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其人其书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是西汉著名的儒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
他出生于一个田连阡陌、牛马成群、家有大批藏书的富人家庭。自幼勤读儒学，“三年不窥园”，连家里的花园看也不看，专心向学，经常骑的马不去分辨雌雄，他喜钻研书本，达到如痴若愚的程度。中年收徒讲学，“下帷讲诵”，讲学时，挂上一幅帷幔，他在帷幔里边讲，学生在帷幔外边听。招的学生多了，有时就叫他的得意门生转相传授。他的声誉大，汉景帝时，他因专精《春秋》经而被选任为博土，但汉景帝崇尚黄老道家学说，朝廷不太重视他，他无事可做，仍教书授徒。
汉武帝即位后，让全国上下推荐人才以备咨询，建元元年（前140）时，董仲舒39岁，被汉武帝召见，武帝接连对他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关于天人关系，也称为“天人三策”，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等重大决策，同时还论证了天人关系、天人感应、神权与君权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汉武帝对他的意见十分赞许。
对策后，董仲舒被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任国相。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是一个十分粗暴、蛮横、野心勃勃的武夫，刘非知道董仲舒是当时声望很高、举国知名的大知识分子，因而对董仲舒格外尊重与重视，想让董仲舒辅助他推翻汉武帝、篡夺中央政权。董仲舒规劝刘非，对刘非讲了《春秋》经中维护“大一统”的精神，暗示他不要称霸，并对刘非讲：“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是说，做为“仁人”，应重义忘利，一个仁者要尽量以道义来端正自己，不要去追求个人物质利益，要尽量光明美化封建道德，不要去计较个人得失。董仲舒认为重要的是国家整体的“道义”，而不是局部的或个人的“功利”。实际上是规劝刘非一类应放弃过多的特权，不要闹分裂，应服从中央朝廷长远的统一的根本的利益。
公元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发生了大火。不久辽东的高庙也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灾异迷信的好机会，他不顾身患重病，匆匆忙忙起草了一份奏章，他想借这两次大火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首劝其（武帝）杀骨肉大臣”。正巧中大夫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主父偃趁董仲舒不注意把其奏章草稿偷走了，交给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要杀董仲舒，幸亏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等苦苦哀求，才免于一死，但董仲舒的江都易王相被罢免了。从此他又回到家乡从事教书活动。
公元前125年，董仲舒又做了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哥哥，比刘非更凶残、蛮横，过去不少做他国相的人都被杀掉或毒死。刘端对董仲舒还比较尊重，因为董仲舒是全国知名的大儒，刘端也想依靠董仲舒辅助，使他称王称霸。但董仲舒一直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唯恐在这里时间长了遭到不测，于公元前121年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从此结束了他的做官生涯。
董仲舒晚年，诸事不问，只是埋头写作与教书，但朝廷有大事，仍派专人向他请教。死后葬于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为了表彰他为汉朝廷的效劳尽忠，特下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在今西安市和平门内迤西一段地区）。
董仲舒的著作很多，但绝大部分失传了。流传至今的只有一本《春秋繁露》和《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董仲舒传》中的有关资料。“繁露”，是王冕前后所悬的玉串，有联贯之意，以此比做《春秋》经的属辞比事。《春秋繁露》就是董仲舒对《春秋》经有关内容的解释和发挥，或许是他讲学的部分讲稿。《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附在《汉书·董仲舒传》之后，汉武帝与董仲舒一问一答，是很宝贵的思想资料。
“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董仲舒学识渊博，弟子众多，为皇帝所赏识，在他接受汉武帝亲试“贤良”之士的三次策问中，为汉王朝提出了文教政策的建议。他继承了孔孟的“德治”、“仁政”思想，并赋予神学观点，用“天人感应”之说，宣称天是至上的主宰与君权神授的思想，又讲天道有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意尊阳而卑阴，重德教而不重刑罚，他把教育当做国家的大事，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指出：“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意思是说，王者在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育当作主要任务的。
为了加强思想的统一，董仲舒对汉武帝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认为重视统一是天地不变的原则，凡不属于六经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齐头并进，这样邪僻的学说消灭，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所应走的方向了。他明确提出以“独尊儒术”作为统一的指导思想，用来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而使臣民知其所守与所从，这最适合于加强封建中央皇权和巩固封建制度一统天下的事业，因此遂被汉武帝所采纳，作为汉王朝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和文教政策的主旨。
为了培养和选拔精通儒经的人才，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开创太学以培养贤士，他说，乎日不养士而想要求贤，就好像不雕刻玉而要求玉有文采一样，那是办不到的。所以他说培养人才没有比办好太学更为重要的了，太学是贤士所由出，教化的本源。他建议汉武帝兴办太学，聘请高明的教师来教养天下的人才，常考核他们，发展他们的才能，那么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公元前124年下诏在京师长安正式设立了太学，以儒经博士为学官——专职教授，招收弟子50名，授以儒经，为国家培养官吏。这便是汉代正式成立太学之始。商周时代我国虽然已有了大学的初步形式，但严格地说，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最高学府，却是从汉武帝时创立的太学开始的。所以由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设立太学的举动，在中国教育史乃至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汉代太学与欧洲的雅典大学、亚历山大里亚大学等同处于最古老的地位。
然而设太学以培养人才，周期较长，且人数有限，因此董仲舒又提出了“选士”办法，即建议各级官员重视发现、推荐和选拔社会上既有的人才，并建议各级官员所选拔的人才如属贤才则有赏，所选的人才如不肖则有罚。而且董仲舒还注意到在实践中考察人才的贤德与才能，主张度量了才能再给他们以官职，考察了德行再来给他们以职位，反对凭资历、熬年头、论资排辈，不要以日月的积累计功，这也是很有价值的思想。由于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双管齐下，故能遍得天下之贤才。这种培养与选拔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同步前进的思想，不仅对封建时代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影响，对今天我们改革教育、培养和选拔人才也是有启发的。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的传统，非常重视国家的教民事业，他认为王者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德治和教化。他说，教化没有建立就不能把人民纳入正道。老百姓追求利益的趋向如同水向下流一样，不用教化当作堤防的话，是不能停止的。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这是堤防完好的证明。教化废止而奸邪出现，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堤防坏了的证明。所以古时王者明白这个道理，在他们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在国都建立大学，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用仁德来教育人民，用道义来感化人民，用礼节来调节人民，因而刑罚虽轻而人民没有违犯禁令的，这是由于施行教化造成的良风美俗的原因啊！他还说，现在的郡县令，就是人民的老师和领导，是派他们禀承风旨来宣传教化的，如果这些地方官的教化工作没有做好，那么君主的仁德就不能宣扬，君主的恩惠就不能达到民间。由此可见，董仲舒十分重视教化工作，把教化民众的任务当作各级行政官员的重要职责。在封建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可能享受学校教育的，他们只能受到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教化与陶冶，也就是只能接受官方“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及仁、义、礼、智、信）的宣传与教化。汉代的各级地方官，特别是作为乡官的“三老”等都是在民间对劳动群众进行教化的，目的是使民众不犯上作乱而成为良民。这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务以德化民”在汉代文教政策上的实施情况。
总之，董仲舒的“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的思想，奠定了汉武帝文教政策的基础，这不仅对汉代，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各个王朝的文教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善一、常一、专一
董仲舒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非常重视独立思考，注意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自己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注意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地探求学问。东汉时的王充就说过：“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他这种“专精一思”的精神，令人敬佩。
董仲舒曾提出过“善一”、“常一”和“专一”的学习要求。
所谓“善一”，就是要求专精于一，要有所专长。他说，一个人不善于一，没有获得某种专长，就不能立身，得不到社会的承认。
所谓“常一”，就是要求始终如一地努力学习一种学问。他认为人人都可以学习，但只有坚持不懈地学习一种学问，才能获得显著成效。他曾引用过《诗经》和《尚书》中的话，提醒人们注意：“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努力呀！努力呀！”以此激励人们永远努力学习，不断进取。
所谓“专一”，就是要求在学习过程中专心致志。他指出“事无大小，物无难易”，但必须专心，否则将一事无成。他举例说：“是以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这在学习上讲，就是说不能一心二用，不要分心走神，要集中注意力，专心致志，才能学好。他说：“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即心不专一，就必将失败或发生弊害。
董仲舒还提出了由一知多、由专一通博学的学习方法，即“多连博贯”。所谓“多连博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由一知为起点，多方联系，融会贯通，以达到触类旁通、一通百通的效果。他的“多连博贯”，不仅是由一知到多知，由专一到博学的学习方法，而且也是他的“知往明来”的学习目的。所以他得出“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的结论。董仲舒非常相信这一方法，他认为只要掌握了这一方法，就能把握住“一是”，天下的道理就可以完全掌握了。董仲舒这种“多连博贯”的学习方法，在一定条件和一定范围内运用，有助于由个别到一般，触类旁通，见端知本，加深理解。其特点是，掌握着一个根本点，以之进行博贯多连的推断，这里有形式逻辑演绎推理的思想，有其合理之处。总之，董仲舒的“专精一思”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是值得后人效仿的。
颜之推
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颜之推（约531～590）字介，梁朝金陵人，祖籍琅砑临沂（今山东临沂）。出身于世代精于儒学的仕宦之家，早年得到家庭传授儒学的熏陶，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思想基础。他博览群书；通晓古今，且长于写作，词情典丽。他曾在南朝的梁朝和北朝的齐朝做官，齐亡以后又做隋朝的学士。他一生遭遇三次亡国之变，历仕四朝之官，多次险遭杀身之祸，因而深怀忐忑之虑。
颜之推是当时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虽然没有专门从事教育工作，但在晚年为了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鼓励子孙继承家业，扬名于世，他写了《颜氏家训》20篇。这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反映了这个时代一部分教育史实，提出了士大夫家庭教育的普遍问题，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后代封建士大夫的家庭教育深受此书的影响，称此书为“家教规范”。全书以说理为主旨，每篇都不是长篇巨制的专论，而是围绕一个中心集合多则的随笔、札记。其写法是先提出思想观点，然后列举若干事例为证据，往往正反对比，爱憎鲜明。语言通俗平易，朴素无华。既不是六朝骈文，也有别于秦汉古文，而是接近当时口语的通俗文。全书内容丰富，议论横生，文笔生动，趣味隽永，写得深入浅出，语短意长，实实在在。有人用“一个老父亲的叮咛”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其内容与主旨，颇能得其精神。他是一位老于世故的长者、聪明睿智的学人、机灵权变的政治活动家，在平安地度过乱世的风云之后，向他的家族子弟讲述自己的经历风险、体验教训、思想心得，作为一种思想、道德、文化、政治的训导。颜氏是一个大家族，在颜之推所处的时代，政权频繁更叠，风云时时变幻，生命如草，杀人如麻，多少显赫家族，暴兴暴亡，而颜之推一家却乱云飞渡，从容不迫，趋利避害，维持住家族的生存、体面与尊严，确属不易，确需有一种原则、思想的支持与手段、方法的应付。虽说颜之推撰写此书名为“家训”’贯串了道德与精神的说教，但它却是有机地寄寓于优美的言词、动人的故事与丰富的学问、知识之中谈历史，谈时事，谈风俗，谈掌故，谈文学，谈养生，谈教育，谈家庭，谈哲学，谈道德，谈宗教……侃侃而谈，娓娓动听，尤其书中一些生动活泼的故事趣闻，明晰哲理的议论，家庭教育的原则方法，更能动人心扉，所以成为千古名著。
当代历史学家范文澜说：“《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宋代朱熹编的《小学》，清代陈宏谋编的《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此书。后人作《家训》皆溯源于此书。故有人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历代学者对《颜氏家训》评价甚高。此书多次重刻，一再重版，不是偶然的。
“早教”与“晚学”
《颜氏家训》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教育思想，“早教”与“晚学”则是这本书中在关于“教”与“学”问题上的精辟见解。
在颜之推看来，对儿童必须及早地给予教育，他说，古代圣王有胎教之法。胎教，是孩子还未出生阶段的教育，指的是妇女在怀孕期间有意识地对胎儿发育施以良好的影响。据传周文王之母太任就实行过胎教，中国古代帝王重视胎教，认为这是王业兴衰的根本大事，主张孕妇怀孕后在饮食、视听、举止、清洁等方面要避开不良影响，喜怒哀乐适度，修养身心，培养情操，有利于胎儿发育良好。但一般家庭没有条件进行胎教，颜之推说，纵然做不到胎教，那也要及早从婴稚时期开始，越早越好，他认为及早从婴儿能认识外界的人与事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教育，该教孩子做什么就引导他去做，不该让孩子做的就不让他去做，这时，主要应进行行为方面的教育。来自成人方面的态度和表情——神色、喜怒——是儿童行为的标准，是指导儿童行为的红绿灯信号，因此，成人应注意使自己的态度和表情恰如其分。
不仅良好的行为习惯需要及早地培养，就是儿童获得知识技能的学艺活动，也应当及早地进行。颜之推认为这是由于儿童的年龄特点所决定的。孩子幼年时期，心志专一，长成之后，思想懒散。他认为应当抓紧在精神专一的幼年时期，让孩子们开始学习知识技能，切不可等到长大成人、思想懒散的时候，才去学习，那就丧失了教育的最佳时机。他还引用了孔子的话：“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作为思想理论依据。又引民谚“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作为例证，认为要使媳妇屈从于公婆，一入门就要让她遵守家规；同样要使儿童成长为一个理想的人，也应抓住婴儿阶段，先人为主，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婴幼时期比较容易接受影响，思想观念还没有形成，接受塑造的可能性最大，性情纯洁，未染恶习，所以说早期教育的效果最佳。
颜之推认为不能用溺爱代替对孩子的严格教育，父母在子女面前应庄重严肃，不可“无教而有爱”。如果在饮食、言论、行为等方面，对孩子一味溺爱和放纵，做错事应该训诫孩子却反而奖励，说错话应该斥责批评却反而置之一笑，等到孩子长大了，认为应该如此，结果铸成大错，悔之莫及。这时鞭挞至死也难收到效果，越是愤怒越会增加怨恨，最后孩子终究成为德行败坏的人。这就是说，教子严格，不可溺爱偏爱，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他总结家庭教育的经验说，从古至今，人们疼爱孩子很少能够做到适当了。他认为贤能俊秀的孩子自然应该赏爱，就是顽皮愚笨的孩子也应当怜悯。有着偏爱毛病的父母，虽然总想着对孩子厚爱，但往往却成了给他们带来了祸害的因由。溺爱偏爱等于害了孩子，给孩子带来了祸害。这个深刻的教训应该吸取。他认为严于要求，勤于督训，子女才能成器。
他还很注意周围环境对子女的影响，要求家长审慎地看待子女左右的人，以防导入歧途。慎重地选择师友，发挥教育习染的积极影响，潜移默化，这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环。他认为家庭教育不在于长篇说教，而在于长辈示范。他把长辈的道德行为榜样所发挥的作用影响，称之为“风化”，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仿效，丝毫不需强制。良好的环境有利于儿童从小培养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他还认为从小学好语言十分重要。在家庭教育中，子女学习正确的语言，是做父亲的重要责任。一事一物，不经过查考，不要随便称呼。语言教育是基础，不从小对子女进行正确的语言教育，将对子女留下极不好的影响。正因为颜之推重视家庭的语言教育，给他的子孙留下了好的影响，所以他的子孙后代出现了几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人的幼年时期，是学习的最佳时期，固然应当抓紧时机，努力学习，但是这也并非每个人都有条件做到的。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条件和情况不同，有的人因种种原因，失去了幼年时期良好的学习时机。颜之推认为，失掉了幼年学习机会的人，也不必悲观失望。只要自己坚定志向，不自暴自弃，坚持学习，持之以恒，还是能够有所成就的。这就是他关于“晚学”的观点。如果一个人自己看不起自己，思想不求上进，那还有什么作为呢？颜之推列举了历史上很多因坚持“晚学”而获得巨大成就的知名人物，如公孙弘40多岁，才读《春秋》，后来任职丞相；朱云也在40岁时才开始学习《论语》和《易经》，后来成为大儒。这些都是“早迷而晚悟”的人，他们能坚持学习，并运用所学的知识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足见“晚学”也是有很大作用的。
颜之推批评有些人20岁左右没有学到东西，就认为已经迟了，不再积极要求学习，由此就因循怠惰下去。他认为这样做的人实际上是很愚蠢的，没有出息的，等于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为了鼓励人们坚持“晚学”，他引用了春秋时期师旷对晋平公所讲的话：“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晚学”者如“秉烛”之光，固然比不上“早学”者如“日出之光”的光辉，但是终比“闭目无所见”者要强多了。这个比喻是十分深刻的，使那些不肯学习的人感到惭愧，使那些肯学习的人得到勉励。他的这种珍惜时光，不以老废学、终生接受教育的思想是很有见地的。
中国古代教育家认为，学习是毕生的事情。孔子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和“学而不厌”的忘我学习精神，是后人的光辉典范。荀子也教导人们“学不可以已”、“学至乎没而后止”，即学习不能中途停止、半途而废，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其道理是很深刻的。颜之推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荀子的思想，从“早教”与“晚学”两个极端阐述了人们必须毕生勤奋学习的思想，给人以启示。颜之推强调“早教”，是提醒人们不要失去婴幼儿这个最佳的学习时机；他强调“晚学”，是告诫人们不论迟早，只要相信自己，不自暴自弃，坚持不懈地学习，持之以恒，也会有效果的。“早教”的思想，符合、儿童年龄特征的学说，有儿童心理科学的依据：而“晚学”的思想，符合终生教育的学说，并告诉人们“勤奋出天才”这一真理。他的“早教”与“晚学”的教育思想是辩证的统一，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仍有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