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达西安，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成政治军事同盟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的意见还尚未传达到。这为刚刚通过“遵义会议”逐渐走上正确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个制定实施应对西安事变的自己方针的时间与空间。自西安发生“兵谏”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又干了什么呢？
当时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写道：
1936年12月13日有关于张学良的部队在陕西起义的报道。逮捕了蒋介石。斯托马尼亚科夫来见。他对张学良作出好的乐观的评价。苏联应该谨慎和巧妙地对待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反苏运动。
1936年12月14日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把邓发的报告送给斯大林。请他对我们的中国同志的立场提出意见。建议是：建议他们采取自主的立场，宣布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决冲突，争取和解和协同行动，在强调共产党在致国民党的信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所持立场的同时，争取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各党派发表民主宣言。
深夜12点，斯大林来电话：“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
随后莫洛托夫来电话：“明天下午3点半请你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工作。只有您和马努伊尔斯基，别人不用来！”
1936年12月15日讨论中国问题会议。
（有库西宁、马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王明、邓发、爱尔科利、曼达利扬参加。）
1936年12月16日：到克里姆林宫见五人小组。（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
对中国事件交换意见。
磋商后同意向中共中央发以下电报：复电建议你们采取以下立场：（1）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2）由于这一行动已经作出，我们应该考虑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宣布在下列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通过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进行政府的改组；
我们在草案中建议的文字为“由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最杰出活动家来改组政府”；
确保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
与同情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
这封电报发到陕北后是“乱码”译不出来，直到12月20日，中共中央才与共产国际恢复了正常的电讯联系。
在共产国际的电报到达（12月20日）前，18日晚和19日白天，南京政府通过广播电台反复广播苏联《真理报》严厉指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社论。这个广播，不仅陕北中共中央听到了，而且西安方面也听到了，就连地处甘北前线的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也听到了。
周恩来当天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特别提到了这件事，电报称：“闻，《真理报》两次的评论，对西安事变无形中帮助日本侵略之发展。”同样，在中共中央当天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也明确提到了这一消息，说：“苏联《真理报》两次的评论，对西安事变认为等于两广事变一样。”
20日，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央去电询问：“南京新闻谓，《真理报》载西安事件是挑发内战之烟幕弹，将来利于日本进攻，张学良之举动乃投机行为云。中央对西安事件意义及前途估计请详告，张之扣蒋乃逼不理已之行动，应告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