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天下，必须从管理内部开始。在中国历代君主中，对贪官污吏痛恨之深刻，打击之严酷，无出朱元璋之右者。朱元璋之所以如此做，与他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有很大关系。他从小亲眼目睹元朝州、县官吏大都不体恤百姓，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对老百姓的疾苦，漠然视之，因此深感痛恨。所以他决定从管理内部开始定天下。
正是由于朱元璋出生于元朝末世，因而他深晓官逼则民反的道理。元朝后期，统治集团极端腐朽，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当时，许多官府衙门公开卖官鬻爵，各种职位都标有定价。到地方做官的人都希望得到富庶的州县，称为“好地方”；在中央做官的人都希望得到肥美的职位，称为“好窠窟”。所谓“好地方”、“好窠窟”，是说这个地方或职位有油水可捞，可以大肆搜刮一番。既然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喝玩乐、聚敛钱财，上任之后，官员们自然不会关心百姓的疾苦，顾及百姓的死活。他们给自己定的职责只有三项：一是搜刮钱财，二是喝酒饮宴，三是玩弄女人。在敛财方面，官员们真是费尽心机，花样百出，名目繁多。据记载，下属拜见上司，要给“拜见钱”；逢年过节，要给“追节钱”；遇上生日，要给“生日钱”；管个差事，要给“常例钱”；送往迎来，要给“人情钱”；发个传票拘票，要给“赍发钱”；起诉应诉，要给“公事钱”；实在找不到借口，则白要强索，这也有个名目，叫“撒花钱”。犯了罪的人，只要家里有钱，把衙门上下打点好，再大的罪状也化为泡影。当时的元朝虽设立御史台，并在各省、地区还设立肃政廉访司，负责“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但这些监察官们也同样腐败透顶，他们到各州县巡视时，都带着库子负责收纳银钞，就像做买卖一样，不但起不到廉政作用，反而给百姓造成更大痛苦。老百姓编有顺口溜说：“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奉使宣抚，问民疾苦。来若雷霆，去若败鼓。”元朝末期统治如此之黑暗，怎么会不被汹涌的农民起义浪潮所吞没！
元末官场的黑暗和官吏的贪婪，对朱元璋来讲真是刻骨铭心，终身难以忘怀。在登上皇位后，他曾回忆说：“过去我在民间，见州县官吏大多不体恤百姓，往往贪财好色，沉湎酒中，荒废公务，对民众的疾苦，漠然视之，我心里十分愤怒。”这种感情，终其一生，都伴随着他。他经常向官员们描述元末吏治的腐败，认为这是导致农民起义和元朝覆亡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中，官与吏分属两个系统。元朝时期，各级政府的实权虽然都掌握在蒙古官员手里，可他们大多不通汉语，不谙治道，各种政务只好都交给吏胥去办。吏胥因缘为奸，科敛无度，使老百姓苦不堪言。朱元璋在民间时，就深受此辈之害，对他们的行径十分了解，因而对他们极为反感和厌恶。也正因为此，在朱元璋眼里，吏比官更可恨。他认为吏作为官府中处理实际事务的人员，固然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他们行政系统就运转不起来，但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满肚子坏水，“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串通其他官吏祸害民众。当然，朱元璋也并非认为吏天生就是坏人，吏本来也都是老百姓，“居于乡里，能有几人不良，及至为官为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虽刑不治”。可见，在朱元璋眼里，官府就是一个大染缸，本来品质不坏的百姓一当上吏，就像掉进了染缸，不可能再保持原来的清白了。在朱元璋心里，“吏”这个词成了“害民”的同义语，所以他只要听说哪个官员能严于治吏，就很高兴，常予以嘉奖。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由于有以上各种因素的促使，他便下决心吸取元朝吏治败坏，以致亡国的历史教训，多次申明“不禁止官吏的贪暴，百姓就无法生存下去”。“这一弊端不革除，就不可能达到善政。”在创建一系列典章制度的同时，刻不容缓地开始整顿吏治。朱元璋整顿吏治先从软处着手。首先是严格官吏考核制度。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颁布《大明令》，严格制定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规定各地府州县官员三年任满，赴京接受考核。进行考核的目的，主要是看官员是否称职，强调治理政绩。因此，要带有三年任职期间政绩的文册。文册由监察御史和按察司负责撰造，以此作为考核官员的凭据。明代地方官吏实行政绩考核的标准，是由明太祖亲自制定并颁行的《授职到任须知》。《到任须知》对各级官员的责任与义务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比如它把地方的公务分为“祀神”、“制书榜文”、“吏典”、“印信衙门”、“狱囚”、“起灭词讼”、“田粮”、“仓库”、“会计粮储”、“各色课程”、“鱼湖”、“金银场”、“窑治”、“盐场”、“系官房屋”、“书生员数”、“耆宿”、“官户”、“境内儒者”、“好闲不务生理”、“犯法民户”等详细的条款，总共有31项之多。每一项中都规定着地方官员应负的责任和应当注意的事情，每个应该注意的事情中，往往会有许多具体的要求。明太祖要地方官员按此条例，务必一一施行。
行伍出身的朱元璋最善讲究令行禁止，对于一切不遵守《授职到任须知》的官员，都要坚决惩办。在执行这一须知的初期，由于许多官员还不了解具体的条款，使得自己犯法而下狱，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朱元璋见到地方官员们并没有领会自己的意思，就非常生气，又下令，各府、州、县一定要把这些条款刻到最醒目的地方，要时时刻刻遵守。为此，朱元璋规定：上级机构要对下级机构及其官员进行监督检查，所有的衙门都要设立一个文簿，详细记录每一件事的经办过程，每个季度派一名吏典送交上级机构备案。
根据对官员的考核是常规化还是非常规划，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制度规定三年一考，考三次决定是否升迁。不管是朝廷的内官或是外官，在九年的任职期间每三年考核一次，三年叫做一考（初考），六年叫做再考，九年叫做通考。具体到地方官员，府、州、县属官先经由本衙门正官初考，府、州、县正官由上级正官初考，随后层层上报核实，再送吏部考核。布政局、按察司属官也先由本衙门正官初考，报吏部考核。布政司和按察司的正官和副职，要经都察院初考，吏部复考。各衙门根据官员任职期间功过事迹撰造文册，报送吏部，经过核实，拟定评语，评语分为上中下三等，一是称职，二是平常，三是不称职。用评语决定官员升降问题。起初规定：府同知一考无过失的，可升做知府；知县一考无过失的，升为知州；县丞一考无过失的，可升任知县。这种考核制度比较宽松，实施以后，往往是升官的多，降职的少。洪武二十六年又规定府、州、县官三年考满，评语是平常和称职的，在相同品级内调用，不称职的正官、副职要降官，首领官要降为吏。从而使考核制度更加严格。
除了制定考核地方官吏的《授职到任须知》外，朱元璋还于洪武五年（1372年）制定了《六部职掌》作为考核京官的依据。《六部职掌》规定对官员每年都要进行考核，好的奖励，差的惩罚，触犯了法律的要坚决制裁。见此法可行，朱元璋又扩大了对它的执行范围，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制定了《诸司职掌》，对中央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诸司官职的设置及官员的职责作了详细规定，使每个官员都知道自己应该避免什么，应该做什么。同年又规定，在京就职的官员，初入仕途，一律要试职一年，经过考核后才可以授予实际官职，不合格的坚决不用。四品以上的官员及皇帝身边的人员，九年任满之后，一律由朱元璋亲自任免。六部五品以下的官员，历任三年，由本部门考核。评语也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不称职的也给一次机会，由吏部再次考核，实在不称职，即予降职或者罢官。
前面提到对官员的考核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已介绍过，下面再说说考察。考察就是明太祖开始建立的朝觐考察制度。分为京察和外察两种。京察的对象是中央各机构和两京所在地的顺天府、应天府各级官员，每六年考一次。外察的对象是地方官。开始时，明太祖要求地方官每年朝见天子一次，洪武十八年（1385年）改为三年一次。朝见完毕，由吏部和都察院进行考察。考察完毕，还须书写评语。评语有八项，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疲、不谨等。具体的处置办法是年老有病的人致仕；贪污的革职为民；不谨的则让其赋闲；浮躁浅薄才力不够资格的，降一级调外任。称职没有过错的人为上，赐坐着吃饭；有过但是又称职的，只准吃饭不准坐；有过不称职的，则在门外站着，看别人吃饭。京察和外察的结果，须报请皇帝批准公布。
无论是考满还是考察，都是明太祖用来控制整顿官僚机构，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手段。虽说都是以考核官员为目的，但是，考满和考察的侧重却有不同。考满多与升迁联系，而考察是以罢黜官员为主，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明朝考核制度，是官僚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太祖对官员的考核，突出的是官员实际从政能力，也即在任政绩。他求实的性格使他终生反对虚言浮夸，更厌恶有人敢于欺瞒他。他希望官员们能够尽心尽职，多有政绩。在这种希望中，包含着他对社会治理、王朝稳固的期盼。
除了制定制度对官吏进行考核外，朱元璋还对官员们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他们要勤俭，要爱民。
平民出身的朱元璋深知农民的辛苦劳累和官吏的贪婪本性，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他将各类捐税降低到最低；为了降低出现贪残官吏的概率，同时也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他尽量压缩官府衙门的数量和官吏的数额。据洪武十三年（1380年）统计，京城六部官吏总共只有五百四十八人，全国文职官吏也仅有五六千人，每个县平均不过五六个人。为了节省钱粮，官吏的俸禄标准，与历代相比，也是比较低的，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论证说，“明代官俸最薄”。官俸既薄，那么要过奢华的生活，不贪污纳贿是不可能的，因而，他常常告诫官员们要勤俭持家，“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毋令不足”。他曾对大臣说：“节俭这两个字，不但治理天下要遵守，管理家庭也要遵守。你们的傣禄有限，如果不量入为出，费用过度，到哪里去找钱财？侵吞公款，剥削百姓，都是因为不知节俭。”
朱元璋从元朝覆亡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贪官污吏是国之大蠹，民之大害，“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他决心把元朝当作前车之鉴，彻底清除官场宿弊，建立起公正廉洁、勤政爱民的政治风气。
在朱元璋看来，节俭是廉政之本，他非常注意以身作则，试图养成一种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早在江南行省政权建立之时，他所穿的衣裳破旧了，便改为内衣来穿，并逐步改穿，直到不能再穿为止，不肯浪费。有一名叫宋思颜的参军见到这种情景，忍不住感慨道：“主公如此节俭，真值得让后世的子孙来好好地效仿。”后来，朱元璋为登基称帝做准备，筹划营建宫室，有关部门送上设计图样，朱元璋见有雕琢奇丽之处，即予抹去。他对中书省的官员说：“宫室建造得坚固即可，何必过分雕饰？尧时，住房茅草为顶，黄土成阶，可以说简陋至极，但千古之上，人们称颂盛德之君，必以尧为首。后世竞相追求奢侈，极宫室苑囿之娱，穷舆马珠玉之玩，贪欲之心一旦生起，便不可遏止，最终必生祸乱。上面的人崇尚节俭，则下面的人就不会奢靡。朕以为，珠玉不是宝，节俭才是宝。”建国之后，他常把这类话挂在嘴边，既是为了提醒自己，更是为了教育别人。他曾对侍臣说：“自古帝王的兴起，都是由于勤俭，而他们的败亡，则是由于奢侈。前代之得失，正好成为今日之借鉴。后世昏庸之君，纵欲无度，不知警戒，终于走向灭亡，令人感慨不已。大抵处心清静，则无欲，能做到无欲，自然就不会骄奢淫逸。欲心一生，则骄奢淫逸无所不至，败亡也将接踵而至。联想到这一点，朕心中就充满警惕戒惧。所以朕必须躬行节俭，给天下树立一个榜样。”
朱元璋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还善于抓住现实中的正反事例，惩奢褒俭，以此达到教育的目的。正面的例子比如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河南嵩县一刘姓典史入京朝觐，朱元璋见他衣服布满补丁，非常高兴，说道：“官员往往为了锦衣玉食，侵害百姓，这个典史如此贫寒，为官能不清廉吗？”中书省官员忙将刘典史的廉谨事迹奏上，朱元璋遂命赐给刘典史一些布帛，作为奖赏和鼓励。而反面的例子则比如，有一次，朱元璋看到一个散骑舍人穿了一件很华贵的衣服，价值五百贯，朱元璋就批评他说：你靠着父兄的恩泽，从小吃穿不愁，知道农田劳作的辛苦吗？从你身上看，一件衣服就值五百贯，这可是一个数口之家的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啊，你却用这么多钱做一件衣服，真是太奢侈了，今后一定要注意，不要再犯了。
除了教育官吏们应当节俭之外，朱元璋还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应当心存爱民之念。
朱元璋认为，有的官员因出身不同，高高在上，不知百姓的辛苦，更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关心百姓的疾苦，便教导臣下说：“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农民最辛苦。他们终年勤奋地劳作，很少休息，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家人可得温饱，而不幸遇上水旱灾害，年成不好，全家人就会挨饿受冻。朕一食一衣，都会想到农夫农妇种地织布的劳苦。你们这些做官的人，住的是广厦，乘的是肥马，穿的是锦绣，吃的是美食，必须时刻不忘农民的辛劳！”地方官员来京朝见，他告诫他们：“天下刚刚平安，百姓财力俱困，就像小鸟初飞，树苗初栽，不要拔去鸟的羽毛，撼动树的根苗。廉洁能够约己爱民，贪赃必会害民肥己，你们要引以为戒。”
为了惩治腐败倾向，除了重在教育在口头宣传外，还应讲求实效，因此，朱元璋实行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以唤起官员们对下层百姓的同情怜悯之心，使天下治置于安稳。洪武二年（1369年）五月，朱元璋从郊外回城，见几个老农正在田间挥汗耕作，立即下马步行，边走边对大臣们说：“朕好久没有在田间干活了，见到农夫冒着酷暑耕耘，心里很怜悯他们，不自觉地就下马步行。农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各种费用，都要由他们供给。他们如此辛勤，不知地方官们是否懂得怜悯他们。大家都是人，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的艰难，古人常以此为戒。穿衣服时要想到织女的勤劳，吃粮食时要想到耕夫的辛苦。朕想到这些，恻隐之心油然而生。”
朱元璋时常挂念百姓的生活，每逢听到天灾人祸信息，心里总放不下，他曾经说过：“朕是天下之主，听到一夫受饥，吃饭便无滋味，听到一民受寒，睡觉便不安稳。”他希望各级官员也能像他一样把百姓疾苦挂在心上，曾命令地方官员访查贫苦无依的百姓，按月发给衣食，没有地方居住的给予房屋。他训谕官员们说：“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应当考虑如何安养他们。过去朕在民间，亲眼见过他们的痛苦。鳏寡孤独、饥寒交迫者，常对生活失去希望，恨不能立刻死去。我在兵荒马乱中看到这种现象，心中甚为悲伤，所以才亲统师旅，誓清四海，想让天下像朕自己家一样安定下来。现朕治理天下已十年有余，如果天下还有流离失所的百姓，这不但不符合我当初立下的誓愿，也没有尽到上天赋予我的职责，所以你们都要体察我的心意，不能让天下有一个人流离失所。”
朱元璋如此记挂民计民生，自然会对那种刁难、欺压百姓的官吏深恶痛绝。洪武五年（1372年）十二月的一天，朱元璋到三山门视察城建工程，见一个服役的农夫在护城河的冰水中边淌边摸，就派人去问这个农夫打捞什么东西。回奉的人说：“督工把这个人的锄头扔到水里去了。”农家出身的朱元璋自然了解一件农具在一个贫穷农民心中的重要性，立即命令身边的壮士下水代为打捞，并另赏了一把锄头给农夫。他还下令把督工打了一顿板子，训斥说：“农夫服役一个多月，手脚都皴裂了，已够辛苦了，你怎么忍心再害他！这要是你的父亲兄长，你能这么对待吗？”接着，他又对随行的丞相汪广洋说：“现在正是数九寒天，我们穿着裘皮衣服，还觉得寒气逼人，这些服役的农夫贫困少衣，当然会是苦不堪言。”于是，他就传令服役的农夫们都停役回家。
作为从行为上教育官员的补充，朱元璋编写了一系列书籍作为教育官员弥补其思想上的误差的工具。在洪武八年编写的《资治通训》和洪武十六年编写的《精诚录》中，都有教育官员忠君爱民的专门篇章。洪武十九年编写的《志戒录》，则是采辑汉、唐、宋时代发生的一百多个为臣悖逆不忠的事例，让臣下知晓鉴戒。朱元璋还曾编写《彰善榜》，表列公勤清廉官员的事迹。洪武十八年、十九年颁布的《大诰》三编，也以教育官吏为首要目的，其中官吏贪赃枉法、苛敛害民的案例，占全书一半以上。在《御制大诰序》中，朱元璋阐述编写此书的缘由说：“由于元朝统治中国达九十三年之久，中国固有的传统美德泯灭了，道德沦丧了。官吏们在办事的时候，私念超过公心，以致过失比海深，罪孽比山重。被斩首示众者的尸体还没有移开，新处死刑的人又来了。现在把害民事例昭示天下各级政府，敢有不务公而务私、贪赃枉法、酷虐害民者，必彻底清查，严加治罪。”可见，朱元璋颁布《大诰》，含有“以刑止刑”的意思，是想通过对惨厉刑罚的宣示，让官吏们产生畏惧之心，从而自我约束，不敢害虐百姓。
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为了教育官员清廉爱民，还专门编写了一本《醒贪简要录》，他说：“四民之中，农民最为辛劳。一到春天，农民听到鸡鸣就得起床，驱牛扶犁，翻耕土地。夏天烈日当空，农民被烤得身体憔悴。到了秋收时节，收获的粮食除了缴纳租税之外，还能剩下多少？若再遇上旱、涝、蝗灾，则全家惶惶，不知靠什么生活下去。现在当官的人不体念百姓的艰难，刻剥虐害他们，真是一点仁慈之心都没有。”《醒贪简要录》的内容，主要是详细载明各级官员的禄米数额，并将米数折算成谷数，再算出每亩田地出产的谷数和投入人力的多少，目的是唤起食禄者的良心，使他们能自觉地体恤百姓。
对于勤勉节俭，廉洁奉公的官吏，朱元璋往往给予奖赏，或破格提拔，用以激励、教育官僚队伍。国子监生陶仲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后，纠劾不避权贵，很受朱元璋赏识，被擢升为福建按察使。他到任以后，诛杀赃吏数十人，抚恤军民，政绩卓著，朱元璋特下诏褒扬。浙江宁波知府李仲文派小吏到慈溪县办事，小吏倚势扰害百姓，县丞秦仲彰将小吏捉拿，送到京城治罪。朱元璋当即下令擢升秦仲彰为宁波知府，而把原知府李仲文贬为慈溪县丞。河南按察司佥事王平带着书吏高原去巡察孟津、宜阳，当地官吏送来贿赂，王平将行贿者抓起来，交上司治罪。朱元璋得知后，下令赐给王平文绮、袭衣以及钞一百锭，赐给高原钞五十锭，以示褒奖。后王平任满入朝，朱元璋提升他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这类褒奖超升事例，洪武年间有多起，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吏勤政爱民起到了激励鼓舞作用。
朱元璋煞费苦心地对官吏们进行爱民教育，收到了一些积极效果。《明史·循吏传》记载了120名循吏，其中大多数属于洪武时期，如宁国知府陈灌，在地方设立学校、延聘教师；访民疾苦，禁止豪强兼并；伐石筑堤，保民田亩；用刑宽恤，安抚百姓。又如济宁知府方在勤，在任三年，垦荒兴学，户口增长数倍，一方富足。他自己身着布袍，十年不易，每天只吃一次肉，非常清廉。还有担任新化县丞的周舟，有廉洁勤政的名声，升为吏部主事后，应百姓请求，明太祖命放回继续治理地方。
应当说，朱元璋为杜绝贪污腐败之风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在当时是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可从中借鉴有益的因素作为惩治腐败的手段。朱元璋的历史功绩由此可见一斑。
§§第十二章 定算与稳胜：不是诸葛亮，就别担当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