上，对香港中资企业的内部治理绩效进行研究，由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香港中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政策建议。
（4）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为了准确把握受两种制度制约的香港中资企业内部治理的特殊性，本书以香港华资企业和内地国企作为香港中资的比较对象，分析三者内部治理的相同和相异之处。本书还从历史变迁的视角，剖析香港中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变迁，旨在揭示完善香港中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1.4.2 本书可能的创新之处
本书可能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受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影响的香港中资企业的内部治理问题。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区别了香港中资企业、香港华资企业和内地国企内部治理机制的异同。
（2）对香港中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绩效进行分析。从内部治理的三个维度全面研究了香港中资、华资和内地国企的公司治理状况，并比较了三者内部治理绩效的高低。
（3）提出优化香港中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对策和政策建议。本书提出两项大胆设想：一是针对境内、境外监管脱节的情况建议国资委在香港设立专门的国有企业监管机构，行使对中资企业进行管理、协调和监督职能；二是打破过去封闭式管理的传统，建议香港中资企业聘请外部的专业人士担任董事，参与对中资企业的决策和监管，以减少“内部人”控制现象。
注释
[1]案例“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信贷资金违规炒股”选编自王磊和严登峰：《知法违法，光大银行2 500万信贷资金违规炒股始末》，《每日经济新闻》，2005年7月25日。
[2]后来双方发生分歧，这一案件才浮出水面。2001年8月14日，光大银行淮海支行提前收回2 500万元贷款，并于2004年7月20日将外经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归还尚未收回的375万元贷款。而随后，外经公司也于同年8月16日将光大银行告上法庭，要求其继续履行《银企合作协议》，为自己提供2 500万元的贷款。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证，整个事件过程的始末是，冶金公司欠光大银行470余万元→光大银行向外经公司发放500万元贷款→外经公司用该款项为冶金公司偿还贷款→光大银行再向外经公司提供2 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外经公司直接或通过其关联公司将资金打入光大证券→光大证券将此款项转入某个人账户，该账户进行股票投资→股票投资收益直接或通过关联公司支付给外经公司→外经公司用投资收益归还光大银行贷款。
[3]案例“中行纽约分行受罚事件”选编自：《中行纽约分行受罚事件内幕》，《财经》杂志，2002年2月5日。
[4]根据美国和北京的消息披露，这两宗罚款，无论对于美国货币监理署还是中国人民银行，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惩罚。
[5]此次中行美国的三家分行———纽约分行、华埠分行以及洛杉矶分行受到检查并被发现有不当行为的时间，主要在1991~1999年间。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一起诉状称：周强、刘平及中行前员工杨仲琦采用欺诈手段使中行损失了3 400万美元。周强和刘平是一对夫妇，通过他们本人或其亲属拥有的以名为NBM公司及相关公司从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骗取贷款；而在该行内部，又有一位Patrick Young的信贷部门副经理与之配合，共同作弊。其结果，使中行纽约分行在1992~2000年的8年内损失了3 400万美元。除中行起诉书涉及的周强、刘平、杨仲琦案外，在美国货币监理署名单上已经曝光的还有6名个人与18家公司，可推知中行在美分行发生的“不安全和不可靠的行为”远不止周强、刘平、杨仲琦案一桩，损失金额很可能大大高于事发时已经公之于众的3 400万美元。
[6]粤海集团1980年6月在港注册成立，为广东省政府在境外设立的首家企业。粤海投资为继中信泰富之后第2只晋升为蓝筹股的中资股份。可惜，一场亚洲金融风暴令到粤海系濒临破产的边缘，揭露了系内公司的严重财政问题，当时获聘于广东省政府审计粤海财务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完成有关审计后，对粤海的财务危机成因的结论是：“投资失当、贷款无方”；“融资方便、债台高筑”；“缺乏制约、监控无力”；“弄假作假、账实不符”等。当时，粤海重组成为举世瞩目的重组事件，其重组范围广涉4个集团，共计500多家企业，遍布内地及港澳、美国、英国等超过10个国家与地区；参与重组的债权银行逾200家、债券持有者达300多家、贸易债权人超过1 000家。截至1998年底，粤海系4家集团总资产为287.56亿元，但总负债达到489.86亿元，资不抵债达202亿元。由此可见，其时粤海重组之路是何等的复杂且艰巨。以上文字引自旨恩：《中资大班辞任之后》，《香港商报》，2005年8月4日。
[7]从1996年6月~1997年10月，由麦坚主管负责的广丰行公司在严重亏损、没有真实海产品进口贸易的情况下，委托广南公司或广南属下的益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怡公司）为其申请开具信用证，信用证受益人由他指定。事实上，这期间的广丰行公司和广南公司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贸易关系，附随单据都是虚假的。广丰行公司先后要求广南公司或益怡公司为其开具了18笔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并持虚假的附随单据到银行贴现。经司法会计鉴定，该18笔信用证合计金额为港币77 534 212.62元。从1997年3月~1998年8月，广丰行公司只返还益怡公司港币273.5万余元，广南公司或益怡公司代广丰行公司垫付的信用证项下共计7 716万余元至今无法收回，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以上文字编选自：《18单假信用证骗走7 700万》，《南方都市报》，2005年2月6日。
[8]新华网：《原中行副董事长刘金宝因贪污受贿等罪被判死缓》，2005年8月12日（http：//news。sohu。com/20050812/n226656773.shtml）。
[9]本段主要参考丛容：《中国银行业的行长之痛》，《世界商业评论》，2005年7月5日（http：//observe。icxo。com/htmlnews/2005/07/05/626344.htm）。
[10]引自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副会长陈守杰的讲话：《香港中资企业逾两千家》，《证券时报》，2005年1月25日。
[11]详见李致平、董梅生、肖转乔：《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机制与绩效的关系》，《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33~36页。关于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制度、公司治理机制的相互关系参见倪毅：《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探讨》（转引自法律图书馆网站，http：//www。law-lib。com/）。倪毅从利益相关者的研究视角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应包括公司治理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两部分。公司治理制度主要是关于投资者与经营者、经营者与管理者之间委托与控制、评价与监督、激励与约束的公司运行制度，即投资者（所有者）如何通过立法或法律的形式将自己的资产委托给公司董事会，采取何种途径对公司董事会及其管理层进行控制，如何对经营者、管理者经营及业绩进行评价与监督，如何实现对经营者、管理者以及他们之间进行约束和激励的制度安排。它主要包括：（1）治理主体，即谁参与治理。企业治理主体是利益相关者，即与企业公司生死共存亡的个人和团体，如股东、经营者、雇员（工人）和债权人等。（2）治理的客体。治理的一般客体是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关系，具体来说是指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及对经营者的约束和激励问题。（3）治理的手段，主要是法治手段。法治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公司治理机制是指在公司治理结构配置完备的基础上，如何进行运作、运行及相互协调的动态过程。公司治理机制包括公司治理机制所实现的目标、要求和运行模式。公司治理机制实现的目标与公司治理结构配置的目的应是一致的。公司治理机制的目标就是通过促进利益各方（股东、管理层、雇员、债权人等）相互协作，实现利益各方的激励和相容，以达到保护股东的利益及相关利害者利益，保证公司经营目标有效实现。其要求：一是公开；二是公平；三是诚信；四是合法；五是有效。公开、公平、诚信、合法、有效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本书不对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进行严格概念界定与区分，而采取大多数研究者的通行做法，把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看作是同一的。本书侧重于从治理方式与途径研究公司治理机制。
[12]详见任冷：《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0~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