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重点综述与本书有关的一些文献。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文献与本书的研究相关，它们分别是银行脆弱性的微观理论、声誉经济理论、新比较经济学、法和金融理论。
对银行脆弱性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因素，较少涉及微观机制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一方面发生了世界性的债务危机和美国储蓄贷款协会危机，引起经济学家们开始重视银行脆弱性的微观机制；另一方面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开始大量地应用于建立模型来分析经济问题。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银行脆弱性的微观机制理论的产生。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是Diamond和Dybvig（1983）的“Bank runs，deposit insurance，and liquidity”，以后的文献都是沿着这条思路加以深化并进一步拓展。这一领域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两个基本问题：第一，银行为什么会脆弱？第二，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银行的脆弱？
Diamond和Dybvig（1983）提出关于银行挤兑的D-D模型，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试图解释为什么银行会受到挤兑的压力，以及政府在保护银行免受挤兑的过程中能做些什么。D-D模型认为，投资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项目的现金流回报并不同步。这样，为了满足随机的消费需求，他们有时不得不中断投资行为。但是他们可以存款于银行，由银行来进行投资。从这个角度看，银行实质上是投资者的集合，能使投资者可以间接地通过银行来达到多元化分解消费需求的冲击，从而减少对投资行为的干扰。D-D模型的重要特征是：存款人的消费偏好是不定的，这样，他们就需要流动资产以满足消费需求。其次，投资者需要为项目的突然中止支付一定的成本。在此基础上，D-D模型做了一个重要假设：银行对存款人的服务遵循先来先得的规则。如果所有的存款人都在投资项目结束前提取存款的话，银行只能满足排在前面的存款人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银行作为投资者的集合，其多元化分解消费需求冲击的功能瓦解了。如果所有的存款人都认为其他存款人将在投资项目结束前提款，那么银行恐慌就会发生。D-D模型指出，这种认知是自我实现的，因为如果存款者认为其他人要提款，那么他的最佳策略就是也从银行提款。这样，银行挤兑就发生了，这样就形成一个糟糕的均衡状态。该研究指出，对银行的高度信心是银行部门稳定性的源泉，认为银行的脆弱性主要源于存款者的流动性要求的不确定性以及银行的资产较之负债缺乏流动性。对于如何解决银行的脆弱性，D-D模型认为政府提供的存款保险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由于存款保险对银行的存款加以保险，对于每个存款人来说，参与银行挤兑不会有利可图，所以存款保险可以阻止银行挤兑。但是存款保险可能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存款者由于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保护从而弱化了对银行的选择和监督，银行也容易产生“赢了归自己，亏了是保险公司的”的心理，倾向于经营收益高的高风险项目，这就会加剧银行的脆弱性，使银行面临倒闭的风险。
尽管D-D模型可以解释银行挤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现实中银行挤兑并非完全取决于独立的随机因素，而往往是同银行的不良业绩相关联的。针对D-D模型的缺陷，Goldstein和Pauzner（1999）对此做了一个重要的修正。Goldstein和Pauzner（1999）认为存款人虽然不知道银行的放贷投资组合的真实表现，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各种信号加以猜测。并且，如果信号的分布是正态的，那么他们会认为其他人最有可能和他们获得了同样的信号。这样，一旦他们判断基本面不好，他们会认为所有人都持同样判断，就会同时从银行提款，造成挤兑。如果基本面的信号是基于全社会的，那么所有的银行都会面临挤兑，导致系统性风险。在这样的分析下，银行恐慌是一个单一的均衡，其概率和经济体系基本面的信息有关。
Corton（1985）则研究了“噪声”指标是如何导致银行挤兑的。存款者是否撤资取决于与其他银行资产预期回报率的比较，如果存款的预期回报与其他银行资产的预期回报至少一样高，存款人将存款，否则将撤资。在后一种情况下，银行将面临挤兑并损失存款。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存款者可能对银行的投资状况不清楚，他们将根据这些投资的“噪声”指标做出决定，有可能比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定还要糟糕。如果存款者高估了银行资产的价值，存款将会获得较低的回报，这时撤资对存款人来说是正确的。如果存款者低估了银行资产的价值，可能引发银行挤兑，这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撤资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但是结果却是低效率的。Corton认为，在存款合约中插入延迟条款可以实现时后最优。
Bhattacharya和Gale（1987）将Diamond和Dybvig（1983）的模型扩展到多个银行的情况。虽然单个银行的存款者可能突然有消费需求而大量提款，但是由于同业拆借，银行之间互相依赖，整个银行体系可以化解这种风险。然而这也意味着道德风险问题：如果银行总是可以通过同业拆借满足流动性要求，那么它们就乐于“搭便车”，不会保留足够的流动性资产。这样，整个银行体系的健康就受到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某一银行的危机有可能会影响其他的银行，引发连锁反应，这种多米诺骨牌式的现象称为传染（contagion）。Allen和Gale（2000）在此框架下做了分析。由于银行间的同业拆借，某个银行破产极有可能导致其他银行的流动性出现问题。
Jacklin和Bhattacharya（1988）建立了基于信息的银行挤兑模型，该模型假定存在一个无风险的短期技术和一个有风险的长期技术。模型的特点是引入一个双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不能观测到存款者的真实流动性需要，而存款者也不知道银行资产的真实状况。当一部分存款者获得了关于银行风险资产回报的不利信息（而不是担心其他存款者的行动）时，银行挤兑就会作为唯一的均衡而发生。因此，银行挤兑有一个基本的根源，那就是银行的不良业绩。
Dowd（1988，1992）继续这一研究，认为如果银行资本充足的话，存款人就没有理由害怕资本损失，不会参与挤兑。但是多少的资本充足率是足够的？Dowd提出的公式条件只是避免挤兑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存款者一般希望银行持有较多的资本，但是这又意味着银行股权的回报率较低，这就使银行股权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必须考虑持有较多资本的成本，最优水平是在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
Chari和Jagannathan（1988）将存款人分为持有较多信息的存款人和持有较少信息的存款人，信息少的存款人观察其他人的行为行事。这样银行挤提就表现为个别存款人的理性行为导致的一种“非理性”结果。
Bandt和Hartmann（2000）认为，金融部门的三个特性决定了它比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更脆弱，更易于陷入系统性危机。一是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特性。班德特和哈特曼吸收了D-D模型的观点，认为银行通过吸收存款来向企业发放期限较长的贷款，按照大数法则，银行只需留有一小部分的流动性储备来满足储户的提款需求。但是，当发生未预计到的大量提款要求而贷款又不能流动时，银行就会面对流动性的困境。二是由银行间市场和支付清算系统所构成的复杂网络的特性。在这一复杂网络中，银行以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将风险相互暴露给对方，当一家银行出现支付困难，马上对其他银行的支付能力带来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当危机出现时，会造成支付清算系统运转不畅，进而放大风险暴露，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金融合约中所包含的信息和信用的特性。金融的功能是跨期分配购买力，因此，金融功能实现的基础是：对相应资产未来价值的预期以及金融合约中对未来现金流的承诺。当不确定性增加或金融合约的承诺出现问题时，预期就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其影响之一是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
银行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挤兑，而挤兑的发生取决于存款人的心理预期，存款人的心理预期则一方面取决于其他存款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取决于银行的经营状况。一个理性的存款人必然会对其他的存款人的行为很关心，一旦他发现其他存款人正在挤提，即使该银行经营状况没有问题，他也会参与挤兑。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银行的财务状况能得到充分的披露，据此存款人可以进行自己的行为选择；而在不规范的经济中，银行的真实情况被有意或无意地隐瞒，虽然存款人不会很快取款，但是一旦市场形势发生逆转，由此带来的系统风险将会给银行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