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为了国家民族促成张学良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在他来说，干得好，国家得救；干得不好，失败了，也落得个轰轰烈烈的下场。从他的思想上原来是没有继续拥戴蒋再做领袖的概念。所以蒋被扣后，他一直不去看望。在政治理想上他是希望在中国搞民主政治，结束独裁专制，所以他处心积虑地策划了这次的“兵谏”行动，打算通过“兵谏”实现多年的政治理想，以他主导制定的《八项政治主张》充分反映出这一点。
如何处置蒋，是他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他深知蒋介石驾驭权力的能力和不讲信义的一贯作风，所以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方针时，杨非常赞同。当时，其部下有人曾问到如何处置蒋时，他回答很干脆：“交给中共去处理。”但是随着形势发展和各方态度变化，事变的结局正逐渐脱离他所设计的初衷时，他颇感迷惑。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团结是西安事变成功与否的关键。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和事变之中，两人一直都是以一种同生死、共荣辱的心态相互支持，互相配合的。杨虎城虽年长，经验丰富，但他从来都以长官来尊张；张学良也不以部下来对杨，重大问题都与杨事前沟通仔细商量。这种亲密合作的关系使他们共同闯过了临潼捉蒋、部下叛变、南京讨伐、国际指责、朋友背约等接连不断的困难艰险。但自宋美龄到西安后，张与宋氏兄妹长时间在自己家里相处，使杨虎城心中不悦。在一些张、杨和宋氏兄妹都在的场合，张明知杨虎城不懂英语，却用英语与宋氏兄妹交谈，更使杨非常尴尬。
前面讲过，12月20日，杨虎城与张学良就“放蒋”问题曾有共识。可是当12月24日上午，在三方会谈取得基本一致后，宋美龄不失时机地提出放蒋的问题时，张学良违背之前与杨达成的共识，抢先表态同意先放蒋回南京。
下午，张又单独在他的办公楼里召集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纯、王炳南、应德田、卢广绩等设计委员会成员开会。因为前一天，设计委员会开会曾就在什么条件下放蒋进行了讨论。会上大家发表了各种意见，最后一致的意见是“没有保证，蒋不能走”。也有人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心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先把他干掉”。当这些意见报告到张、杨那里后，杨并不认为有什么特别，没有表态。而张学良听了异常紧张，他于24日下午召开会议。
会上，张先将几天谈判的情况向到会人员作了扼要介绍，并透露很快就要放蒋走，他自己还要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然后很严肃地对与会者说：“听说你们昨天开会，也有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你们可以向我提，但是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许你们在外边随便乱讲，尤其不许你们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做错了一点，我们担不起。”当有人问道：“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他们将来说了不算怎么办？”张声色俱厉地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当人们将考虑的保证条件说出来后，张很自信地说：“你们所提的这些意见，我都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有人问：“副司令还要亲自送他回南京，是什么意思？”张回答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我这一着比你们想得高，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你们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和他一起共事。所以我们万万不能再为难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并且我亲自送他去，也是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总之，做人情要做到家。同人家合作也要合作彻底。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你们想得深，想得高，你们这些人要受我领导，不许乱说乱闹。”最后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学良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是顾全大局的。”
王菊人在《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写到关于“放蒋”问题，“杨和张单独谈过几次。张说，蒋对他表示过几次，蒋是赞成我们主张的，但蒋不在南京，没有人能作主张，这关系到国策的变更，得在中央全会通过才行，不过只要蒋提出来，不会通不过。蒋说他对抗日是有准备的，只是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不能不采取稳健的办法。张还说，蒋屡次表示他以人格作保证，看来他不至于欺骗我们。杨说：‘放蒋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再说。’”
24日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因为张学良主张立即放蒋介石回南京而发生了激烈争吵。对于这次争执，杨没有向外人透露，但张却在与杨吵完后立即去告诉了宋子文。据宋子文在12月24日西安事变日记中记载：“晚上，张告诉我，他与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指责称）‘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他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他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他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大为不满地离去。”
宋子文听了张学良对他的讲述后认为，“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在城周仅有一团，遂命其部队做秘密准备，以防突袭。”宋子文随即与张学良策划应急之策，两人讨论了将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突然离开西安的可能性。但后来“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他们最后商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
张学良在《警告世人》一书中写道：杨虎城反对蒋委员长返京，对我说：“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我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他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12月25日，当张学良得知杨虎城还坚持要有条件放蒋时，便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做法：下午三时过后，张打电话叫杨去他公馆。杨以为张改变了想法，兴冲冲去了张处。可是等杨赶到时，看见蒋介石已出门准备上汽车了。张只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走。当时事出突然，杨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与张决裂，将张和蒋都扣下来；另一是服从张的安排。为了顾全和张的团结这个大局，他选择了后者，没有与张争执，随张到机场去送蒋。不料到机场后，张突然给了杨一个手令：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
蒋介石一行到机场后，看到有2000多人的群众队伍聚集在那里（为了欢迎傅作义将军）。蒋见群众就紧张，以为是要阻止他离开呢，一下车就赶忙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我答应的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重复一遍：（一）明令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
12月25日下午4时，随着飞机马达的轰鸣声，蒋介石离开了让他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的西安，结束了14天的囚禁生活。张学良也送蒋离开了西安。当天是圣诞节，37岁的少帅将他的自由与政治生命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宋美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