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作为法家的特定术语，可以用“政治地位”来解释。“势”不能脱离“法”，若脱离了法，就变成了肆意妄为、专断跋扈。韩非认为，权势是推行法治的凭借，法是维持权势的后盾，也是权势得以维持的手段，只有法与势相互依凭，才能天下大治。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文化的推行离不开领导之势，利用自身所在之“势”，以身作则推行企业制度，因势利导，才能够将企业文化深植人心。
法家文化观中“势”的思想
法家认为，君王能够统治国家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强、品德高，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舍此，必将功不立、名不遂。孔子德行高洁，名誉海内，但要臣服于鲁哀公，就在于孔子“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所以韩非说：“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把“势”看做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柄”是具体而有形的掌握下属命运的生杀大权，“势”则是有形的权所产生的无形的影响力。
心理学研究证明，对死亡的恐惧比死亡本身更可怕。势是一种比有形的权更强大的无形的威慑力量，因为它无形，所以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权是不能随便用的，“权不欲见”，“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作用范围也比较小。“杀鸡给猴看”就是用一小范围的刑罚来产生大范围的威慑作用，这正是权和势完美配合所产生的妙用。总而言之，君主拥有的势越大、越强，获得的威严、尊敬也越多，一旦失势，不仅会失去人君之威严，更有性命之忧。
慎到是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他在主张依“法”治国的同时，强调并重视“势”。法家思想中关于“势”的理论，被慎到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战国时代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背景下，势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实践。所谓“势，即权势。势并非单独存在的，势要依法，而法要借势。法与势是相互依托的，没有法就难以保证权势，没有权势，法又不能顺利贯彻执行。慎到认为，重”势“与尚”法“有内在的联系，重”势“是为了尚”法“而尚”法“又必须重”势。
慎到这样形容“势”：“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雾，与蛆妇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更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德治”，认为人的本性正是趋利避害，“德治”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
到了战国后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继承并发展了慎到的“势治”说。首先，韩非强调必须集中一切权力于君主一身，并言：“臣重之实，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则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间，使善败不闻，祸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权势不可以倍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奎。”“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由此可见，韩非提出君主要绝对的权威，不能以下犯上。韩非关于“势”的思想比慎到更前进了一步，表现在其“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法”、“势”相结合的思想。依照法拥有权势，则天下大治；违背法，则权势亦不能维持。所以掌握权势的人如果能秉公执法，法律借助权势产生的威力和效率自然会更大；反之，带来的危害也很大。韩非不仅看到法治需要权势来依靠，而且认为要很好地运用权势，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要法的强有力的手段。
韩非认为，治理天下的君主从天资上说大都为中人，自己的治国理论就是为这些君主提出的。才能平庸的君主只要能运用好“抱法处势”，把法治和权势很好地结合起来，就可以将国家治理得有声有色；如果背离法度，丢弃权势，就会天下大乱。按照韩非的观点，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局面的控制系统，其中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这样一个有控制中心的控制系统，是实现对组织有效控制的根本条件。法家以国家治强为目标，首要点便是稳固君权。其主张君主政治代替封建政治，君主集权便是基本要点。因此，强化君势是国家组织结构中的基本点。
法家之“势”与企业制度推行
法家认为，势是与法、术并列的治国要素之一，而且，势还是保证法和术得以顺利实施的条件。那么，在一个公司之中，为使企业文化真正落地，各层管理者应因势利导，利用赋予的权力，以身作则推行企业制度，采用以法为本的管理方法，以势为前提和保证，学会“处势”与“借势”。
处势
按照韩非在《韩非子·功名篇》中的说法，“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治不肖”，意思是说一个人仅有贤能是不够的，还得有“势”，不然就无法让不肖者服从，无法保证组织的良性发展。所以，一个组织要想很好地推行既定的制度，就必须要有权力的保障，而这个权力就是“势”。同样，企业的领导者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才能够顺利实施管理企业之法与术。
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需拥有管理的权力，更应具备领导者的“气势”。在这里，我们应辩证地来看“处势”，应具备如下要素。
1.明确所在之势的定位
任何一个企业均依照企业属性构建组织架构，管理者由上而下各司其职，所有的管理者要根据管理才能、管理经验、学历、人品等多方面选拔而定。无论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还是中层管理人员，首先应明确自己所在之位的定位，明确所在管理角色的责、权、利。
2.树立所在之势的权威
管理者树立权威绝对不是肆意妄为、骄纵跋扈，更不是借助自身角色任意提拔或惩罚下属。只是靠“管理者”的头衔来管理下属，不但不会在员工中形成威望，更会让员工“畏”而不敬。管理层应按照公司的文化践行日常工作；管理层应明确企业制度，并以身作则，依照制度行事；管理层应钻研业务，无论是管理之道还是公司的业务体系，都应精通但未必亲为；管理层待人要公正，不以个人喜好论断，而是依照公司的制度作为评判下属工作的标准，若制度之中没有明确，便依照公司价值观作为评判事务的原则；管理者擅长沟通，善用制度，奖惩并济，在制度面前铁面无私，绝不妥协。只有具备了上述因素，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成为一个受员工尊重的管理者。
借势
韩非曾深刻地指出，君临天下，依凭的是势。而势就如高山顶上的一棵树，它之所以高高在上，是因为它足踏高山，凭借高山做基石。这表明，势靠位尊权重而得，势也靠造势而得。商鞅依靠秦孝公做后盾推行新法，但孝公一亡，商鞅就失去了靠山、保障，一旦失势，便性命难保。
在现代企业中，企业文化的建设、推行以及制度的全员践行，都需要“借势”——借助已经树立的管理权威，上行下效。在一个管理团队中，管理者身先士卒，严格恪守企业文化，将企业价值观作为行事的准则，并且按照企业制度规范自我工作行为，同时按照制度的原则奖罚分明。当全体管理者能够成为企业行为的楷模，全体员工才会逐步养成正确的工作习惯，企业文化才能像空气一样渗入企业的方方面面。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所以会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原因之一就是管理者自身不正，不能以身作则。只有管理者率先垂范，方可服人。在联想集团，任何规章制度一旦公布，就必须坚决地执行，如果违反规定，就要自觉地接受惩罚条例，概无例外。针对开会常有人迟到的现象，联想制定了一个会议管理条例，规定所有的与会人都不能迟到，迟到者将被惩罚在前面站上一分钟，会议也停下来奉陪。被罚站的第一个人是吴文祥，他是柳传志的老领导、原计算所科技处处长。柳传志对他说：“今天，你在这儿站一分钟，今晚我到你家，给你站一分钟。但现在你必须罚站，不这样，今后会议没法开，所有的人都忙，都有理由迟到。”吴文祥满脸通红地站了一分钟，出了一身汗，柳传志也冒了一身汗。柳传志本人也被罚站过三次，他自己说：“其实不算多，我开会最多，迟到机会最多。有一次，电梯坏了，我被困在里面，我拼命敲门，叫人请假，可周围没人，这也是要罚站的。”联想从几百人发展到上万人的规模，始终能够坚持执行这项规定，关键就在于领导班子带头遵守纪律，为员工做出了榜样。
管理者应该智慧地运用“势”，以身作则，因势利导，常抓不懈，才能够将企业文化深植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