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为止，尚未见到以“家族企业与社会资本融合”为题的研究文献。但相关内容的研究却散见在一些文献中。在此，笔者将对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文献做一简要述评。
2.3.1 家族企业与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融合
前文提到的钱德勒于1977年发表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是研究家族企业向现代工商企业成长的最重要的文献。其研究的中心是：从1840～1940年，美国家族企业是如何演变成现代经理式大企业的。根据钱德勒的研究：直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企业仍然是小规模的和个人经营的方式，几乎都是家族的事情。老板就是经理，而经理也是老板。到了1900年前后，大的销售公司的高层经理仍由老板们自行担任，所有权并没有与控制权分离。即使是那些有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相结合的大企业（除铁路、通讯等行业外）中，创业的企业家、他们的家族和他们的合伙人继续控制着这些企业。他们亲自握有公司的几乎全部有选举权的股票。因而尽管日常的经营不得不交由专职的支薪经理负责，但长远决策，诸如投资、资金分配、人员招募等重大问题的决定权，仍集中在少数老板手中。
钱德勒（1990）在另一部巨著《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中指出：“在美国，家族控制这些大工业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仍然是普遍的。然而到那时，很少有家族试图自己管理企业所有的日常业务”，“在德国，至少直到纳粹政权出现以前，家族、大投资者和银行继续扮演着较大影响力的角色。在英国，甚至20世纪40年代，个人和家族的控制与管理仍然比较通常而不是例外”。
那么，在20世纪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大型现代经理式企业是如何从家族企业发展起来的呢？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一书认为，主要由以下因素促成了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能源、运输和通讯的革命性创新，加上竞争的压力和对利润的追逐，“促使业主们一体化他们的经营活动并进行进一步分工，同时雇用支薪经理监督并协调流通于其庞大企业内的货物。新形式的丰富能源以及革命性的新型运输和通讯手段的几乎同时出现，导致了美国商业上和工业上现代企业的兴起。”就建造铁路而言，所需的资本大大超过了购置种植园、纺织厂甚至一个船队所需的资本。因此，单独一个企业家、家族或合伙人的小集团几乎不可能拥有铁路；同时如此众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也不可能亲自去经营铁路。管理工作不仅繁多而且复杂，需要特别的技巧及训练才能胜任，只有专职的支薪经理才是适当人选。于是，美国家族企业经过近100年的演变，由支薪经理所管理的大企业，取代了传统的家族小公司而成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管理生产和分配的主要工具。这种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从钱德勒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个过程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一是起初的家族小企业在一系列技术创新和竞争压力下，自身的金融资本不足，不得不通过兼并、合并以及资本市场融资等方式扩展企业规模；二是引入非家族的专业经理人员进入企业，逐步使他们掌握经营控制权，使企业成为支配美国主要经济活动的现代意义上的经理式企业。概而言之，钱德勒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向人们分析了美国家族企业在发展中是如何有效地融合社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但是，钱德勒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企业的发展，并且着眼于行业和产业宏观层面，未从微观层面对企业成长中如何克服吸纳和集成整合资源的障碍，企业内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如何重新配置的变迁过程，各种社会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这种变迁，现代经理式大型企业形成中如何解决委托—代理中的成本和风险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完全用钱德勒的研究框架来探讨华人家族企业的成长，是有局限性的。
雷丁对华人家族企业与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融合问题的见解值得深思和进一步探讨。他认为，海外华人企业中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股东限定在狭小范围内，亦即大都限定在家族成员内。特有的华人企业的特点是：如果不是所有者，就无人能够拥有真正合法的职权。这对于把职权移交给能干的职业人员构成的中高层管理集体来说，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利因素。要推动华人家族企业通过实行西方所谓的“管理革命”，即把权力移交给职业经理人员，并把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明显地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华人家族企业总也逃脱不了家庭统治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福山也认为：华人家族企业通常活力旺盛，同时利润也很可观，可是当他们想要使公司制度化，以达成永续经营的目标，而不要依赖创业家族的财力和能力时，通常会碰到很大的困难。笔者认为雷丁和福山的观点虽然根据并不充足，但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华人家族企业主是否天生有“集权情结”？对此有必要结合当代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实际做更深入的探讨。
2.3.2 家族企业与社会网络资本的融合
关于社会网络对经济活动影响的研究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取得重大进展、并极富有诱惑力的学术领域。博兰尼（KARLPOLANYI，1957）在“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一文中指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内是极其重要的。对经济的结构和运行而言，宗教和政府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
格拉诺维特（M。GRANOVETTER，1985）进一步发挥了博兰尼的“嵌入”概念，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的社会网络①。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LIN NAN，1982）的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社会网络资本就是指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的总和。这个资源的范围广泛、类型众多，如权利、地位、财富、金钱、学识、信息等等，通过社会网络，人们可以获得和利用这些资源，达到功利或非功利的目的。
社会网络理论对于理解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华人社会是一个特别重视并特别善于利用关系网络来达到各种目的的社会。雷丁指出：关系网是理解海外华人社会与经济生活所必须注意的基本情况，中国人的家族企业通过复杂的外界网络扩大交易与势力，家族联盟通过广泛的亲属网抵消互不信任的问题。个人关系网的建立是为了从三个方面取得便利：其一是取得信息，为此在一个行业中保持和各方面的接触是至关重要的；其二是稳定供应来源和市场；其三是巩固企业内部的某些关键性的关系。有学者甚至将我国社会经济活动的特点概括为“关系资本主义”。
我国学者张其仔在其《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对关系网及其作用做了很有价值的探讨。【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并考察了私有（家族）企业通过亲缘关系网络来配置资源的效应。他认为，不但一系列的重要经济资源通过社会网络的管道流向了个人和经济单位之手，而且社会网络被“资本化”，被不少人纳入一定的经济体系，以节约费用，提高效率。李路路（1998）对转型中的私营企业主的体制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私营企业的创办和发展的影响作用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但他忽视家族规则对私营企业的重要影响作用。石秀印（1998）直接提出了“社会网络基础论”。他重点考察了企业家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与作用，认为社会关系媒介可分为血缘的、姻缘的、地缘的和事缘的。他的主要假设是：那些与资源拥有者具有更亲密的私人社会关系的人，更可能成为私有企业家。他的研究表明：存活与成长起来的私有企业家与拥有企业所需资源的单位的关键人物（干部）具有密切的私人关系，或与拥有物质、技术、信息、管理、经营等资源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户手艺人、个体户等具有密切的私人关系。
XIN与PEACE（1996）的实证研究表明：关系对于中国的主管人员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对私营企业主及其管理人员。他们推断“关系”替代了制度体系，使私营企业的管理者获得所需资源、人员、信息以及其他支持。
关于社会网络的构成和效用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也是国际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李新春对这一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对有关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日本、意大利中北部地区、中国台湾及东南亚华人企业的网络联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认为有关台湾中小企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国际竞争力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关系极大。这一研究对探讨华人家族企业成长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上述理论视野为考察华人家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加快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家族企业利用社会关系网络积聚资源的效用是否在递减？亲情网络及泛家族式社会网络作为家族企业资源配置的手段，是否会导致原子式的家族企业之间陷入恶性关系网的竞争？有限度的社会关系网是否会抑制华人家族企业的规模扩展空间？家族企业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复杂的关系联结是否会使它们陷入相互报酬递减的恶性路径依赖的循环之中？是否会妨碍制度化的市场经济规则的形成及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此外，上述研究仍不能令人清楚地了解家族规则与制度规则结合的机制、条件是什么？这种结合能否克服家族企业与社会资本融合的障碍？
2.3.3 家族企业与社会文化资本的结合
上述对家族企业定义的分析中已表明，家族企业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华人家族企业的成长与华人社会传统的文化资本的支撑状态有关。雷丁（1993）指出：儒家理想，尤其是以家族主义为核心的儒家信念至今还深深地扎根在绝大部分海外华人的心中，用“儒教”这一单词去表达主宰海外华人大部分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念是比较恰当的。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特殊性在于：它始终保持着小规模经营的特征，如家长制、注重个人作用、相信机遇、灵活性等，即使已经发展到了很大的规模，仍是如此。它不学西方注重职业化、注重行政组织有效分工以及对各方面不偏私的模式。雷丁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下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
（1）儒家“家齐而后国治”的政治哲学的影响；
（2）多少世纪以来受到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一整套价值观灌输的结果；
（3）中国的历史事实使人们懂得家庭是认同一致和取得救援的主要源泉；
（4）以父与夫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及从属和忠诚的心理特征。
这样一些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使华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如孝顺、重集体、爱面子、对人的有限信任等；也形成了对家庭的责任心、勤劳刻苦、重节俭和教育等道德行为准则以及讲究实用主义的认知模式。雷丁在肯定儒家文化对海外华人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儒家文化的一些负面影响，如中国文化中为家族企业创造条件的第三种力量是“人情至上”思想，包含对个人的忠诚，而这种对个人的忠诚，否定了客观性和公正性，从而阻止了真正合乎理性的和专业的严密管理制度的发展。雷丁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更多地忠于个人，而较少地忠于原则或思想”。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雷丁也考察了儒家文化在海外的演变及海外华人所处的本地文化对家族企业发展的影响。这些探讨给人们带来很多有价值的见解，也进一步激发了对韦伯命题的再探讨。
在这方面，台湾学者的研究特别令人注目。他们认为，在探讨家族主义与华人企业组织行为的关系上，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思考面向：①讨论儒家伦理与家族主义的关系；②探讨家族主义与组织行为的关系；③理清家族主义与经营绩效的关系。陈其南在比较中、日、美的经营体制之后，指称华人的企业组织是“差序关系导向的纯营利经营方式”企业，与日本的“身份关系与共同体理念的经营方式”、美国的“契约关系与市场规范的经营方式”企业是大不相同的。郑伯埙（1995A）认为，企业主持人对员工的差序认知结构，实为影响华人组织行为的重要关键。根据关系、忠诚、才能等三项归类标准，企业主持人会依差序程度，将员工归类为八种类别原型。由于企业主持人与各类别原型之员工的互动有异、信任有别、所持自己人意识也有不同，而导致了华人企业内部复杂、多样而极具特色的组织行为。
笔者认为，当代华人社会与华人企业并非完全受中国传统家文化和泛家族主义的支配，儒家伦理在近代以来，在海外，在核心价值观上都有重大变化，并对华人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华人社会正处在传统家文化与现代工商社会文化的互动、融合、重构的变迁过程之中。华人家族企业与文化资本的融合应有三个层面，即与家文化、泛家族文化（郑伯埙称之为差序文化）和理性制度文化。探讨家族企业与这三层文化资本的融合及其变迁过程对学者展示了极为诱人的学术前景。
如果说，儒家文化价值观促进了海外华人企业的发展，从而使得海外华人经济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力量，那么儒家文化价值观究竟如何起促进作用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下起作用的？在华人本土的中国内地，儒家文化价值观为何没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在当代及未来中国内地的家族企业发展中，儒家文化价值观是否能充分发挥其重要的促进作用？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
2.3.4 信任与家族企业的成长
学者们在研究家族企业的成长时，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是：家族企业自身的成长及向现代经理式企业的演变是如何得到信任支撑的？家族企业与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融合，没有有效的信任资源的支撑是不可想像的。而社会关系网络资本的核心是信任。因此，信任与家族企业成长的关系问题是研究华人家族企业的一个核心问题。
家族企业如何将信任扩展到家族成员以外来创业和使企业发展？汪丁丁（1997A）在《我思考的经济学》一书中曾深刻地揭示到，外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表明，说服资源所有者把他们所支配的资源汇集到一起，由企业家支配，并实现企业家的创新方案，是最困难的事。在企业家的合作精神里，最核心的东西是一个“信”字。各种企业，经常造成企业生存危机的，是合伙人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发生了问题；“资本”，特别是大规模资本的筹集，在根本上依赖于市场经济的现代模式的最核心的一项制度——信用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的分工合作，没有“信用制度”的支持是不可能扩展到家族或血缘关系的支撑范围以外的。钱德勒虽然详细研究了美国家族企业向现代经理式企业的发展历程，但对此问题的探讨却语焉不详。对现代中国的家族企业而言，这个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最难逾越的障碍。
“信任和信用”当然包括法律形式和文化观念两种形态，而后者则是根本的。当我们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任资源与企业发展的关系时，又发现一些矛盾的令人困惑的现象。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讲“信任”的民族？从大量的古训和格言中，我们看到两种相反的状态：一方面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士为知己者用（甚至死），为朋友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另一方面是：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见人未可全抛一片心等。两种说法都是有大量的历史故事支撑。马克斯·韦伯（MAXWEBER，1920）曾明确断言：“儒家君子只顾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这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伦理宗教，特别是新教的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族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于家族的优势。”韦伯认为阻碍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儒教过于重视家族和家族关系。韦伯的论断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才逐渐有学者挑战韦伯的论断。前文提到福山，他的著作《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他对世界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家族企业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华人社会的工业结构和天主教拉丁语系国家雷同得令人惊讶，企业都倾向于由家族拥有和管理，所以在规模上也显得比较小。在这些国家里，企业主多半不愿为公司引进专业经理人。因为这需要跨出家族联系的圈子，而他们对外人的信任感太低了。“因为华人文化对外人的极端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华人家族企业的业主不让专业经理人担任管理重任，宁愿勉强让公司分裂成几个新公司，甚或完全瓦解。”福山这本论著中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差异、社会交往中的信任度是国家之间繁荣和竞争能力差异的原因。他认为，存在着三种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他的社会资本的定义就是：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去合作的能力，是从社会或社区中流行的信任中产生的能力。他将不同的文化区分为低信任度的文化和高信任度的文化，前者的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的社会，后者是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他认为，中国、意大利南部地区、法国等属于低信任文化，而日本、德国、美国等属于高信任文化。注重家族主义的社会比较难以创建大规模的经济组织，而规模的限制终将阻碍中小企业参与全球经济的幅度。
相比而言，雷丁的见解更加慎重和全面。他指出：中国人十分重视“信任”这一观念，中国人的信任建立在个人的承诺以及保持名誉和面子的基础上。“在其他国家需要通过合同、律师、担保、调研、广泛征求意见以及各种时间耽搁才能完成的各种交易，海外华人只要依靠电话、握手、或清茶一杯即可解决问题”，当然，雷丁也谈到，这并不是说合法的手续完全免掉了。同时，他也指出了另一面：华人之间的信任是有限的，是个人之间的信任，“主要特点似乎是对家庭的信任是绝对的，对朋友或熟人的信任只能达到建立相互依赖关系，双方都不失面子的程度”。于是，华人家族企业主在发展企业时必然遇到三个障碍：一是，有限的信任意味着完全可依赖的人很少；二是，由此带来资金短缺，因为控制欲阻碍着权力的分享；三是，由于企业不能形成规模经济而遇到技术上的局限性。显然，对外人的不信任和权力的不可分享是限制海外华人企业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然，雷丁似乎也看到海外华人企业处在发展变化之中，部分家族企业不是一味地注重亲和关系，而是同时注重能力、表现。对这一点，井上隆一郎（1997）看得更清晰一些，在亚洲，“在经营方面，打破同一家族经营的旧格局，起用有能力的专业经营者的倾向也广泛出现”。
从以上述评中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性的假设：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具有突破狭隘的亲情“信用”的限制，可以实现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制度创新。这也是本书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
上述分析表明：韦伯、福山和雷丁的见解虽然发人深思，但他们基本上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成一个常量，特别是把“家”及其家文化看成是范围固定与封闭的，并由此考察其对家族企业发展的影响。这是他们的共同局限性。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1）尽管众多学者的研究都涉及家族企业与某一层面的社会资本的融合问题，但尚未见哪一位学者从理论的综合的角度明确提出这一重大课题。（2）有的研究显得不够系统，对我国家族企业融合社会资本过程中如何有效地突破家族资本的封闭性，打破华人家族企业主的“集权情结”，提高融资能力；如何提升企业吸纳和集成管理资源的能力，促进企业内部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优化安排；如何完善委托—代理机制；如何利用社会网络资本和传统文化资本中的积极成分促进家族企业的成长，如何从人格化的信任向非人格化的信任发展，或者说使这两种信任有机地融合起来，以更有效地支撑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演变等问题都未深入探讨。这表明学者们对家族企业融合社会资本这一课题的理论前沿价值尚未给予充分的估计。（3）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大都侧重于一端，如过分侧重于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有的研究过于宏观，比如福山，未能运用多学科方法和具体的实证方法进行综合研究。这也是一个需要克服的局限。
一般而言，创业者和一定的金融资本的融合是企业的起点。随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不断地融合社会的金融资本，可以说，融合金融资本的能力是企业的基本能力。因此，本章主要是考察家族企业融合社会金融资本的渠道结构及其变化模式，并论证此模式形成的原因，重点要探明不同渠道融资的能力及其发展趋势，以及影响不同融资渠道、特别是正式金融制度融资能力的关键变量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