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依靠与社会网络资本的融合而生存成长。其融合的机理虽然比较复杂，但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关系指向进行考察：
（1）与政府组织（官员）之间的纵向网络联结；
（2）与其他经济组织（企业主）之间的横向网络联结；
（3）家族企业主与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网络的联结。
关于家族企业主与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网络的联结在第4章中已做了基本探讨，所以本章主要探讨前两种情形。
5.3.1 家族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的纵向网络的融合
关于家族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的纵向网络资本的融合，是学者们研究最多，也是最富有研究成效的领域。其中以李路路（1995）、石秀印（1998）和戴建中（2001）的研究最为出色。他们通过大量的调研资料证明：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家行政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控制虽然在逐渐放松，但主导地位没有改变。由于私营家族企业在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自由流动资源的相对短缺，大量社会资源仍处于国家行政权力和国有单位的控制之下。调查表明：在私营企业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和亲戚中，其职业为干部的是最大的群体。（课题组，1994；李路路，1995；戴建中，2001）。那些积累起更多社会资本的私营企业家，会比其他企业家获得更多的企业经营所需要的资源。私营企业主的亲戚朋友的职业地位（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越好，其获得的贷款就越多（李路路，1995）。戴建中根据1997年的调查数据表明，私营企业在集资和向金融机构借贷时，有13%需要动用社会网络中的各级干部资源；在日常采购和销售、获取信息和技术、租或买场地、保证水电供应等方面，65%需要社会网络成员中的各级干部的关照。“网络成员占据权力资源的层次高低，也决定着私营企业主所能取得的影响力的大小”（戴建中，2001）。石秀印（1998）通过大量的实证资料分析，也令人信服地证明：私有企业主本人或其亲属原身份是国有单位干部的，或有当机关企事业干部的“关系最密切的”亲戚、朋友的人更可能成长为私有企业家，企业也更容易存活与发展起来。但有关资料统计表明：仅从1994～1999年不同经济类型平均资金来源比重看，民营经济的自筹投资占全社会资金来源的比重已高达66.05%。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78年的78%下降到目前只占1／3左右，而非国有经济的份额已提高到67%。根据专家（顾海兵，1997，2001）的测算，1978年中国的市场化程度约为10%～15%，到1996年，总体市场化程度近40%，其中：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为35%，资金的市场化程度近40%，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为55%，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为60%，到20世纪90年代末，总体的市场化程度已达50%。另据吴群刚等（2001）的研究，到1999年我国的产出和流通的市场化、价格和交易的市场化、投资的市场化、金融保险的市场化、对外经贸的市场化、劳动力和就业的市场化分别为：77.23%、76.89%、60.43%、18.97%、44.26%和45.04%。显然，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已成为经济运行的主导趋势。笔者的实地调研和有关统计资料表明：私营家族企业通过政府关系指向的资源获取能力呈递减趋势。但是，在市场推进过程中，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各种规范或不规范的规制权在增强，由此导致私营家族企业主利用这种纵向社会网络资本使得私营（家族）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形成了双重路径依赖关系（诺斯，1995；吴敬琏，1995）：
（1）企业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形成相互报酬递增的路径依赖关系。私营企业的创业者及时抓住政府对资源控制权逐步放松的机会，获取创办与发展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在体制缝隙中存活、成长壮大。于是，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税收、就业中的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表明政府的收益越来越多。反过来，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合法身份越来越给予积极的肯定，对私营企业的创办与发展越来越多地从正式制度上予以支持，特别是为私营企业创造与其他类型的企业同等的公平的经营环境。私营企业从政府的日益增多的制度支持中使投资与经营行为更加进一步的规范和强化，对各种正式制度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这样，政府组织与私营企业组织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互动递进关系。
（2）私营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形成相互报酬递减的路径依赖。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所掌握的资源分配权逐步加大对私营企业的倾斜，有相当长的时间，并不是正式制度安排，而是由掌握资源分配权的官员根据与请求者的关系亲疏程度和私下获益多少，作相机分配的。于是，寻租现象成为当代中国广受人们关注并痛恨的社会腐败现象，有不少学者对此作了很多的研究。在我国寻租活动的展开，主要是通过家族和泛家族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的。它包括血亲、姻亲、同宗、同乡、朋友、同学、战友、老领导老部下等关系。到了90年代，人情网淡薄了，更需要在人情网加上金钱手段的编织。因此，“关系网”其实就是进行权钱交易的神经网络。这种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由于能够牵动诸多资源的流动，影响其流向，因而成为一种具有资源支配功能的资源，并进而成为寻租者逃避法律制裁的依仗和凭借。这种路径依赖使得大量的本应归入国库的收入落入到少数私人腰包，政府收益减少。于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降低，政府官员对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经营环境缺乏动力，各类企业或创业者面临的是一个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竞争环境，政府规制经济活动的各项正式制度的社会需求降低。市场制度体系发育受阻，甚至出现“无商不奸”的局面。
潘必胜（1999）从宏观角度，结合中国近代家族企业发展，指出在市场法制不完备的情况下，家族企业通过社会网络与行政力量的勾结，将行政力量引入企业经营，会形成官僚家族企业，由此使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建立起来。“如何建立一道私人经济与政治权力之间的隔离带和过滤网的工作还未得到重视，政企不分成为家族势力通过企业组织渗透行政机构的通道。”MAXBOISOT和JOHNCHILD（1996）对当代中国企业与政府组织、特别是与地方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中国出现一种“类似晚清的官僚资本体系和有权势的家族控制相结合的民族资本主义体系”。其经济秩序的演变并非朝向市场秩序，而是一种可能称为网络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他们所揭示的征兆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企业组织与政府组织相互之间路径依赖的一种趋势，值得特别警惕，并亟须深入研究。
客观地说，私营（家族）企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与政府组织之间形成的双重路径依赖关系是现实存在的。有些学者只看到其中一种路径依赖而忽视、否定另一种路径依赖的存在是过于偏颇的。当然，在全国不同地区，这双重路径依赖各自所占的比重是有差异的。如果地方政府对经济管理与经济活动逐步加大依法规制，则积极的路径依赖就会占主导。反之，则消极的路径依赖就会占主导，地方经济秩序就会更乱，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会受阻。从全国看，积极的相互报酬递增的路径依赖仍在不断增强其主导地位。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这种趋势可望能进一步增强。
5.3.2 私营（家族）企业之间的网络连结
前述内容表明，私营（家族）企业通过在政府、国有部门工作的亲熟关系网获取了企业创办和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这种纵向社会网络资本对私营家族企业的支撑作用很大，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各级政府对资源的支配权力逐渐减弱，而横向社会关系配置资源的功能逐渐增强。当然，各级政府仍掌握部分资源支配权，特别是掌握经营许可权的分配和经营规制权，这对私营家族企业的成长依然会产生很大影响。但是，我们根据对现实的观察，可作出以下推断：纵向社会资本（纵向社会关系网络）对私营家族企业的创办、发展的支撑力在递减，而横向社会资本对私营家族企业的创办、发展的支撑力在增强。横向社会资本的功能突出表现在大量中小私营（家族）企业在一定区域内高度聚集，形成中小企业集群现象。这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南沿海经济增长带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以前私营（家族）企业资源寻求指向是：通过泛家族的亲情熟识网向政府、国有部门获取资源是最主要的渠道，而今，通过区域内企业横向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交换、依存成为资源获取的主要渠道。这突出表现在东南沿海一带镇一级地区出现大量中小企业集群现象。
A。企业集群与企业网络
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区域，例如浙江省，小企业甚至支撑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江山，1998年浙江小企业总数达到70余万家，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9%；从业人数1339万人，占全部从业人数的81%；产值9297亿元，占全部总产值的82%（浙江省统计年鉴，1999）。
从广东省的情况看，据统计，全省1551个市辖镇中，全镇社会总产值超过10亿元的镇有274个，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占194个，为该地区全部建制镇的46%。这些城镇大多是以专业化产品／服务的生产而形成的企业集群，表现出“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经济结构。如顺德容桂镇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经济规模达到178亿元。其他典型的专业镇，如中山小揽的五金、古镇的灯饰、澄海的玩具、西樵的纺织品、大沥的铝型材、石湾的陶瓷、陈村的花卉、乐从的家具、虎门的服装、东莞等镇的电子工业等等。这些专业镇已经成为在国内同业生产中占有领先地位、甚至是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生产基地。
近几年，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浙江、广东的中小企业网络化集群现象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仇保兴，1999；李新春，2000A、2000B、2001；吴国林，2001；李永刚、陈寿灿，2000；王珺，2002A，2002B；金祥荣、朱希伟，2002）。学者对中小企业网络化集群发展形成的原因、企业集群的效应等有较深入的探讨，认为企业之所以在某一区域集聚，是因为有技术与管理知识溢出扩展效应、贴近竞争者的创造性仿效（李新春，2000A）、企业集群可获得生产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市场竞争优势等。
企业集群化现象早已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与研究。马歇尔最早运用“外部经济”的概念对工业区进行了探讨。区域经济学家韦伯研究了企业区位集聚，胡佛从规模经济角度探讨企业集群等。1998年，波特发表“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更是引起学界对企业集群研究的兴趣。西方学者不断深化对社会网络与企业集群的研究，对理解华人企业网络化与集群发展有很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因为华人社会的关系网络比别的社会形态中的关系网络更加精致复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更大。雷丁（1993）认为，“中国人的家族企业通过复杂的外界网络扩大交易与势力”。“……关系网是理解海外华人社会与经济生活所必须注意的基本情况”。雷丁（1996）还在另一篇论文中用“弱组织和强关系”来描述华人社会经济活动特征，指出：网络联系的力量，是使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商业战略有效率的根本源泉。这些观点看到了华人企业经营的特征，但未能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华人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获取指向的变化及其与企业演变的关系。
B。中国台湾、日本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集群
台湾学者就社会关系网络对台湾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问题作了很多探讨。他们认为由于降低交易成本、依赖和交换稀有资源、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等原因形成了企业网络关系；“102”由同家族、同乡、同学、同事等所形成的关系在无形中规范并维持了网络内的运作秩序；“103”网络内的成员之间则从事生产、销售、研发甚至财务等方面的分工，“104”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李新春（2000A）指出，尤其在台湾，关系网络是中小企业获取资金、进行生产、营销以及信息获取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性制度要素，也正是在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台湾不同规模的厂商之间通过多层下包体系（又称“卫星工厂”制度）而实现专业化的分工协作。而日本能避开家族企业在成长中的脆弱性（包括“三代衰亡律”和受资金、管理、技术内部市场的障碍），主要在于家族企业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合作。
C。中国内地企业集群与网络化发展的初始阶段特征
中国台湾和日本家族企业的发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那么中国内地的私营（家族）企业成长，网络企业集聚是否同中国台湾和日本家族企业的发展是相同的路径呢？笔者对广东省澄海市玩具企业的初步访谈调研发现，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在原辅材料的生产供应、工艺过程中的某一环节的加工等方面已出现专业化分工网络。至于这种企业网络是否一定在家族亲情网络基础上延伸而成的问题，笔者对粤东几个企业集群较为典型的峡山镇、庵埠镇、澄海市等地做了实地调研和企业访谈，发现家族亲情网与企业的资源相互获取和生产经营过程的合作有相当大的关联，因为亲情网络、特别是当地化的人际关系大致都呈现为亲疏不同的泛家族化状态，互动的时间长频率高，由此降低了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较稳定的交易行为预期。泛家族规则对本地化的违约行为有自我实施的惩罚机制，因为是本乡本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本地的口碑舆论也有相当大的制约力。笔者在调研中同时也发现家族亲情网在企业的经济活动中也必须有明显的工具性功能，私营家族企业主不会为照顾亲情熟识网而牺牲经济上的收益。如果亲情熟识网中的交易对象在资源供给和交易条件上比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条件差，企业主会中断亲情网的交易，而转向同市场中的虽是陌生的但交易条件更好的交易对象开展交易活动。
总体看，泛家族化网络对中小企业集群形成和运作的影响还未得到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在此，笔者也只是着重从理论分析与借鉴的角度对大陆私营家族企业网络化发展作初步探讨。
5.3.3 企业家协调与华人家族企业网络
中小企业集群与中国当代私营家族企业同社会网络资本的融合有极大的关联。当然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历史、文化及政治、法律制度、股权安排、泛家族规则等对（华人）私营家族企业网络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在此，笔者将着重对泛家族规则与私营家族企业网络化运作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华人的泛家族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差序格局，网络的每个个体在网络的地位与作用并不是均等的。就华人家族企业网络而言，家族企业主是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企业网络中的协调运作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特征。
雷丁（1993）曾指出，华人公司是关系网中的一部分，通过关键人物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用纽带进行协调，表现出少有的灵活性与可靠性的结合。“中国人的经济文化是经济体系中众多演员的信念的集结物。特别是关键演员——企业家——信念的集结物。这是他们那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灵魂”。可见，雷丁极为重视企业家在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核心作用。李新春（2001）从更深的制度经济学层次上阐释了企业家协调与企业网络化集群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尽管亚洲在经历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而建立起不少大型的企业科层组织（尤其在日本和韩国），但由于家族控制和企业家个人在网络协调中的重要作用，其经济或生产的协调实质性地表现为企业家而非管理型协调为主导。管理的协调是钱德勒意义上的现代工商企业通过领薪的职业经理和授权的科层制度进行的组织协调，而企业家协调则更多的是体现在企业之间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契约、也包括通过关系和信任机制实现的协调方式。“企业家主要是通过其关系网络、信任机制等来降低协调和控制成本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合约的不完备性，正式的管理协调难以在一切方面奏效，特别是在正式契约控制之外的领域，这时“企业家个人的协调成为交易活动重要的补充性协调方式而存在。”这里所言的“关系网络、信任机制”等，其核心是泛家族规则。
李新春的分析是很有理论深度的。笔者进一步要问的是：企业家凭什么能够通过其关系网络、信任机制等（或为什么具有更多的关系网络资本和信任资本）来降低协调和控制成本？对此，李新春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他在“单位化企业的经济性质”（2001）一文中谈到“身份治理”概念，认为单位化企业是家族化企业的一种变形，在这里，不是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和授权，而是通过与身份、地位相关联的差序化的权威来治理企业。他指出，“在企业内部组织中，身份治理却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那么，在企业外部呢？在企业网络形态中，身份治理是否是一个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因素？前文提到的对华人企业组织行为研究极负盛名的台湾大学郑伯埙教授（1995B）从管理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台湾企业组织间的网络，提出了穿透模式，认为企业组织间网络的形成与脱离历程有四个阶段：交易角色的取得——交易角色的建构——交易角色的强化——交易角色的惯化。光有经济信任不见得能形成长期关系，而必须再穿透主观关系的障碍，由差序格局同心圆中的外围打入内圈，由圈外人变成自己人，这样才能有效地构建起长期的网络关系。在这种网络关系中，互换的不只是限于经济资源，而且还包括人情面子等社会资源。郑伯埙所言的交易角色的取得、建构、强化、惯化，由圈外人打入圈内等，实质上都是泛家族化社会关系网络企业中企业主社会身份的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结。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既然华人社会关系的典型特征是泛家族化，那么差序格局的社会网络中的个体身份就有特别的意义，因此社会身份治理是华人（家族）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网络运作的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5.3.4 企业家身份品牌与企业网络治理
A。“身份治理”的现代诠释
乍一听，“身份治理”似乎是一个非常过时守旧的概念。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差不多是同义语。在现代化进程深化的当代，讲“身份治理”颇有不合时宜之嫌。谢德仁（2002）认为，李新春试图通过提出身份及身份治理的概念来解释企业内部组织和企业节约交易成本的秘密是不确切的，企业作为市场中一组不完备的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其内部组织仍是合约治理，而不是所谓的身份治理。因为是要素所有者将自己的要素依据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安排给企业经营者来指挥，经营者的“权威”所依赖的其实是合约，而非所谓身份。笔者认为，谢德仁的观点有以下几点值得商榷：
（1）提出“身份治理”，并不是否认或完全替代正式的契约治理。“身份治理”是正式契约治理不足的一个有效补充，是降低机会主义行为、节约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治理机制。
（2）如果合约治理能解决企业内的一切治理问题，那治理问题就简单地变成寻求签订完备的合约。实际上，合约是不可能完备的，在合约不完备的区间靠什么来治理呢？即使经营者的权威依据的是合约，但若不具有特定的身份影响力，经营者能有效运作他的权威吗？
（3）“身份”曾经是现代社会之前的一个重要社会制度标示。在奴隶和封建社会中，“身份”就是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一个“社会印章”，而它主要是由血统的遗传或强权政治的上下授予而赋予给每个成员的。在当代中国，差序格局的泛家族社会关系本身就是由不同身份的个体构成的。只不过这种“身份获取”越来越更多的是靠市场竞争而不是靠血统和政府的授予（李新春，2001）。因此，“身份”概念经过扬弃，在本质上已具有新的内涵了。
B。企业家身份品牌的构成
李新春提出由市场竞争的“身份获取”在治理中的作用是很有见地的，但这种“身份”的内涵是什么？企业家为什么能凭借这种“身份”进行有效治理呢？李新春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既然在市场竞争中，大量企业是各具品牌资本的，品牌资本大，企业竞争力就强，那么企业家的“身份”难道不也是一种重要的品牌资本吗？企业的品牌资本难道同企业家的身份品牌无关吗？显然，企业家的“身份”是一种重要的品牌资本，并且与企业品牌资本息息相关。在此，笔者提出“企业家身份品牌”的构成模型：
（1）企业家身份品牌的内在构成：
① 能力是构成企业家身份品牌的重要因素。这种能力不仅仅是经营管理中的具体业务能力，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组织创新、产品创新、资源组合创新能力（熊彼特）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承受风险的能力（奈特）。众多成功的企业家都靠这些能力让人佩服、追随或惧服而跟从。
② 声誉是企业家发挥有效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声誉的核心是信用和品德。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声誉资本积累深厚的人。声誉高的企业家也是约束机会主义行为自律性强的人。在企业网络中，声誉高的企业家是规则共识和集体行为规则的典范，因而他能够以声誉资本协调网络成员的行为，降低网络交易成本。声誉资本高的企业家能使网络成员产生心悦诚服、信服的追随意识和行为，这常常会收到“自动实施契约”的效果①。声誉资本在企业内部和企业网络中的治理效应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③ 信息拥有丰度。企业家是拥有决策权的人，而决策权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信息的拥有丰度。信息优势者可获得更多的机会利益。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的非规范化和集中度高（BOISOT，1987；陈凌，1998）。企业家的信息拥有丰度与其所拥有的关系网络的密度、深度、半径以及“结构洞”的数量有关。拥有关系网络资本越丰厚的企业家，其信息拥有丰度越高，因而发挥其治理能力也越大。
（2）企业家身份品牌的外在构成：
① 非人力资本拥有量。企业家与企业老板往往不是合一的，但在家族企业中，这两者常常是合一的。尽管知识经济的兴起，人力资本升值，人力资本产权愈来愈显示其重要性。但是，非人力资本所有权依然是企业剩余索取权或剩余控制权的最重要的依据。从理论上讲，非人力资本也是人力资本的物化形态，是人的能力与声誉的凝结物。在中国当代家族企业发展中，企业家拥有的非人力资本量越多，其发挥治理的能力也就越强。
② 先赋性社会关系存量。经济活动嵌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任何人，包括企业家也不例外，都或多或少被先赋性社会关系限定了。先赋性社会关系主要是家庭出身所体现出的不是由个体自己行为为选择构成的社会关系（石秀印，1998）。
从前述内容中可以看出，先赋性社会关系对私营家族企业的创办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特别要注意的是，“先赋性社会关系”可能不是由市场竞争获取的。这表明，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中，“身份”的构成仍受既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还应该看到，“先赋性社会关系资本”对企业家的身份获取与身份治理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先赋性社会关系本身可能会不断贬值的。另外，父辈的社会关系资本也难以完全等价地转让给子女辈，这就是所谓“人在人情在”的道理。
③ 获致性社会关系角色是企业家身份获取和身份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因为华人社会特别重视社会关系，人类学者拉巴尔（LABARRE）曾说：中国文化把人际关系发展成为一门精妙而高超的艺术。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编织关系网络能力更强的人；另一方面，获致性社会关系资本厚的企业家往往是社会关系中各种非正式制度识别、认同和选择的结果。
无论是先赋性社会关系，还是获致性社会关系，其基本特征都是泛家族化关系。这种泛家族关系作为非正式制度一方面在辨识、认可、接受企业家并确立起合法性地位身份、获得组织和网络成员认可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家族企业主辨识、认可、接纳、驾驭经理和员工等吸纳和整合人力资源有重要作用，对协调企业网络成员的行为有更好的效果。
以上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论述了“企业家身份品牌”的内涵。现实中具备完备的企业家身份品牌的人是比较少的，大多数企业家的身份品牌都具有程度不同的残缺，因而使得企业内部的治理和企业网络治理的效果千差万别。
C。企业家身份品牌治理的有效性
在古典合约观中，交易双方签署的合约（通常是成文的）依凭合同法，合同法构成了完全的缔约背景；在关系合约的条件下，交易双方签署的合约只部分地依靠正式的法律体系，部分则嵌入于人格化的关系体系中。由于签署合约各方的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合约是有缺口的，即有些情况是事先无法在合约中规定清楚或达成完备合约的成本无限大。这种合约的缺口是无法通过合同来弥补的。按照哈特的剩余控制权概念，谁拥有非人力资本所有权，谁就有权力就合约条款中没有事先规定的事项有排他性决策权。显然，哈特所注意到的是剩余控制权的归属和排他性使用以及最佳安排问题，并未说明如何使剩余控制权的运作更加有效。在关系合同中，既然合约的缺口无法通过合同法来弥补，那就需要依靠在一个关系体系中的连续的协商来解决。而这里恰恰是身份治理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威廉森（OLIVERE。WILLIAMSON，1985）的关系合同理论中，具有特定身份的人际关系是能够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的。
身份治理的另一个功效也是正式契约治理所不具备的。一般而言，正式契约所治理的内容是共性的、强制的，而关系网络中的身份治理则是特殊的、弹性的。这一点在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和企业之间的网络治理中显得特别重要。郑伯埙（1995A）的研究表明，华人企业主持人会根据亲疏、才能、忠诚三要素的组合，将企业主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八种类型，以及展开互动与关系治理。而在研究台湾企业组织间网络关系时，郑伯埙（1995B）又指出，台湾的企业组织之间除了正式交易与经济信任之外，还展现出关系取向的特色：初始阶段时，得靠现有的人际关系来突破进入的藩篱；在稳定阶段时，更得靠泛家族主义式的交情，来巩固既已建立的交易基础，以发展长期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网络的互动及身份治理的功效是正式的书面合约难以具备的。由此，可得出以下推论：在企业家身份品牌基础上达成的合约，其缺口少而且小，企业家能更好地提高企业内部的治理效率，能更容易与别的企业结成稳定的关系网络，并能通过泛家族规则对企业网络实现有效治理，从而提高网络化企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
D。企业家身份治理的缺陷
如前所述，企业家身份治理并不能取代正式契约治理，而只是对后者的一个有益补充。两者若能优势互补，则治理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仅就企业家身份治理而言，其具有以下的缺陷：
（1）企业家身份治理的约束在有些情况下会软化。这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企业家都不可能具有完备的身份品牌要素，当身份品牌要素残缺较大时，企业家的身份治理效率就会下降，非正式合约的约束力自然会软化。另一方面，关系合约是多元属性的，不像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经过讨价还价谈判达成的正式契约那样目标单一，仅仅是界定权益边界和预期收益及风险分配的。而以身份治理为核心的关系合约既可能有经济利益目标导向，也可能有情感规则导向。这就是前述所言的，泛家族关系规则中包含有亲情规则与工具性规则这一对矛盾所难以消除的痼疾。这两重属性有时会出现矛盾，亲情身份有时会抵消企业家身份治理功能的发挥。所以，在中国传统习惯中也有尽可能回避亲情纠缠、不欠人情账的心理行为规则。
（2）企业家身份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制度规范化管理的建立健全。企业家通过身份来治理，往往带有企业家个人的偏好，在管理中是以关系亲疏远近因人因时因事而异的，有可能出现古人早就看出的弊端：“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怨之所由生也”。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伊查克·爱迪斯，1997）研究表明：当企业经过创业和童年阶段，进入成长期后，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就成为企业能否继续存活和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这一点对当代中国的私营家族企业而言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有太多的私营家族企业跨不过这个门槛而被淘汰出局。
（3）企业家身份治理的持续性缺乏保障。如前所述，企业家身份品牌最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获取的，而不是由血统遗传规定的。一旦具备较高身份品牌的企业家不再能主持企业，则其身份品牌资产价值难以等价地转移、赠送和继承。于是，原有的身份品牌可能会大幅度贬值，甚至荡然无存，企业内的凝聚力就会大大下降，企业网络的连结就会出现断裂。这一点在华人家族企业主发生代际交替、权杖交接时往往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第3、4、5章中，笔者分别探讨了家族企业与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本融合的过程，其中可以看出家文化规则对上述三种互有关联的融资过程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导论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中，我们也对一些学者关于家族企业的文化特征的论述进行了分析。本章将集中论述中国的家文化与泛家族文化资本产生的根源及其内涵，家族企业与三个层面的社会文化资本融合的过程与效应。泛家族文化是家文化的延伸，在广义上是涵盖于家文化概念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