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并不完全的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经过30余年的研究，渠道权力理论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还有很多缺陷与矛盾，但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中国学者虽然对渠道权力问题的关注较晚，但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尽管如此，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渠道权力理论的研究仍然存在几个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方面： 1）分析视野被局限在二元关系内，缺乏对网络结构的关注 上述研究除了少数例子以外，基本上都是在商业渠道系统内的二元关系中进行的，虽然在渠道权力理论建立的早期就有学者强调要超越二元关系范畴，将二元关系以外的主体与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以深化对渠道成员权力的研究，但经过了30余年的研究，渠道权力理论仍然缺少对二元关系以外主体的关注。由于渠道系统的网络化性质，仅将分析视野局限在一个单独的二元关系之内是无法对渠道网络的运行做出全面而深刻的解释的。因此，忽略网络结构而只关注关系个体分析是现有理论的一大缺陷，从二元关系向网络分析的转换乃是未来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我们非常庆幸地看到不仅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为这种转换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基础，更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性研究。 2）分析范围被限定在商业渠道子系统内，缺乏对消费者的关注
从渠道结构理论来看，消费者作为渠道成员是不争的事实，但渠道权力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将消费者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而只是将其作为商业子系统的一个环境要素来关注，这不能不算是渠道理论发展的一个自相矛盾之处。从渠道行为理论和渠道结构理论的双重视角来看，消费者被赋予了两种不同的，但却紧密相关的角色，一是最为重要的环境变量，二是身份独特的渠道成员。之所以说消费者是最为重要的环境变量，是因为整个渠道系统运行的最终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而消费者的特点与行为乃是渠道组织结构和渠道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一。但在这种视角下，现有的研究仅是将消费者的行为与需求特征看作是既定的，并没有考虑消费者的行为与特征对商业渠道中渠道行为，尤其是本书关注的渠道权力结构与行为的影响。说消费者作为渠道成员的身份独特，是因为消费者在性质上与商业渠道成员之间不具有对等关系，并且消费者对渠道流程的参与只是其消费过程的附属工作，其行为目的与商业系统中的渠道成员的目的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作为渠道成员的消费者其是否拥有权力？影响其权力大小，以及权力应用方式的因素是什么？消费者的权力对于整个渠道系统的运行以及社会福利的增加有什么意义？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现有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这不能不是现有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
3）本土文化情境的研究相对缺乏
现有的研究几乎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背景下完成的，因此，在如此单一市场环境下形成的理论是否具有一般的适用性已经成为很多营销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从现有的研究来看，那些涉及跨文化的研究均表明，将现有的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直接使用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权力与关系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文化概念，在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得到的理论，在东方的文化背景中可能并不适用；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的结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经济或转轨经济市场条件下可能也并不适用，因而缺少跨文化研究是现有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缺陷。必须注意的是，我们提到这一点的目的除了强调要在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展开渠道权力问题的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之外，还在于理论问题与营销实践的切合方面。我们在引言中已经提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营销学者已经将注意力从权力与冲突转向了诸如信任与承诺等关系变量，作为渠道行为核心变量的权力问题受到了“冷落”。这种研究热点的转换当然有其现实背景，但在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经济转轨带来的流通领域的冲突、控制与反控制等问题将是中国营销实践中最需要被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因此，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除了要将理论研究与国际前沿接轨之外，对本土市场中现实问题的关注同样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后者似乎更为重要一些。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强对渠道权力问题的研究对于指导中国企业的营销实践似乎更有现实意义。不仅如此，中国处于转型阶段的市场不仅为中国学者研究渠道权力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现实背景，也为中国学者构建本土化的渠道权力理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内营销学者在这方面卓有成效的探讨与努力。 在下一章，我们首先对渠道权力的理论基础、渠道权力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本研究所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界定，然后提出本书的几个前提假设和总体研究框架。
第3章 理论基础、关键概念与本书的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