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媒体在涉腐涉诉涉案报道中使用隐匿性信息源的情况越来越普遍，部分严重失实报道造成的不良负面社会影响正在显现。如何规范隐匿性信息源的使用，避免其成为那些哗众取宠、偷懒耍滑的记者的“拐杖”，甚至危害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同时又切实保障媒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地讨论“社会公共事务”并监督政府的权利？
一方面，新闻媒体必须加强自律。必须承认，对于媒体而言，在一些监督性的报道中，是很难做到每个细节都准确无误的，例如，《纽约时报》就曾因为搞错了马丁·路德金是被逮捕了四次而不是七次被当地警方告上法庭，但法官认为这并不构成所谓的失实报道。但是，在一些重大的，事关当事人隐私、名誉的问题上，记者不尽责向相关当事人核对的行为，就应该认定为构成过错。越是重磅的深度报道，越是需要谨慎求证，某位关键的女行贿人李某是不是真的如匿名性消息源所说已经提前出狱远飞香港？举国瞩目的某部长被抓，是否真的如匿名性消息源说的那样是在南京的某个五星级宾馆？这些失实的“爆料”，如果记者能够更负责任地到相关监狱或者宾馆进行核实，相信澄清起来并不困难。当然，纯属捏造的“杰生·布莱尔”式报道又另当别论了。目前，我国已经有一些媒体开始努力尝试规范隐匿性信息源的使用。例如，2011年年初制定出台的《广州日报采编业务准则》就规定：“应当向读者清楚说明消息的来源，对于被采访个人或单位，要写清出处，写全个人姓名或机构名称；每一个事实来源都必须做到有根有据，避免使用模糊的说法，最好的消息来源是记者的亲眼所见，有名有姓的消息来源次之，最差的是匿名消息来源”，使用匿名消息来源有可能会损害新闻的可信度”，应尽最大的努力去验证。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缺乏隐匿信息报道权的相关立法规定，因此对于立法者来说，亟须借鉴各国经验，深入研究制定出台有关法律法规，探索构建规范的媒体信息隐匿权利体系，明确其权利内容和边界，而不是让像立松和博这样的记者去不断试探社会公众容忍的法律边界在哪里。促使有关方面妥善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司法独立，新闻时效性与真实性等关系。唯有如此，《读卖新闻》立松和博这样的悲剧才不会在我国上演，媒体监督，也才会更加有序、理性，富有建设性。
八、造船业行贿案后的日本政局
犬养健行使指挥权要求检方暂缓逮捕佐藤荣作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日本政坛原本就脆弱的平衡被打破了。1954年4月22日，深知自己已经以一种不光彩的形式被铭记在日本法制史上的犬养健辞职。吉田茂任命医生出身的加藤镣五郎接替犬养健。同日，在野党在国会提出，要求追究吉田茂在此事中的政治责任。对此，吉田茂答辩称，“法务大臣对检察机关享有指挥权，此事法有明文，（犬养健）行使这一权力我不明白有何不妥，根本不会伤害国民对政府的信任”。
然而，犬养健行使指挥权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却在进一步深化。一方面，检方的相关调查一蹶不振，始终未能获得足够证据以受贿罪来指控佐藤荣作，池田勇人更不必说了。就连前期被逮捕的航运、造船企业高管也纷纷被保释。4月24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否决了要求逮捕改进党“国对委员会委员长”荒木万寿夫的请求。6月9日，法务大臣加藤镣五郎明确告知佐藤总检察长，“6月15日国会闭会后，要求检方暂缓逮捕佐藤荣作的命令将自动失效”，意即检方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就可以逮捕佐藤。然而，已错失最佳办案时机的专案组因为收集不到足够证据，没有再次提出逮捕佐藤荣作的请求。加藤镣五郎担任法务大臣时间不长。他去职后，曾与吉田茂同期担任田中义一内阁中央政府部门“次官（副部长）”的小原直出任法务大臣。据说，因为经常一同出席定期召开的“次官会议”的缘故，小原直与吉田茂走得很近，关系特殊。
另一方面，批评吉田茂政府，要求倒阁的声音也越来越多。4月23日，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关于对政府不当行使指挥权进行警告的决议》。日本的“央视”——NHK在其收视率最高的周日晚间黄金档节目variety“星期日娱乐版”中邀请著名讽刺作家三木鸡郎对吉田茂内阁行使指挥权，阻止检方逮捕佐藤一事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并给观众一个黑白分明的印象——“政客黑，检察官白”，后者是正义的化身。5月中旬，《朝日新闻》的调查表明，吉田内阁的支持率比上次调查（1953年2月）降低4个百分点，仅为23%，而反对率则猛升12个百分点，达到了48%。关于吉田茂为何坚决不同意逮捕佐藤荣作，坊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是，此案直接指向吉田茂的女婿麻生太贺吉，所以吉田茂必须“插手干预”。此前，吉田首相从女婿所经营的矿企“借”了大量资金用于选举，胜选后的吉田茂用从航运、造船业获得的大笔资金来偿还这笔费用。此外，麻生矿业还从开发银行获得了40多亿日元的低息贷款，东京地检特搜部的专案组已经着手对麻生矿业开展外围调查。如果佐藤荣作被逮捕，检方进一步将调查的矛头指向麻生矿业，甚至强制搜查该公司，将导致吉田茂大后方“被攻陷”。因为按照日本法律，单个公司向一位政治家一次性捐献大笔资金是违法的。检方若进一步清查从麻生矿业获得的是怎么花的，都给过谁，只怕吉田想全身而退都难了。因此，吉田茂才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求绪方竹虎无论如何要“逼”犬养健行使指挥权。
虽然舆论一致谴责，保守三党中，左右两派社会党和改进党、日自党内的三木武夫、鸠山一郎、河野一郎等人也积极推动倒阁，但这几派力量缺乏统一的协调，又都想掌控倒阁后的政治主导权，结果反而一时无法形成足够推翻吉田内阁的合力。例如，4月23日参议院通过《关于对政府不当行使指挥权进行警告的决议》后，24日左右两派社会党由于日自党联合提出了对吉田内阁的不信任案，最后却由于日自党内有20多人因为担心倒阁后政权落入左翼社会党手中，改投反对票而未能通过。
转折点出现在1954年8月10日。个性鲜明、此前已因政治施压逼迫NHK停播讽刺自己的varity“星期日娱乐版”节目而得罪了整个媒体界的吉田茂在首相官邸举行的自由党支部长会议上公开回应了社会舆论的质疑，这段讲话的录音随后被NHK获得并播出。吉田的讲话从“政界安定”开始，阐述了自己对组建新政党、保守政党力量统合（保守合同）等问题的看法，对社会党、日自党等政治力量试图倒阁的现状提出了严厉批评。讲话还有大量涉及造船业集体行贿案中行使指挥权的内容，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两个：
1.政府是基于理想和信念才行使的指挥权，与贪污、渎职、包庇根本扯不上关系。当时国会正在讨论几个重要法律，事关日美同盟关系能否进一步巩固，进而关系到二战后日本的复兴大业。为何非要逮捕佐藤干事长不可呢？很多人给自由党捐款，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出于对政治家的支持，匿名捐款也不难理解。正因为如此，政党的会计账本本来就是不完全的。
2.检察机关是冲击民主原则和政党政治的破坏者。逮捕，由于事关基本人权，其运用必须极其慎重。英国革命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权、自由而发生的。如果还未收集到足够证据就逮捕当事人，政府维护公民人权、自由的能力就会被质疑。（检方）未充分理解保护人权这一战后和平新宪法最为重要的原则，才会轻率地提出逮捕请求。换言之，就是对那些仅仅存在嫌疑的当事人（佐藤荣作）就已经提出了逮捕的要求。检方提出的“没能逮捕当事人，造成收集证据困难”的说法，更是闻所未闻。如果真如检方所要求的那样（逮捕佐藤），今后将不会有人愿意担任党的干事长，不会有人愿意给政党捐款，从而破坏日本的政党制度。作为一个政党，当然要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才行使指挥权。关于这一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对于政府来说，无需考虑报纸等媒体上近似于开玩笑的流言蜚语，而应按照法律规定的使命，在必要时行使指挥权。
应该说，作为首相的吉田茂，在如此敏感的时刻发表这样“激烈”、经不起推敲的讲话是不合适的。就连很多自由党人都认为，未事先准备讲稿的吉田茂表现不好，必将引发更大的反对浪潮。事实也是如此，媒体和非但没有接受吉田茂的所谓“解释”，反而称之为“吉田暴言”。民众普遍的反应都是“原来违反《政治献金规正法》的犯罪行为在吉田首相眼中竟然是理所应当的”，“自由党作为执政党，其内部资金管理竟然这么乱”，“看来我们的《政治献金规正法》还极不健全，必须进一步修改完善”，“检察机关敢逆龙鳞，对执政党的财务情况进行清查，才会遭到迫害”，等等。“吉田暴言”也为在野党和自由党内反对吉田的势力提供了最好的“标靶”，就连自由党重量人物、众议院决算委员会委员长田中彰治也与在野党的议员一道，对吉田茂的此番发言，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面对吉田批评的检方也不甘示弱。1954年9月6日，佐藤藤佐总检察长在众议院作证时明确表示，造船业集体行贿案中，法务大臣行使“指挥监督权增加了搜查的难度”，吉田首相对检方的批评完全是污蔑之词。但他并没有具体说明法务大臣行使指挥权如何对搜查构成了障碍，检方在新的法务大臣加藤同意逮捕佐藤荣作后为何无法继续搜查取证工作。因此后来也有喜欢翻案的日本学者引述当时隶属于检方调查团队的井本台吉、神谷尚男、栗本六郎等人的证言认为，佐藤所领导的检察官根本就没有获得足够的证据来逮捕佐藤荣作，犬养健行使指挥权叫停逮捕请求，实际上给了检方一个体面下台阶的机会。而检方调查佐藤等人，其背后的政治斗争意味更浓（鸠山派反对吉田派）。当然，这是2009年左右出现的观点，1954年的时候可没有人这么想。佐藤藤佐总检察长在国会作证后，群情汹汹的众议院随即要求质询吉田茂和犬养健。吉田茂不愿意面对群情激愤的国会议员，但按照《日本众议院证言法》的有关规定，以不充分理由拒绝出席作证是违法的。为此，吉田想出了一招——长期出访。他宣布，将于9月中下旬出访欧美7国，目前出访的准备工作非常繁忙，无法抽出时间到国会接受质询。作为反制，国会众议院决算委员会通过了将以“不充分理由拒绝出席作证”名义控告吉田茂的决议。
政局乱象丛生，吉田茂的自由党和其他保守力量争夺激烈。日本的资本家和右翼资深政治家都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意识到，“造船业集体行贿丑闻”持续延烧已经使国民十分不满，吉田内阁极有可能难以为继。如果不迅速结束目前右翼多党分立，内斗不止的情况，一旦吉田内阁垮台举行总选举，政权就可能落入左翼社会党手中。而这，无疑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保守政治势力合并，最关键也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谁来当新的党主席。自由党主流派主张，新的党主席应该由公选产生，而改进党则坚持认为，保守政治力量合并的前提是吉田茂从政界引退，公选新的党主席可以，但是吉田茂不能成为候选人。在自由党内部，围绕这一问题也产生了激烈的分析，反对吉田茂的鸠山一郎、石桥湛山、岸信介等人自不必说，就连隶属于主流派的实力人物——绪方竹虎也与吉田茂的心腹“好学生”池田勇人存在竞争关系，自由党主流派“吉田—绪方—池田”三足鼎立的联合阵线内部出现了难以察觉却非常严重的裂痕。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势下，各派都展开了合纵连横的大游说，希望能够掌控合并后新党的主导权。
1954年9月14日，吉田茂与改进党的芦田均会谈。会谈结束后，芦田均向媒体记者表示“此次会谈给我的印象是，吉田首相出访回来就将从政界引退”。9月16日，鸠山一郎与改进党总裁重光葵会谈，商定将在成立新党的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岸信介、石桥湛山与改进党松村干事长、日自党最高顾问三木武吉等人。9月21日，认定己方已占据上风的岸信介、石桥湛山、芦田均等人宣布，原有的“新党结成促进协议会”改名为“新党结成准备会”。面对这样一种不利的局面，自由党采取的是要求全体党员加入准备会的“掺沙子战略”。
9月26日，吉田茂从羽田机场乘机出访，开始了他历时53天的欧美之行。登机前，吉田茂对记者表示“此时此刻让我念念不忘的就是政局的安定”。之所以选择在如此敏感、关键的时刻长时间出国访问，除了回避去国会作证的尴尬，笔者认为，吉田茂还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为自己的从政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吉田本人是外交官出身，七年首相生涯中有五年兼任外相，并曾以善于和麦克·阿瑟等人打交道而著称。如果真的从此退出政坛，在此之前访问欧美各国，与各国元首会谈，不失为体面的告别。第二，寄希望于外交方面的成就能够挽回局面。这是有历史依据的，1951年9月，吉田茂内阁与美英等国签订有损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利益的旧金山和约后，其民意曾一度达到58%，是历史最高点。如果此次出访也能够实现大的外交突破，挽回民望亦未可知。
然而，掌握日本经济命脉的资本家们已经无法继续忍受由于吉田茂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所导致的“保守力量”分裂、“内讧”的局面。1954年10月7日，“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藤山爱一郎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下称经团联）副会长稻村甲五郎等5位经济界首脑举行会谈，会谈中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吉田茂首相“圆满”地从政界引退，才能实现保守力量加速整合，短期内稳定住政局的目标。10月13日，经团联召开临时总会，总理事樱田武提出，当务之急是以强大的政治力实现政局的迅速安定，与会代表也一致同意此观点。次日，经团联会长石川一郎在大阪召开的恳谈会上，重申了樱田武的观点。10月16日，经团联稻村副会长一回到东京就明确提议，经济界联合发表一个要求迅速实现政局稳定的共同声明。
很快，其他几个重要经济界代表组织也采取了与经团联一致的立场。1954年10月20日，经济同友会全国大会发表声明表示，“如果保守各党不能够超越本党派利益（行事），则民主政治就将面临危机，必须赶紧签订保守合同（指保守政治力量的统合）”。10月22日，“日商常议员会”在决议中指出，“目前阻碍日本经济复兴与独立的最大祸根就是政治家的纷争和政局的动荡，希望保守各党派能够早日结成拥有清廉的新政党，通过强化政治领导力，帮助日本度过经济危机”。
作为资本家的政治代表，经济界的一致反对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吉田茂内阁的“死刑”，也迫使鸠山一郎等人抛开“成见”，加快组建新的可以与自由党抗衡的政党。11月24日，就在吉田茂回国后的一个星期，改进党、日自党以及从自由党脱党的鸠山一郎、被自由党除名的石桥湛山等联合成立了“日本民主党”，鸠山一郎出任总裁。12月6日，新成立的民主党与左右两派社会党联合提出对吉田内阁的不信任案。对此，吉田茂本想再次使出“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的“杀手锏”。但绪方竹虎等人极力反对，他们深知，在目前自由党与民主党对抗激烈，而左右两派社会党不断调整立场差距，越走越近的情况下，解散国会选举，社会党极有可能取得政权，这是自由党和民主党共同的“金主”们所不乐见的。12月6日晚，在首相官邸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绪方竹虎对吉田茂表示，“如果你强行解散国会，我作为内阁成员将不会在宣布解散国会的文件上签字”。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也劝吉田茂辞职，并明确表示，“罢免副总理解散国会几乎不可能”。12月7日，曾经5次组阁、担任日本首相2616天的吉田茂无奈宣布内阁总辞职。12月8日，自由党在本党“议员总会”上宣布，由各方更能接受的绪方竹虎接替吉田茂担任党的总裁。12月10日，鸠山一郎宣布将以议会多数党总裁的身份组阁。
与此同时，饱受舆论批评，背负“官商勾结”骂名的日本经济界也开始着手“规范”大企业、行业协会向政治家捐款的行为。1955年1月，在经团联副会长植村甲五郎的倡议下，超越个别企业和单个行业协会的“日本经济恳谈会”成立，专门汇集不同行业、企业政治献金，统一“捐”给保守派政党，主要是自民党，以“切断”个别企业和单个行业协会的献金和政治家的“回报”之间直接的关联。经团联原总务部长花村仁八郎具体负责确定各企业、行业所应承担的献金额和比例，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各位，这是确保‘自由经济体制’所交的保险费”。“日本经济恳谈会”成立第一年就募集了1亿多政治献金。献金“一体”化后，保守各党的财源被“统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各党合并也就势在必然了。
在1955年2月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鸠山一郎带领日本民主党大获全胜，共获得185个席位，绪方竹虎领导的自由党仅获112席。鸠山一郎当时提出的竞选口号是“修改宪法”和“恢复日苏谈判”，表面上同时吸取了左右两派政治力量的主张，但究其本质，鸠山本人是一个保守政治家。
至此，凭借与美国关系良好而正逐步形成一派独大局面的吉田茂政治势力由于造船业集体行贿案遭受重创，“油盐不进的‘坏老头’吉田茂”不得不接受与鸠山一郎等其他保守派别妥协合作的局面，日本政坛特别是保守力量内部也因此再次剧烈调整。日本政治学界通常将自民党为首的保守政治力量划分为两大派：吉田茂—田中角荣派和鸠山一郎、岸信介—福田赳夫派。如前所述，这两大政治势力虽然都对战后和平宪法不满，但是其具体主张却有很大区别，吉田茂所奉行的是经济建设中心主义，主张通过经济复兴而不是重建国防力量，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岸信介等人则更为右倾，主张全民追随美国的霸权主义，对重新武装日本的兴趣更大。造船业集体行贿案后，吉田茂派政治势力遭受重创，虽然后来继承了他衣钵的佐藤荣作、池田勇人和田中角荣等又重新当选了首相，但无疑更为右倾的日本政治势力通过造船业集体行贿案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成为日本政坛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对于中国等亚洲进步力量来说，这样的一种趋势是不为我们所乐见的。
不过，当年牵头制定日本战后宪法的查尔斯·凯迪斯等人也早就预想到了这帮日本右派政客不会“消停”。该宪法第9章第96条规定，要想修改宪法可以，必须半数以上国民同意，以及参众两院2/3的多数通过。鸠山一郎清楚，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所谓的“保守和同”，既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大联盟才可能实现，三木武夫更是亲自出面说服各方力量同意“合流”。对于这样的主张，自由党新总裁绪方竹虎也采取了积极配合的策略。1955年10月，左右两派社会党召开统一大会，宣布重新合并，由铃木茂三郎出任新的社会党总裁。一个月后，民主、自由两党合并，自由民主党正式诞生。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社会党等反对党牵制有余、夺取政权没戏的“1955年体制”由此诞生。
为避免出现大家为争一个总裁职位而打得头破血流的情况，双方商定，在合并后的自由民主党内实行集体领导，绪方竹虎、鸠山一郎、三木武吉、大野伴睦4人共同出任“总裁代行委员”。意外的是，1956年1月28日绪方竹虎猝死（终年64岁），两雄争霸的局面消失。当年4月5日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鸠山一郎顺利当选自民党首任总裁。由于自民党将国内主要的保守力量派别都集中在了一起，所以虽然没有能够凑出修改宪法所必需的2/3以上的议员席位，但确保国会席位过半还是问题不大的。这样一来，就确保了保守政治势力在战后日本长期执政的稳定局面。
再来看吉田茂本人，因为造船业集体行贿案黯然辞职后，他就淡出了政治舞台，此后再无过多的“表演”，只是他的门生们一个个入阁拜相，其影响力也因此延续下来。例如，在造船业集体行贿案中逃过大劫的池田勇人曾于1960—1964年任日本首相。接替池田的，恰恰就是同案中的难兄难弟佐藤荣作，佐藤荣作执政7年多（2798天），是日本战后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他们执政期间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可以说，日本经济腾飞的黄金期，这两位功不可没。总体来看，吉田茂所确立的“对美关系优先”和“发展经济优先”原则被后来的日本历任首相所继承。他还曾经在美国以“反 共”著称的国务卿杜勒斯要求日本重新武装之时，以这会像“让瘦马拉大车”拖垮日本国力从而妨害日本经济的复兴为由采取了消极的立场。2006年9月初，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发表了关于战后首相评价的网上民调结果，吉田茂得票44%，位列第一。
九、对造船业行贿案的反思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造船业集体行贿案都可以说是一个存在严重瑕疵的反腐败事件。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有两位被调查人死亡。一个是石川岛播磨重工公司的员工，另一个是日本运输省的一名课长辅佐（相当于中国的副处长）。到底他们是自杀的，还是被人灭口的，最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在被犬养健叫停对佐藤荣作的逮捕后，本案完全成了一个“夹生”的案件，对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人的调查停顿了下来。为了澄清自己，池田勇人还把美国人也扯了进来——他声称1953年10月作为吉田首相私人特使访问美国时，将受贿收的钱都作为私人礼物送给了美国主管防务的副国务卿罗伯森特。本案更大的问题是将检察权直接受制于行政权力的现实赤裸裸地摆在了老百姓的面前，这对于日本反腐败机构树立威信和信誉，是相当不利的。
司法独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重大的话题，在这方面，著名学者，重要司法官员的论述都已经十分详尽完备，笔者不想在此过深涉猎。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现代法治要求检察官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能够独立地行使侦查和起诉权。行政权力直接介入个案必须十分慎重，特别是事前或事中直接干预个案的调查或者审判，其舆论影响和政治后果往往会十分恶劣，且负面影响波及的不仅仅某一个或某一些政治家，而将是整个执政党。造船业行贿案中，作为内阁成员的法务大臣犬养健，没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秉承上意”，在个案上直接干预司法检察权，虽然他的这一指挥权于法有据，但对于日本检察权的正当性、权威性的损害仍然显而易见。如果这样的情况不断出现，日本老百姓将会彻底对国家司法公正性乃至整个政治体制丧失信心。一些日本学者至今仍将此案看作日本政治史上的一大污点。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日本的历任首相屡屡因腐败丑闻被调查、被逮捕，那些受他们“恩惠”，被提携入阁的法务相却再也不敢“叫停”调查的原因。这在极其强调所谓“恩情”、“义理”的日本政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犬养健因此成为日本战后独一无二曾行使“指挥监督权”干预个案的司法大臣；日本检察官才能拥有了一个相对较为宽松、独立的执法环境；东京地检特搜部也才能成为日剧中“所向披靡”的英雄。
如果现实完全不是这样，检察官完全是行政权力的附庸，让你查你就查，不让你查马上走人，那电视剧还会有人看吗？2010年日本在我国钓鱼岛领海撞船抓人，并非法拘留我国船长，送交检方，要以违反日本“国内法”起诉，但不久又宣布将由那霸地方检察厅出面放人。9月24日这个消息一公布，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就赶紧出来向记者表示，这是那霸地检的判断，（政府）只是“知道了”而已。柳田法务大臣也赶紧澄清：“作为法相，没有援引检察厅法第十四条行使指挥权的事实”。可见，直到今日，日本的政治家依然视发动“指挥权”为大忌，极力避免被舆论抨击“行政干预司法”。
当然，实现这一点仅仅依靠政治家的自觉、自律也是不够的。媒体所发挥的监督作用同样不可或缺。后面我们将要提及的田中角荣，就曾在自己深陷洛克希德腐败丑闻时，以本派国会议员支持某某当首相为条件，要求将自己属意的人选安排成法务相，意图给检方施加压力，影响案件的最终结果。1982年11月在中曾根康弘第一次组阁时担任法务相的秦野章就是其中之一，秦野章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检方对田中角荣死缠烂打，甚至在文章中明确表示，如果法院一审判决田中角荣无罪，为防止检察官上诉，他就可能行使“指挥监督权”勒令检方“消停”。
但舆论界似乎早已料到了此事可能发生，很多关于洛克希德案的报道都将田中与秦野章的关系作为关注焦点。著名记者“立花隆”干脆就称秦野章为“危险的法相”。舆论的压力加上党内反田中派的“虎视眈眈”，最终使得秦野章没有敢像犬养健那样行使“指挥监督权”干预检方的行动。某一个政治家，哪怕是一个非常有魅力、有能力的政治家的“落马”，国家可能痛失“贤才良将”，但坚守司法底线，维护的却是日本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效性”的信心。孰轻孰重，不是一目了然吗？任何一个组织或机构的利益都应高于其领导人的前途。假设日本法务大臣经常性地强制个案介入反腐败案件的司法调查，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日本在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名上大受影响倒是小事，造成日本社会整体性的政治危机才是大问题。造船业行贿案最大的作用是让大家明白了法务大臣肆意滥用行政指挥权干预司法个案调查的坏处，从而以惯例的形式几乎废除了这一“恶法”。
理解社会公众对于公权力干预司法个案调查和审判的质疑和不满，对中国的政府官员而言同样非常重要。近年来频频引发舆论哗然的跨省追捕涉嫌诽谤的网民的事件中，我们发现，一边倒的讨伐和批评，已经很少再就事论事的讨论当事人是否构成诽谤，而是对少数官员动用权力，将本属自诉案件的诽谤案转为公诉案件，甚至轻易调动警力“抓人”所表现出强烈不满。最后搞得“跨省”一词，成了互联网上名声最为狼藉的词汇之一。针对这一现象，2009年4月，公安部下发了《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该《通知》指出，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一些群众从不同角度提出批评、建议，是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部分群众对一些社会消极现象发牢骚、吐怨气，甚至发表一些偏激言论，在所难免。如果将群众的批评、牢骚以及一些偏激言论视作侮辱、诽谤，使用刑罚或治安处罚的方式解决，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可能激化矛盾，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借机攻击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司法制度，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根据这一《通知》，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侮辱、诽谤行为，公安机关才能按照公诉程序立案侦查。
总之，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践踏法律的权力越是彪悍，越是肆无忌惮，日后可能的反噬和反抗也将更暴烈，更缺乏理性。社会需要培养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党政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在这方面作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