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通向大成就是把被动化为主动，把受制变成控制。曾国藩就是这么做的。
被动，是一种暂时的不利或轻量级的失败。在剿捻不利的艰难时期，曾国荃不识时务，不知事情利害，参劾官文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曾国荃为什么会参劾势力强大的满族贵族官文呢？起因由曾国荃出山任湖北巡抚开始。
官文坐镇湖广，是朝廷插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钉子。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族权贵是不放心的，利用官文控扼长江，是朝廷对付湘、淮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知道其中原由，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也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不把他这个满洲贵族看在眼里，他就决心想法整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官文与湖北按察使唐际盛商量对策，唐为官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不知是计，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因而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会惹人笑话。
恰在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敲诈他大部分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曾国荃把这两事合起来考虑，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官文。
曾国荃幕中无文吏，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时年27岁，由于父亲的熏陶，已知官场之险恶，叔父之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定。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复出后，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这次弹劾官文不该让哥哥知道，免被阻挠。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最终稿成，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处、肃顺党孽等多款罪状，奏折随后在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弹劾官文的利害，写奏折的水平也无法与曾国藩相比，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虽洋洋数千言，但语言欠斟酌，参劾内容尽管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听闻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遭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认为所奏虽是事实，但言辞涉及军机处和“肃党”，怕是要引出更多麻烦。于是，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忍隐、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不要“因强而大败”，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是非圈子。
正如曾国藩预料，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等，立即引起军机处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存心不良，所奏情事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这一参劾，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慈禧只得让军机处派人去湖北调查，并给调查者一个钦差头衔。调查湖北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北京回奏时，把奏折所列各条全部驳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国荃之罪。慈禧对此颇感为难，她一见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面上是曾、官督抚相争，实则是满洲权贵与湘、淮头领发生矛盾。曾国荃背后有一大批湘、淮军阀，官文背后有一大批仇视汉官的满洲贵族。她既不愿惩处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淮军为她打仗之时开罪这些军阀。
在慈禧犹疑之际，曾国藩为解救被动局面，来了一个弟弟唱黑脸、哥哥唱白脸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
正在慈禧太后思考如何处理之际，忽然接到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两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一折说曾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示朝廷公正。原来，曾国荃折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一策，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但远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手握兵权，处于清廷不得不重视之地位，听到曾国荃疏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称心，于是在西北战场给朝廷上了那篇词气亢厉的奏疏。
慈禧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使此事宣告结案。官文调走后，湖广总督由李鸿章担任，因苏抚一职暂不能脱离，调其兄李瀚章暂署湖督，让淮军首领李氏兄弟从中拣了大便宜。经曾国藩这一举动，暂时地度过了这一危机。
通向大成没有速成秘诀，但有方法可循。“不求速成”并不是说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可以不紧不慢没有紧迫感，而是说要稳健、成熟地做好成功前的准备，创造好成功的充分条件，使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曾国藩平生以稳健著称，即使泰山压顶也不为所动。在行军打仗上，曾国藩一如其做人做事，也主张求稳，他的座右铭是：“宁可几个月不开一仗，开仗必有准备。”
曾国藩常常告诫诸将说：
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弊病为第一要义。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弊病的情形下，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所识破，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可破敌方的漏洞。
在围攻天京城时，曾国藩给前线的九弟曾国荃写信，叮嘱稳妥地考虑自保，应能确保无忧：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军出壕一战，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着心里直扑腾，大约是我一向气魄胆量不够的缘故吧。连日阴雨，寒冷阴森，气象不佳，深望老弟一定不要追求出人意外的功绩，只求稳妥的着法。这是最重要的嘱咐。
当攻打金陵的各种方略集中到曾国藩手上时，他一概拒绝，而只用稳着。最初，李续宜向胡林翼建议，用船载陆师直下焦山，出其不意，急捣苏、常。这是兵法上的出奇制胜。胡林翼对此十分欣赏，建议曾国藩采取。曾国藩用兵不讲“出奇制胜”，自然不会采纳。于是胡林翼又提出放胆放手之方策：
思虑再四，竟须放胆放手乃可有济，非加募四万人不为功，若仅就现有兵力，抽拨调遣，不仅无补于吴，亦且先损于楚。吴人越人之怨不必问，其毁誉，其悲怜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最难为情也。是待三省协防而后谋吴，非一年不能到江苏之境，舍三省协防而遽谋吴，吴已失不可救，而楚又继失。此时惟有破格请将，放胆添兵，倾湘中之农夫以为兵，秋冬之际，陆续取齐。则江西之后防不失，皖北之大局不失，武惠（宋曹彪谥号武惠，借指曾国藩）之声名不失。
随后，胡林翼专门会晤曾国藩，面谏采纳他的计策，并指出曾国藩的“稳着”缓不济急，说“急脉缓受，大题小作，或恐不济”，劝他“毋专取丞相谨慎之为”。曾国藩除了接受胡林翼扩张湘军、多募勇兵，即“倾湘中之农夫以为兵”之外，仍拒绝采纳胡的进兵计策。曾国藩认定稳扎稳打，这也是围攻天京历时三年之久才终将其攻克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