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主题是家族企业的成长，其成长的核心是家族企业如何与社会资本的融合。
学者对家族企业有多种不同的定义。大多是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角度来界说的，并认为家族企业并不是仅指所有权与经营权完全为家族成员所拥有的封闭式企业组织形态。本书倾向于认为，家族企业是家族资产占主导、家族规则与企业规则的结合体。它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表现为一种连续的状况，包括从所有权与控制权不可分离的紧密持有形式到企业上市后，家庭成员对企业资产和经营管理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对家族企业的概念，笔者将在下一章做深入的讨论。
一般而言，企业成长的标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资本规模的扩大、组织结构的扩展、组织能力的增强和市场盈利能力的提高。对家族企业而言，资本规模的扩大，表明家族企业要突破家族资本的封闭性，不断吸纳外部的社会资本；由此必然导致企业组织结构的扩展，而组织结构的扩展表明企业的委托—代理链条要不断拉长。于是，企业成长对管理资源需求增加，而企业主难以从家族成员中继续获得高质量的管理资源。为此企业主必然要逐步突破家族管理资源的封闭性，要吸纳外部职业经理进入企业，并要有效地对企业内具有不同利益目标函数的人力资本进行有效的整合，由此导致组织能力的增强；家族企业如果能有效融合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那么其市场盈利能力必然会进一步提高。这一过程又与家族企业，特别是企业主是否拥有丰厚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和是否能有效地融合各种管理文化资本有关。一般而言，有效成长的企业都能建立广泛的商业网络或企业联盟，并能塑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企业文化。总之，家族企业要在上述互有内在联系的四个方面获得成长，就必须不断地吸纳和有效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本。
由此可见，家族企业成长的核心是如何与社会资本的融合。社会资本是近十多年社会学，特别是经济社会学中非常热门的话题，其定义不一，我们在此对社会资本给出一个初步的定义，即通过社会历史演变积淀下来的，相对于个体资本而言存在于人际关系状态中的各种资源。如果说市场的作用是配置资源，那么企业就是结合各种资源，并创造新的财富的经济组织。企业的成长实质上就是不断地有效融合社会资本的过程，企业成长的障碍就是不能有效地融合社会资本，企业的衰落或夭折就是融合社会资本过程的中断。
本书将社会资本规定为由以下相互有着内在联系的四个层面构成：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一般而言，企业的成长主要是融合社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但文化人类学和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各种资源的流动与配置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介于市场、企业这两种资源配置机制之间的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机制。对华人社会而言，社会关系网络配置资源的功能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华人最重视社会关系网络，也最善于编织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把家族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泛家族化的本领更是世所罕见。社会关系网络在华人社会经济活动中往往起着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在当前社会转轨状态中，原有的社会制度规则弱化或瓦解了，新的制度规则尚未建立健全。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见解，在正式制度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非正式制度（这里特别所指的是华人社会关系网络）便发挥着重要的替代或弥补作用。家族企业成长中融合金融和人力资本，往往是以社会网络资本为中介的。而家族企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融合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的过程、方式和效率又与特定民族的社会历史长期演变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本密不可分。在这里，文化资本主要是从习俗、伦理价值观或称伦理契约和制度规则来界说的。由此，笔者将家族企业成长过程图建构如下：
上述模型表明：从家庭／家族企业到泛家族企业、泛家族企业向家族掌握临界控制权的演变，直至到公众上市公司是华人家族企业成长的主要路径。这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家族企业成长的最终形态都是向所谓的公众上市公司方向发展，有的保存家族企业的基本形态，但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结成网络联盟，这在台湾中小企业发展中表现得比较明显；有的家族企业的成长可能停留在某一阶段，甚至一直保持纯家族形态；有的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可能越过一些阶段，有的可能在成长中越不过某一拐点而被淘汰，有的可能在不同路径之间跳跃发展，这表明并非所有的家族企业成长都是遵循一种发展路径或都必须越过每一个拐点。
如果从社会资本的不同层面来研究，对家族企业成长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建立模型：
是从企业融合社会金融资本的角度分析企业成长的。它表明：企业在创办和发展初期，即从T1～T2阶段，家庭和家族资本集聚的效率高，企业成长快，如成长曲线A～B段所示。随后企业的成长T2～T3阶段，必然需要融合家族以外的资本，由于制度环境的约束，通过泛家族化的亲情熟识网融资往往成为企业中期成长阶段的主要融资渠道。亲情熟识网融资渠道在正式制度融资渠道欠缺、不畅或门槛较高的情形下，能使家族企业获得一定的社会金融资本的支持，但其融合的效率低于家族内部资本集聚的效率，因而，家族企业的成长减缓，如成长曲线B～C段所示。泛家族融资渠道既有亲情因素起作用，也有理性盈利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这种内在矛盾使其融资能力有限，所以在T3～T4阶段，企业成长又较为缓慢，如成长曲线C～D段所示，表明华人家族企业主要与非家族成员共同拥有企业资本所有权有相当大的困难，这可能与传统文化中的“宁为鸡头、不做凤尾”的心态有关，同时也可能与是否有健全的私有产权保护和资本市场制度有关。如果企业能突破家族和亲情熟识网融资的局限性，向融合亲情熟识网以外的金融资本的方向发展，直至突破人格化交易网络的局限性，即进入T4～T5直至以后的发展阶段，通过非人格化的资本市场向公众融资。这时，企业就会进入较快的成长期。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家族企业都循着这种路径来融合社会金融资本，有的可能并未经过上述的每一个阶段。这里只是给出家族企业融合社会金融资本的一个基本的路径发展模式。
随着家族企业在融合社会金融资本的过程中不断地突破亲情的局限性，企业的资本结构不断发生重大变化，纯家族的资本股权结构不断稀释，也就是说，家族以外的资本不断地融合进来，甚至根本改变企业资本的家族所有权拥有状态。更进一步看，伴随企业家族资本股权的不断稀释和外部资本的融入，家族企业也在不断地与社会的人力资本，特别是与管理资源在不断融合着。也就是说，企业突破亲情局限而不断扩大融合社会金融资本的过程也就是企业吸纳和整合集成管理资源的过程。请看下面的模型。
主要用来分析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融合管理人力资本的扩展所产生的企业管理控制权的逐步让渡与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其企业成长的曲线与曲线的曲率变化基本相近，也就是说，在家族企业创办和发展初期，企业规模不大，业务与管理内容相对简单，因而企业的管理资源就由家庭或家族成员中产生。由于家庭或家族成员之间信任度高，管理资源的集成成本低，所以企业成长较快。随着企业的成长，家庭或家族中的管理资源自然满足不了企业成长对管理资源的需求，而吸纳作为“外人”的职业经理人一般风险比较大。于是，与企业主及其家庭有同乡、同学、同事、战友等关系的泛家族成员比较容易得到企业主的信任，因而易被接纳担任企业的管理人员。一般而言，担任管理岗位的泛家族成员与企业主之间的信任度低于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度，因此管理资源集成的成本增大，企业成长减缓，如成长曲线B～C段所示。同样，泛家族规则的内在矛盾以及泛家族成员的人力资本质量不高又会使家族企业成长进一步减缓，如成长曲线C～D段所示。当企业进一步成长时，必然需要吸纳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这些职业经理人所拥有的专用性知识资本是企业成长中急需的管理资源。企业主及其家族成员，甚至包括泛家族成员的有限的知识和能力不可能再掌管规模庞大的企业的全部控制权，它必须逐步向这些职业经理人让渡经营控制权。这就是彭罗斯（EDITHT。PENROSE，1959）所探讨的有关企业成长的资源约束问题。每个拐点都表明有些家族企业遇到成长中的管理资源约束，越不过这种约束障碍，企业就会夭折。钱德勒（ALFREDD。CHANDLER）在其名著《看得见的手》中就是从这一角度着重考察美国的家族企业如何向现代经理式企业演变的。它的研究表明：这种演变在美国花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演变的结果是出现极具持续竞争力的、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经理式大企业。这与美国的富强并成为世界霸主地位有极密切的关联。由此可见，融合经理的管理资本是家族企业成长的关键。国际上一些很有名的学者（S。GORDONREDDING，FRANCISFUKUYAMA）认为这是华人家族企业难以成长为美国式大企业的最大障碍。因为，在他们看来，华人家族企业主有特别重的“集权情结”，他们不愿意与“外人”分享企业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相对应的是，在企业成长的C～D～E阶段，泛家族成员经理和“外人”职业经理的进入，企业内部矛盾会加剧，如泛家族成员与家族成员之间、“外人”经理与家族成员和泛家族成员之间、新来的经理与创业元老之间等会出现“磨合”成本。有时这种成本会很高，因而这一阶段企业成长较为缓慢。对此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实证研究。
在家族企业融合社会的金融和人力资本的过程中，社会网络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以中介功能调节着企业融合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和途径，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在企业融合金融和人力资本的过程中，企业主及家庭／家族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同时在与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处在不断融合、构建过程中。可以看出，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也是从人格化的血缘亲情关系向非人格化的人际关系的合作秩序的扩展过程。
是从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来分析家族企业成长的。在曲线A～B段，家庭、家族关系紧密，成员间的合作靠先赋的血缘性的隐性合约连接，几乎可以不计合约成本，所以企业成长快。在泛家族关系的扩展过程中，网络中所嵌入的各种资源不断地被企业吸纳和集成，企业组织形态也不断地发生演变。同时也表明企业的人力资本合作秩序越来越扩展，但泛家族关系合约的成本高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合约成本，一般而言，企业成长会减缓些，如曲线B～C段所示。曲线C～D段表明，企业成长又显得缓慢一些。这是由于泛家族关系内含的人情至上与制度规范管理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结果。如果有的家族企业面临成长的资源需求，但又不能或难以突破家庭／家族，甚至泛家族关系等人格化交易关系的局限性，那么企业就会运作效率低下，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当企业突破泛家族关系的约束，就会大致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成为家族临界控股公司，一是家族企业之间形成企业网络联盟。随着部分企业的进一步成长，华人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化管理又会成为企业成长的约束，于是制度化管理就逐步成为主导性的管理行为。
T′3点与上述两图中T3～T4段有对应关系。同上述分析一样，家族企业同社会关系网络的融合也并非完全遵循所描述的路径。少数企业主非常注重消除家族亲情熟识网对企业成长的负面影响，他们或在企业创办时就立下除儿子之外的亲属都不能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的规矩（如浙江方太集团），或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管理资源瓶颈时，采取措施让家族成员退出企业管理岗位（如浙江金义集团）。另外，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都市化的发展，家族企业与社会网络资本融合的形式会日趋多样化，但华人社会不可能消除泛家族化社会关系对企业经营和管理行为的影响。
家族企业与上述三种社会资本融合的过程中，无时不渗透着文化资本的作用，特别是伦理规范、社会习俗、制度规则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影响更加间接，它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企业主和员工心理、行为有重大的型塑作用，特别体现在管理者的认知模式和领导行为、员工与企业及企业主之间的心理契约的契合度和互动关系类型等方面。不仅如此，文化资本对企业间的网络建构和联结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文化资本是通过对交往交易中的共识规则的达成和互动行为的预期来影响企业成长效率的。
由于企业呈现为家族制，而家族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生活的制度形态，它随着漫长的人类史在不断地演变着，但始终是人类社会，特别是华人社会的基础构件，其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源最为深厚，其应事处世的功能也最为顽强。从中国社会传统来看，由家到家族、宗族，再到泛家族化了的地缘、业缘、学缘等联结，最后延伸到国，形成家国一体。与这种社会联结相对应的是演化出一系列人的行为的伦理、习惯、礼节、纲常礼教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规则，使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经济组织、资源的流动和配置都嵌入在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受在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制度规则的调节。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对家族企业与四个层面的社会资本融合的概要分析，是一个具有抽象意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不表明在任何条件下，家族企业必须同时、同等程度地与四个层面的社会资本融合才能成长，而是从不同的角度，由抽象到具体的把握研究家族企业。这四个层面的社会资本互有内在关联，一般而言，家族企业与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融合都必然伴随着网络和文化资本的影响。从家族企业到泛家族企业的发展，可从企业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两个角度分别界定。当企业主与泛家族成员分享企业资本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时，就可以将企业形态视为泛家族企业。因为这时的企业资本和经营控制权不再为家族成员全部拥有。至于家族企业与不同层面的社会资本融合的关联度的量化分析，尚需将研究内容细化，然后要深入企业，作大量的问卷调研和统计分析、实地考察和访谈才能将研究不断深入。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研究任务。
从笔者所提出的上述模型和分析中可以看出，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家族企业概念的界定，家族企业的演变考察；
2.社会资本概念及其四个层面：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的界定；
3.影响家族企业与四个层面的社会资本融合的因素：考察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结合的机理及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影响，特别要重点探讨社会信任资源与家族企业成长、人格化交易规则的扬弃及与非人格化交易规则的有效融合等问题；
4.家族企业发展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对象主要有：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海外华人的家族企业，中国近代以来的家族企业等。在比较中研究中国特色的企业组织。
当然，在上述主要研究内容之前，必须要进行高质量的文献综合评述。力求梳理家族企业学术研究的进展，在已有的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研究视角，以获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在家族企业融合不同层面的社会资本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和信任信用结构是核心问题。这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逻辑轴线。因为家族企业无论是融合社会金融资本还是融合社会人力资本，其过程中的种种障碍中的主要因素是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信任或信用结构问题。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构件是信任，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本身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信任不足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问题。社会文化资本是通过习俗共享和规则共识来达成人们交往交易中的信任。社会文化资本之所以能有助于家族企业融合各种社会资本，是因为共享习俗和共识规则的人们之间有较为稳定的行为预期，并能对失信行为自动实施颇为有效的惩罚。反过来，如果人们之间共享的习俗和共识的规则受到破坏，人们在交往之中难以对对方的行为产生稳定的预期，任何融合资源的过程都难以有效地进行下去。因此，信任或信用规则是降低家族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成长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可能产生的风险的最根本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