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987）是钱基博先生诞生100周年，也是他逝世30周年。在各方面人士的关心与支持下，华中师大学报编辑部特出专辑以表达全校师生对于这位著名学者的缅怀敬爱。编辑要我为此写一序言，我却踌躇数日，迟迟未能下笔。因为，在基博先生面前，无论是就年龄还是就学问而言，我都是名副其实的后生小子，何敢妄议前贤。
但是，从1951年到1957年，我与他毕竟是在同一学校与同一系科工作，对于钱老的道德文章、音容笑貌至今记忆犹新。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热爱祖国并以弘扬中华文化为毕生职志的淳朴学者。那些年，由于健康欠佳与说话困难，他已不再到教室上课，但对于学校与历史系的教学、科研与师资培养仍然非常关心，常常给校、系领导提供恳挚而又有益的建议。对于青年教师的请益问难，他也是循循善诱，热情给以指点。不过，那时运动连绵不绝，开会的时间特多，而他又按照老习惯很少参加会议，基本上是独自治学，所以大家见面的机会并非很多。
华中大学由私立改为公立，并且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等院校合并建立华中师范学院以后，钱老出于对国家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数万册图书赠送给学校图书馆，又把大批心爱的文物捐献出来，帮助学校筹建历史博物馆，以后改为文物陈列室正式向校内外开放。我校师生，乃至整个武汉地区的许多中学师生，至今仍然从钱老的遗爱中受到教益。华师图书馆古籍收藏以集部见长，也与钱老的“集部之学，海内罕对”有关。
但是，由于“左”的影响，钱老的学问在他的晚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更谈不上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在1957年，他对党的披肝沥胆的忠直之言也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而且还横遭无可避免的粗暴批判。他逝世于这一年，虽然确实是死于不治之症，但至少在离开人世前的心情是痛苦抑郁的。死者已矣，死者无言。但愿从今以后，千秋万世，中国知识界再勿遭此厄运。
我对钱老的学术水平、社会声望之稍有真切了解，是在1962年秋为研究张謇而到南通一带调查访问以后。所到之处，人们知道我来自华中师院，都纷纷询问钱老晚年的遭遇，并追忆钱老的治学与为人。“大江以北，未见其伦。”我这才知道当年那位以文章经济为全国士流归重的张季直先生，对比他晚生34年的钱基博竟然是如此推重。其实，推重钱老的又何止于江北，我在无锡、常熟等苏南各地，也感受到老一辈知识分子对他的更为深挚的关切。回校以后，我曾将这些情况向校、系领导汇报，希望能对钱老的逝世作若干追念的表示。但这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已经喧腾全国，我所带回的大江南北老辈知识界的微弱呼声，自然很难获取任何积极反应。
只有到现在，即钱老离开人间30年以后，我们才有可能确认钱老在学术上和品格上的重大价值，并且通过出版这本专辑以寄托我们的追念。
关于钱老的学术成就，本辑所收的一些当年受业者的文章已有详尽的评说。我只想说一点，即钱老使我最为倾慕的是他的恢弘学术气象。他自称：“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其学术魅力在于淹博，在于会通以至形成通识。学术境界有高低之分，专而狭则易流于订琐碎之学，唯有博通古今才能成一家之言。
然而浩博又必须有坚实的根基，钱老终生勤学不辍，或精读札记，或反复记诵，积蓄既久，遂能成其宏大。他批评那些浮薄之徒：“略披序录，便膺整理之荣；才握管觚，即遂发挥之快。”强调读古籍必须精研原著，融会贯通，不能只读选本，支离破碎，浅尝辄止。1933年他在光华大学草拟的中文系改革方案，把国学课程分为三大类：诵读学程、整理学程、训练学程，其目的即在于引导青年学者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形成雄厚的学术根底。
但钱老决非是强调读死书，他不断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注意从门径上指点学生，特别是注意方法与能力的训练。他曾结合教学撰写《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老子解题及其读法》，这些书曾帮助不少青年人跨进国学的门槛，至今仍可作为整理与研究古代典籍的参考。
钱老既是一代国学大师，又是诲人不倦的教师。他从就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国文、史地教员开始，历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经学教员及教务长、国立清华大学国文教授、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第四中山大学中国语文系主任、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校务主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中文教授、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华中大学与华中师范学院教授，终身辛勤耕耘于教育园地。
钱老热爱教育，热爱学生，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待遇。在任教无锡县立一小以前，他已经是知名度颇高的文士，曾任苏浙联军、江苏都督府重要幕僚且已有中校军衔，月薪则常在200元以上。当小学教员以后，每周任课24小时，“哓口□音，自朝至于日昃不遑”，任职两年未尝一日旷课，而月薪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20元）。校长颇以待遇菲薄感到不安，钱老则坦然笑语：“君何浅之乎测我也！吾家三世传经为童子师，何所不足于我乎！”据早年也曾在无锡一小与省立三师任教的钱穆先生回忆，当基博先生已成为名教授以后，1923年仍在无锡第三师范兼课，每周从上海回无锡一次，直至自己教的班级毕业为止。
钱老很重视“树立师范”，即注意培养教师的风范。他不仅认真在课堂教学，而且认真进行课外辅导；不仅传授专业知识，而且教导学生如何做人。身教重于言教。他正是用自己的热爱祖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严于律己、讲究操守等等美德卓行，感染与培育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竭生平之所知，勿曲学以阿世。”这是先生的生平志趣，至今也未尝不可作为我们的座右铭。
钱老日与古籍为伍，但思想并非陈腐。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他曾在报上看到一篇题为《欧洲教育最新趋势》的演说词，特别欣赏其中的一段话：“意大利一世纪以来，一方追求国家的统一，他方却期望固有民族文化的复兴。自信无论为现在及将来，再造意国的基础，须建筑于意大利传说（统）之上；因为在过去历史之中，才包含着新时代文化的渊源；想在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以古文化的存在，为保证民族统一和团结的根据。但是他们的重兴古代文化运动，并不是纯粹的复古教育；他们的宗旨，是用现代方法，去实行罗马教育，以现代人的心理，去了解古罗马的精神；就是以历史传说（统）为手段，而以地方环境、时代精神为背景，产生一个现代化的罗马教育，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他用这番话教导光华的毕业生，并且加以发挥说：“诸位，须知道我们光华的成立，就是教会教学的反叛（指反抗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的殖民主义言行――引者），而表示一种国性之自觉；要以现代人的心理去了解古中华民族的精神，想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产生一种现代化的中国教育，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他曾把《中山全书》与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并列为中国维新以来的“三部奇书”。建国以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刚一出版，他即以十天工夫通读全书，着重“观其会通，以籀其成功”，并且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他称赞毛泽东“主义一定，方略万变，所以头头是道，无著不活，而能因祸而得福，转败而成功”，还特别指出：“《实践论》最启发人神知。”这些都说明，基博先生始终是脚踏实地、心口如一地努力跟随着时代潮流前进。
我想，我们纪念钱基博先生，最好的办法是继承他的宏愿与实践他所未能完成的事业。我希望，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都能像钱老所说的那样，在努力引进、消化、吸引外国先进文明的同时，也要以现代的心理、意识与方法去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中辨析找出切合于今日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精神新泉，“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附记］基博先生与钱穆都是无锡人，同宗而不同支，曾同事且相交甚深。钱穆对他极为推重，在《师友杂忆》中称：“然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基博号）。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余离大陆不久，即闻其卒于湖北，惜哉！”
钱穆晚年颇有莼鲈之思。1990年春夏之间，钱夫人胡美琦女士曾致函在我校任教的表妹夫陈盛杰，询问有无可能由华师协助办理回大陆探亲手续。我当时还在校长任内，陈持函相告，我表示一定尽力促成此事，学校有关部门亦均有共识。但未几钱先生即病故于台北新居，未能了却最后的心愿。三年以后，我到台北讲学，曾前往其故居（素书楼）参观，并向钱穆纪念馆馆长谈及此事，均为之惋惜不已。我常自问：祖国大陆知名高校甚多，钱先生何以独选我校作为返乡桥梁。有亲戚可托，固为原因之一；而对基博先生的眷恋，可能亦有关系。
1997香港回归之年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