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近代史研究所得见《萃新报》，有第二、三、四期，缺第一期。第二期系光绪甲辰五月廿八日发行，第三期光绪甲辰六月十四日发行，第四期注明“每月二册朔望发行”，却未说明具体发行时间。
第二期开头刊有该报代派处，凡28处，其中商号、银楼、米行、木行、烟栈共12家，学堂6所，其余10处为个人名义。第三期派报处增加松阳县何元利宝号。第四期派报处又增加开化华埠王德裕堂、永康县应广裕宝号、浦江县恒泰号、汤溪罗埠葆三堂、本邑拦路井成泰宝号等处。说明该报发行量渐增，发行网络亦有所扩大。
第二期“社说”题为《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此文从地球源起谈到亚洲、中国、浙江，再谈到浙东、浙西。点出乡土情结：“我居此东浙之上游，则我又爱浙东上游之处、金、衢、严。”但该文更强调国家观念与爱国思想：“我民族缺点之所在，则不在于无爱乡思想，而在于无爱国思想；不在于无族民资格，而在于无国民资格。救时之君子宜如何祛其爱恋故乡之心，而灌以牺牲祖国之志，使人人具爱国思想乎？宜如何由家族制度而铸为人格结为法团，成一完全统一永世无极之公同体，使人人具国民资格乎？”然而作者也并非贬低乡土情结，只不过是更为强调必须把爱乡与爱国结合起来，并且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说：“美利坚立共和之政体，以十三州之联合而成，然其成也必自十三州中人人爱其州始。……爱乡心者，爱国心之源泉也；族民者，国民之根本也。故我爱中国，不可不爱浙江；我爱浙江，不可不爱浙东上游之处、金、衢、严。”这篇论说还介绍世界局势与中国处境，向处、金、衢、严以至全浙、全国人民发出警告：“帝国主义，咄咄逼人。……欧风美雨，遍遮大陆。其时则甚危也，其势则甚险也。”
第二期“军事界”一栏，刊《少年军》一文，歌颂1848年意大利独立战争。“史传界”一栏，刊登《汽机大发明家瓦特传》。“计学界”一栏，刊登《托辣斯》一文，认为：“夫政治界之必趋于帝国主义，与生计界之必趋于托辣斯，皆物竞天择，自然之运，不得不尔。而浅见者从而骇之，从而尼之，抑亦陋矣。”1904年对帝国主义即有如此认识，堪与杨毓麟等先进人士比美。另外，“实业界”一栏刊登《植物与人生之关系》，“女界”一栏刊登《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均为趋新之说。
第二期还刊有《甲辰年斌新学堂续定学生规约》，所设课程有周官、书经、左传、通鉴、孟子、西史、兵式体操等。显然仍是新旧掺杂。《两浙女子学会简章》则主张禁止缠足，男女平权，婚嫁自主。
本期“附录”有《处、金、衢、严四府调查会之缘起》并附办法体例。略谓：“市町村有调查而后州郡能自治；全国有调查，而后全国能自治。调查者自治之母也，自治者调查之产物也。”这种主张和说法，与东京其他各省留日学生同乡会调查部大同小异，市、町、村之类称呼显系受日本影响。
第三期“社说”题为《劝游学书 敬告处、金、衢、严之少年》，略谓：“去岁京师大学堂派出洋之学生，留欧美者三十人，留日本者二十六人。近如四川新派二百人游学日本，两湖之留学生多至五百余人。即以我浙论，留学于东邦者亦不下二百余人，游学之事亦发达矣。”然而处、金、衢、严去日本者“仅官派学生二三人焉”，去“北京、上海、杭州且寥若晨星焉”，故应奋起直追。本文还反对“科举魔”、“家庭魔”、“生计魔”、“夷夏魔”、“暴弃魔”等妨碍留学的陈旧消极思想。本期“计学界”一栏续刊《托辣斯》一文，申论“托辣斯之利”，亦论“托辣斯之弊”，主张国家对托辣斯进行监督和干涉，并发展托辣斯以与欧美实业界竞争。作者思想颇为通达，立论得体。
第四期“社说”题为《日俄战争之影响于处、金、衢、严若何？》，认为其影响“不出于瓜分、保全之二途”。即以“保全”而论，处、金、衢、严将受影响，为列强利用传教士、领事、商人从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矿权行将外落，内河航权沦丧，沪杭铁路建成后英人将溯浙江而上，日本则从福建越仙霞侵入，英、日竞争日剧，而处、金、衢、严首当其冲。作者主张倡教育，学实业，保利权，以谋抵制。
“学说界”一栏刊《论中国有救弊起衰之学派》一文，主张学习颜元、李□，认为其学说宜于今者有三：一有尚武精神，二有贞固道德，三有实业教育。
“史传界”一栏刊《赵武灵王传》，略谓：“欲使外竞有力，非举其国而为军国民不可。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唯秦与赵。赵之有武灵、肥义，犹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动力在臣，赵之主动力在君。商君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把武灵王比做彼得大帝，颇有创意。
此期还刊有《游学译编》译日报所刊《日清银行之运动》等文，说明留学界各刊之间多有联络，相互呼应。
“附录”调查体例（续前），分地理、历史、社会、实业、学界、政治、时局等6项。其中实业调查包括4类30子目。
甲、物产――动物、植物、矿物、杂物。
乙、农业――山田地总数及优劣、荒田沙地、水利土性、所用肥料、水旱灾侵、桑及鸦片占种地之多寡、饲蚕户口之多寡、畜牧。
丙、工艺――制造物品、工人种类及组织、工艺厂局、庸工本省及外省之数。
丁、商业――输入输出之品类及价值、洋货销数、市场所在及其盈虚消息、盐当及各种大庄号、贸易大小及历年盈绌之比较、货币及汇总之方法、商人之种类及组织、运道、丝茶、鸦片、邮信、电信、民局及驿站之兴废。
从提纲可以看出，对社会调查之期望甚高，但由于是一般号召，缺乏问卷拟订及组织方法，所以收效肯定不甚理想。有关各省皆然，非仅处、金、衢、严也。附录尚有一对联：“问矿权、路权、交通权果翳谁所操纵？慨农界、工界、商务界已为外界所揽持。”亦颇耐人寻味。
《萃新报》1904年6月27日创办于金华，据有关文献记载，存在时间不过两个多月，所以金冲及推断“这四期《萃新报》可能已是全璧”。此刊主要是面向处、金、衢、严四府，在偏僻闭塞的浙东地区开民间办报的风气之先，而其发表的文章则多能与全国乃至世界声息相通。平心而论，它的思想与学识水平并不低于沪、杭乃至东京一般进步刊物，其中少数文章颇有远见卓识，至今读来犹能发人深省。
此刊发行范围有限，言论亦不甚激烈，但即令如此，也难以在严密的文网下存活。陶成章《浙案纪略》对此曾有记述：“《苏报》案之风潮既传入内地，于是金华志士刘琨、盛俊、张恭等亦倡办一报，以谋开通内地之风气，名曰《萃新报》，盖旬报也。有严州学生某，偶携一册至严州府学校，为知县锡纶所闻，进禀浙抚，谓该报出语狂悖，请封禁以正士习。是时，魏兰、陶成章等旅居杭州下城头巷《白话报》馆，得杭城同志报告，即由魏兰函告张恭。逮浙抚下令金华知府封禁，而该报之门面已早改易矣，故此案得无牵。”而此刊反因“《萃新报》案”一词流传于史册。
