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认为自己一生不为权诈虚语，这是一个一生拥有大权，却对权力厌烦者的心声。
在威权时代，一个政治家的个性因素往往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
对历代很多弊政，雍正所以能大刀阔斧、行之有效地进行改革，和他性格中的一些长处是分不开的雍正聪明好学、处理政务自然明察秋毫，他性格刚毅，处理政务更是能一以贯之，不容一丝折扣。
我们不必讳言，政治是时代的政治，有时也是人的政治，政治家的人格、学识、兴趣，都改变着那个时代的风貌。
比较清明的雍正朝政治，与雍正本人是分不开的。同时，雍正本人的出现，也正说明了当时的传统社会仍有其活力，还可以上升！
雍正的很多政策在今人看来都已成陈迹，而他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精神、气质、却将长久地给后来人以启迪。
康熙和乾隆二人性格都是天马行空，爱好出行，四出巡游不绝，康熙曾于隆冬之际还出塞打猎。而雍正则端庄内敛，生活得很严肃。一即位就诏“罢鹰犬之贡”，而宫中所畜养的珍禽异兽也全令放出，一只都不留，以声示他不事游猎，不但东、南、西的巡幸不搞，连康熙每年举行的北狩也不进行。
雍正极少离开京城。他于元年先后送康熙和仁寿皇太后灵柩去遵化东陵，以后也还去过东陵祭祀，除了这个地方外，雍正即位后哪都没有去过！
所以在民间的印象，康熙、乾隆都是很有风趣的皇帝，并为他们的四出巡游编出了许多丰富精采的传说，而雍正大帝就始终给人-种深不可测、冰冷坚硬的印象了！
雍正固守京城，可能一方面是经历了残酷的储位斗争后，长期心有余悸，担心一离开都城，就会发生意外。另外，雍正也是中国历史上公认处理政事最积极的皇帝，所以他也实在无暇出行。
雍正不时把他同父亲做比较，自云比父亲更洞悉下情。雍正有自知之明的一方面，办事有主见，不易受到各方的影响，他相信自己政治上成熟，意志坚定，一往直前实施既定的方针。雍正五年，他说：“朕年已五十，于事务经练甚多，加以勤于政事，昼夜孜孜，凡是非曲直尚有定见，不致为浮言所动。”
大意是说，我已经是过50岁的人了，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加上我自己日夜不息，努力处理政事。所以，对于不同事情的种种判断都胸有成竹，不会被各种意见所迷惑。
如此自我赞美，实在少见，不过，雍正较康熙洞悉下情，应是大体不差。
雍正对自己的了解还表现在有较强的自信心上。他相信自己的能力，远远在群臣之上，非一般人可比。
在直隶总督李绂的一份奏折的朱批中，雍正极言自身的见识超过他的臣下。他颇有意思地写道：
“尔自被擢用以来，识见实属平常，观人目力亦甚不及。朕但取尔秉彝之良、直率之性而已，凡聆朕一切训谕，如果倾心感服，将来智虑自当增长扩充……尔诚不及朕远葚，何也？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若能精白自矢，勉竭同心合德之诚，朕再无不随事训诲玉成汝之理。倘以为能记诵数篇陈文，掇拾几句死册，而怀轻朕之心，恐将来噬脐不及。朕非大言不惭，肆志傲物，徒以威尊凌下之庸主，极当敬而慎之，五内感激，庶永远获益无穷，尔其钦承此谕毋忽。”
要这有文名而又刚直的臣子心悦诚服，雍正不仅仅凭恃帝王的权威，也非不知羞耻地大言不惭，他自信见识远在被教导人之上，自信不是庸愚的人主，能够驾驭群臣，把握局面。
雍正懂得做皇帝的种种难处，他不只一次地讲“为君难”，他说：
如果对弊政不加改革，众人会说皇帝懈于政务，如果真的竭力整顿，又会被人视为执政苛刻扰民太甚。对于言官的意见若不采纳，人们会说我不能受谏，如果因为其言荒谬加以处分的话，人们又会说堵塞言路，真让我左右为难，怎样做才好呢？
雍正因此还铸造了“为君难”的玉玺，以此念念在心。
雍正还知道身在君主宝座上，要保证自己政策正确无误，就要真正充分吸取臣下意见，反对他们的一味揣摩圣意的心理。
雍正说：“尔诸臣宜矢公矢慎，共襄盛治，嗣后务宜屏去私心，勿事机巧，凡事只求当理，即合朕意，逢迎之术，断不可用。朕在藩邸，洞悉诸弊，岂有向以为非，至今日而忽以为是耶！”
雍正适时地要求臣下“将向来怠玩积习务须尽改”，以跟上他的思维。
因为雍正对政情、民情极为熟悉，既了解历史，又具有“振数百年颓风”的抱负，才能够提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奋斗目标，从而进行了一番改革。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讲到雍正的才智时大加赞美：“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不止，而批臣下之折，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也确是中肯之言。
雍正元年，京口将军位置缺人，雍正命令李署理，大学士票拟时不小心将张天植拟用为副都统署理京口将军。事后发觉，大学士们自请交吏部处置，雍正借机教导他们要认真办事，并说自己年富力强，可以“代理”“大学士所应为之事”。
雍正二年，雍正向朝臣讲：
（朕）仰荷皇考诒谋之重大，夙夜抵惧，不遑寝食，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朕非以此博取令名，特以钦承列祖开创鸿基，体仰皇考付托至意，为社稷之重，勤劳罔懈耳。
雍正自感责任重大，加上刚刚即位对臣僚不熟悉，更需要勤政治理。
雍正五年，雍正把他比较欣赏的疆吏朱纲任用为云南巡抚，在朱纲赴任时，雍正同他做了推心置腹的长谈，雍正说：
我刚刚登基的时候，各位大臣大多没有见过面，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去鉴别这当中谁是可用的人才，因此每天都努力办事至深夜，中间没有任何休息。一心以天下大计为重，连身体亦不爱惜。
雍正处理朝政的习惯，大体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可谓是日以继夜，孜孜不倦。年年如此，从不间断。
晚间，也是雍正最繁忙的时刻，往往批览奏章到半夜三更，劳心费力，搞得自己精力疲敝。雍正的勤于理事，不仅是由执政初期，许多政事理不过来的形势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他健全了康熙时代就开始的奏折制度，事无巨细，皆自己办理。
同时雍正又创设军机处，大权独揽，权力高度集中。众大臣作用式微，仅充当“幕僚”角色，雍正自己身兼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两重职务，事务自然更加繁忙。
从雍正作于雍正六年的《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不难看到一位勤政皇帝的日常写照：
勉思解愠鼓虞琴，殿壁书悬大宝箴。
独览万几凭溽暑，难抛一寸是光阴。
丝纶日注临轩语，禾黍常期击壤吟。
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轮为启戒盈心。
另外，雍正还作有一首《暮春有感》，同样表达其执政之艰辛：
虚窗帘卷曙光新，柳絮榆钱又暮春。
听政每忘花月好，对时惟望雨赐匀。
宵衣旰食非干誉，夕惕朝乾自体仁。
风纪分颁虽七度，民风深愧未能淳。
由于时时小心谨慎，不敢怠惰，虽然天气节令变化很大，自己无心也无暇欣赏暮春花木盛景，倒还对民风未能教化淳朴而深感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